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這個決定維護了國家信譽

回憶周總理生前對關係國計民生的糧食問題的教誨，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和十年動亂期間，他辛勤操勞，嘔心瀝血地領導和主持制定了糧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們兩次順利地渡過了困難，走向勝利的情景，使人難以平靜。總理對糧食工作的關懷、指導和他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我們終身難忘。

(一)

新中國建立以後，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恢復，1953年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耕地少、人口多，又是個農經濟，農業生產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國人口計算，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只有288公斤。隨著國家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會各方面對商品糧的需要激增。而農民因改善生活，能夠提供的商品糧反而有所減少，糧食的供求矛盾日趨尖銳。陳雲同志經過反覆考慮和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後，提出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統購統銷政策。這一建議，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支援和讚許。1953年11月，政務院釋出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這是經周總理親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了實行統購統銷的必要性和決策經過，陳雲副總理還作了專題發言。這是一項適合當時我國情況所採取的正確政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1958年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氾濫。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致使我國國民經濟從1959年到1961年處於困難時期，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國家糧食庫存急劇減少，糧食局勢非常緊張。在這個極端困難的時期，周恩來總理統籌全國糧食的全域性，果斷決策，親自抓每一起難度較大的省、市、自治區間的調撥，保證各方面的應急需要，從而使我們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困難。

1958年，糧食工作的一個突出矛盾是對糧食產量逐級虛報浮誇，估產過高，以致上下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高估產，造成高徵購。1958年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公佈的當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7000億斤，比上年增產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糧食預計產量又誇大到8500億斤。全國平均每人糧食佔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國糧食已經過關的假象。1959年繼續受浮誇風的影響，糧食產量各地上報到一萬億斤。當時周總理明確指出，產量沒有那麼多，有虛數。後來，落實的1959年糧食產量僅3300多億斤，只有原估產的三分之一。在高估產的影響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糧食徵購佔到產量的35.3%，其中1959年達到39.7%(正常年景一般佔20%多)，超過了農民負擔的能力，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

1960年秋，全國當年產糧數字暫時搞不清，有些放過“衛星”的人又不肯承認糧食少了，一時眾說紛紜。糧食部預計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2800多億斤(年終實際數2870億斤)，缺糧的問題十分嚴重。糧食部黨組經過慎重研究以後，如實報告周總理。他明確表示：農業生產的情況如何，可以各說各的，但全國糧食收支計劃必須按糧食部門的數字安排。總理還把北方各省的負責人和一些縣、社的基層幹部，一併請到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瞭解農村的實際情況。會上，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研究後，提出了全黨動員，發展生產，控制消費，低標準、瓜菜代，艱苦奮鬥，渡過暫時困難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周總理還指示，每月要召開一次北方糧食廳局長會議，主管農業的中央負責同志要聽取彙報，親自部署，精心安排。會後，中共中央發出了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為了核實糧食產量，合理安排糧食的購、銷、調指標，總理同意並支援了糧食部提出的對全國農村生產隊的糧食實行過秤入倉的辦法。透過對1960年產量的逐步核實，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了。1961年以後的估產就比較接近實際，並留有餘地，這對合理安排糧食購銷和調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躍進”中刮“共產風”，農村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讓農民在食堂吃大鍋飯，加劇了農村糧食緊張的矛盾。1960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同志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30斤稻穀(折糧21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鵬同志將瞭解的情況報告周總理，周總理很重視，指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並讓童寫信給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視。之後，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先後親自到農村調查，向黨中央反映社員普遍不贊成辦公共食堂，“供給制”害處很多。到1961年夏收後，全國各地根據廣大群眾的要求，普遍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口糧分配到戶，社員都高興地回家做飯吃。

1959年，國內糧食緊張情況已開始露頭。這一年的春天，在國務院會議廳討論當年外貿進出口計劃時，正式開會之前，趙發生同志同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糧食合適，兩人爭論得比較熱烈。總理一進門就問，你們在談論什麼？趙發生同志講，外貿在表上列的出口糧食數，我們認為多了。總理當即表示，不用爭了，定下來吧!為了償還蘇聯債款，維護國家信譽，自己有點困難，另想辦法克服。為了保持中國人民的志氣，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帶領我們節衣縮食，如期還清了蘇聯的債款。

1960年底，糧食緊張情況加劇，估計到第二年春青黃不接時，糧食情況將更加嚴重，總理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志曾反覆研究解決辦法。陳雲同志提議，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總攬全域性的總理權衡利弊得失，毅然決定進口糧食。在總理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決定，增加糧食進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這佔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在國家的糧食排程上卻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減少產糧區的調出，又可以保證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還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1961年，總理出差到東北，看到東北糧食困難，提出向蘇聯交涉，從遠東借20萬噸糧食，隨後從進口糧中歸還。這樣做了，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四川省原是糧食調出省，1958年大鍊鋼鐵，上了500萬人，產量減少，又調出部分糧食，造成糧食緊張。總理瞭解這種情況後，立即指示：停止外調糧食，由省裡內部自己調劑。1962年初，四川糧食告急，總理知道這個情況後，心裡難過，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總理把李先念、陳國棟和楊少橋同志找到他的辦公室，要大家算算賬。經過計算，總理決定在當年二季度調給四川糧食2.5億斤，使他們順利地渡過春荒。

(三)

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周總理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裡，周總理就有關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總理十分關心糧食情況，及時閱看糧食報表，他親自一張一張地審閱糧食計劃表，精心計算糧食的安排。從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現仍儲存的32張報表中，總理的筆跡計有994處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總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註數字70處，批註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總理的手跡。這些報表，現已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由有關部門妥為儲存，它生動地記載了總理在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渡過糧食難關，安排好各地的糧食調撥，通常搞三道“防線”：先由糧食部長和地方協商；然後是主管財貿工作的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面商談；最後請國務院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調撥計劃也由黨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度調撥計劃也都由黨中央通知各級黨委執行。對糧食調撥計劃的執行情況，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先後主管調撥工作的楊少橋、趙發生同志，經常向黨中央、國務院口頭彙報，同時每句(有時每五日)報送糧食調撥情況表。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開支的專項用糧，頭緒繁多，原來的糧食報表已不適用。當時，周總理親自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瞭然地反映出省間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情況。一直到現在，仍然使用這張表式安排中央糧食收支調撥計劃，檢查執行情況。

為了研究糧食問題，當時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同志一個禮拜要去總理那裡好幾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時從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鐘，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二三點鐘才去。當時向總理彙報工作，一般不準帶助手，有時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長。楊少橋同志曾經同陳國棟同志一起去向周總理彙報糧食情況，總理請楊少橋打算盤，他自己用筆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項又一項，庫存多少？每月銷售多少？夏糧下來能增加多少？可調出多少？糧食存放在哪裡？運輸方便與否，等等。我們的總理，實際上是糧食排程的總指揮。

為了保證城市人口口糧最低限度的供應，1960年中央決定，除井下、高溫、高空和擔負重體力勞動的職工外，城市人口每人減少一點糧食定量。對城市統銷，除火車、輪船、飛機上的用糧仍免票供應外，城市的飲食行業、糕點和其他糧食製成品，採取憑糧票供應的辦法。當時，北京只有少數高階飯館高價銷售和供應外國人用餐不收糧票。1961年，糧食形勢更加困難，為了減少糧食銷售，曾經設想對乘坐火車、輪船、飛機的旅客用糧，印製一種專用糧票，憑票供應，這可以節約糧食7500萬斤。對於這個方案，周總理經反覆考慮，認為國家雖然有困難，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煩。況且，火車、輪船、飛機上的外賓、華僑也較多，憑票供應，數量不大，影響不好。後經國務院會議決定，否定了這個方案。

總理十分關心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在糧食緊張情況稍有緩解時，他立即提出，要從煤礦工人開始，對高空、高溫、井下、水下等重體力勞動者給予糧食補助，之後又提出對高階知識分子、十七級以上幹部分別補助少量肉蛋和黃豆，以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生活需要。我們的周總理，關心人民、愛護人民，做到了無微不至。

(四)

周總理對糧食工作的決策正確、果斷，與他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到總理那裡去開會，不讓帶助手，也不許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的概念。如果不懂裝懂的，還會受到總理嚴厲的批評。周總理博聞善記，掌握著許多具體情況和資訊數字。他要求我們講真話、辦實事。一次，總理請李先念同志、陳國棟和楊少橋同志商量糧食調撥計劃，談到夜裡11點，他說，你們先回去休息吧，這個計劃表今晚要弄好，一會兒讓你們計劃司長來就可以。說完總理又忙於其他政務。當計劃司司長周伯萍次日凌晨將這份材料送到總理辦公室時，總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顧通夜勞累，仔細審查了這份材料，連每一個附註都同周伯萍同志討論一遍，然後才同意印發。1961年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有一次，總理同我們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糧食調撥安排，排出表格，數字相加，發現有5000萬斤差數不能平衡，一時查不出原因。總理戴上老花眼鏡，在表格上，一個省一個省地核對，一筆一筆地計算，過了一會，總理問；“當時研究調出時，給浙江省加上5000萬斤，加了沒有？”原來問題就出在這裡，是我們漏記了。當即，加上這筆數，一打算盤，平衡了，這才鬆了一口氣。總理辦事認真，工作細緻，待人平等，和藹可親，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糧食工作，總理不僅從宏觀上加強管理和決策，還十分注意糧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現在糧食部門執行的糧食年度，就是1962年總理親自定下來的。當時的糧食年度是從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麥在6月即開始入庫，正好跨了兩個糧食年度。總理說，這個辦法不合理，應當改一下，要讓當年生產的糧食當年就應該能用上，這是個原則。經反覆研究，糧食年度改為從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這樣，北方最晚的莊稼已收割入庫，南方最早的糧食還未收割，可以做到當年生產的糧食，當年使用。這雖然是個具體問題，但牽涉面很廣，各省過去的統計概念和數字都要重新改過。周總理把這件事向毛主席彙報並徵得同意後，親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佈。還有許多關係到糧食調運的工作，周總理也親自過問。1961年，全國在調糧過程中，因運力不足，遇到了許多困難。此事向周總理彙報後，總理即與外貿部門打招呼，迅速進口了1200多輛汽車交給糧食部使用。從此，糧食部門成立了汽車總隊，大大增加了中央機動運糧力量，在糧食供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以身作則，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陳國棟同志到國務院開會，到吃飯時會議完不了，經常同總理一道吃飯，主食是窩窩頭、饅頭，有時有點麵湯，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時裡面有點粉條。有一次，總理在自己家裡同李先念、陳國棟、楊少橋4人討論糧食問題，到了中午，鄧大姐招待他們吃飯，也是四菜一湯，而且盤子也不大。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們口糧中的紅薯幹頂糧的比例過大。周總理決定，把薯幹調到北京，適當搭配供應，他自己帶頭在家裡吃起了薯幹，並讓各地來開會的幹部也嚐嚐薯幹味道。

1965年冬，周總理又親自抓北方缺糧省的農業生產。根據中央確定的方針，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決定，成立各省市抓農業生產的領導小組，組織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領導同志共同進行調查研究，瞭解生產情況，及時解決問題，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周總理親自擔任北京領導小組組長，譚震林同志任山西領導小組組長，河北組的組長是廖魯吉同志，河南組的組長是陳正人同志等。在總理親自主持下，對北京市農業生產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多次的瞭解和研究，制定解決辦法。總理還親自召集和主持會議，由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和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等同志，各省市領導小組的負責同志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共同研究各省、各組的情況和問題，並及時確定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這件工作，總理一直抓到1966年的春季。

(五)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動亂持續10年，國民經濟又陷入混亂。這一時期的糧食工作，又受到嚴重影響。我們的周總理，站在戰鬥第一線，主管全面工作，力撐危局，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給我國經濟造成的損害。

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正值夏收、夏種、夏管季節，北京市各縣領導已陷於癱瘓，沒有人抓工作。總理和李先念、譚震林以及北京市的領導同志決定，從國務院農業口和財貿口的各部中，每部抽出1名副部長、30名幹部組成“三夏”工作隊，分別派到北京市的各縣去抓三夏工作。

1967年1月，在席捲全國的“奪權”動亂中，國內政治形勢十分混亂。針對這一惰況，總理每次在接見群眾組織代表時總要講，業務大權是中央的，不能奪。總理從2月起一直講到4月，在總理的關懷和堅持下，我們雖然白天挨批鬥，晚上回來還是抓業務，保持主要業務工作不中斷。到8月，軍代表進駐國務院各部，負責全面工作，老幹部都靠邊站了。總理指示，軍代表抓運動，要指定一名部長抓業務；要抽出專人成立業務班子，保證工作正常運轉，不停頓；同時各部還要成立值班室，晝夜值班，做到上情下達，不貽誤工作。當時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還向我們傳達了總理的意見，“要趙發生同志抓業務。”在總理的指示和支援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糧食部門建立起抓業務的班子。糧食部也組織了20多人的小班子，處理日常業務工作，保證按時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

在“奪權”動亂中，周總理非常擔心糧食工作出問題。1967年5月，周恩來同志親自接見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夏季糧油徵購會議的全體代表。代表中有糧食部門的領導幹部，也有群眾組織代表。他除了詳細地詢問各地上一個年度糧食徵購任務完成情況和當年夏糧年景外，還諄諄告誡與會的糧食部門群眾組織代表，你們當了權，不能驕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周恩來同志還針對當時有人把一些正確的糧食方針、政策、規章、制度都當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的東西橫加批判的問題，進行過發人深省的嚴肅批評。他說：是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分水嶺要從形勢和政策實質去分析，不要從一件事去看，不能把問題簡單化；不要一看到物質，就說是物質刺激，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同志還指出，只憑一句話，就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是不行的；必須把當時情況弄清楚，要分析，不要輕易下結論。要認真地把17年的財經政策完整系統地加以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項具體政策。他還針對當時有人把獎售政策當作物質刺激批判，並提出要取消這一政策的問題時說：過去的獎售政策是需要的，今後要逐步改過來，超產超購可以少一些，獎售可以少一些，逐步減少，一下子取消會失信於民。他還囑咐與會的糧食部門的領導幹部：要實事求是，把問題搞清楚，要用幫助的態度去作些解釋。

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每當糧食收購季節。在周恩來、李先念等同志的安排下，由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組織有關部門，派出若干糧食工作組，深入重點地區，瞭解情況，幫助糧食部門進行正常的業務活動，以保證按計劃完成糧食徵購入庫任務。在總理的影響下，各省、市、區的領導同志對糧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周恩來同志這樣不辭辛勞地抓糧食工作，是當時穩定糧食局勢的中流砥柱，激發了廣大糧食幹部和基層職工不懈的工作熱情。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糧食緊，國家外匯也不寬裕的情況下，總理提出了糧食進出口“以出養進”的做法。1967年10月，周總理在接見全國糧食會議代表和1969年8月接見全國農機工作會議代表時都談到：透過進出口，可以調劑糧食品種，增加儲備，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換回二倍小麥。糧食、外貿部門通力合作，執行總理“以出養進”指示的結果，多得了糧食，又賺了外匯，一舉兩得。1971至1976年進出口相抵，國內增加糧食187.33億斤，還給國家增加外匯收入7.27億美元。十年動亂期間，許多業務會議都無法召開，而全國糧食會議，每年都照常進行，年度糧食計劃和政策，都經會議討論後及時作出安排。這動亂的十年，我國糧食局勢得以保持基本穩定，靠著周總理的堅強領導和精心籌劃。

1972年初，全國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突破800億斤。同年11月，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週總理敲響警鐘，首先指出“三個突破”將給國民經濟帶來很不利的影響。同時，鑑於非農業人口也增長過快，總理指示公安部門參加糧食會議，研究聯合把關，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在總理親自過問下，以後幾年職工人數、工資、非農業人口，糧食銷量的增長速度都明顯地緩和下來。

十年動亂期間，許多地方出現片面強調抓糧食，忽視經濟作物的傾向，棉、油、糖的生產都呈下降趨勢。1970年國務院召開全國棉花生產會議，總理在會上講，要提倡糧棉雙豐收，要保證棉農口糧不低於鄰近產糧區。那幾年，為了發展棉花生產，總理決定，以國務院名義，每年派出棉花工作組，到主產棉區幫助工作，從播種到收購，一抓到底。

總理還十分重視油料生產的發展。1970年10月國務院召開了北方農業會議，邀請了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12個油料重點省的負責同志，專門座談油料生產和分配中的問題。1971年3月和1974年底，分別召開了棉、油、糖和棉、油、糖、煙、麻生產會議，對經濟作物的生產作了全面部署。在兩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接見會議代表時，對油料生產作過很多重要指示。總理說，油料產區要努力多作貢獻，一般產區要做到食油自給，要在短期內解決吃油問題。油料的品種多，各省都要向這方面進軍，南方山區多，木本油料不與糧食爭地，可以多發展。在1974年的棉油糖煙麻會議上，總理問到油橄欖的試種和發展情況，因為平時沒有抓，我們未能當即答覆出來，就連夜間有關幾省電話聯絡，問清情況，第二天清早我們把所瞭解的情況報告了總理。他聽了表示滿意。

總理經常督促我們執行毛澤東主席藏糧於民、藏富於民的指示。三年困難剛過去，在1963年提出，農村要建立集體儲備糧。國務院決定，把國家儲備糧列入年度糧食收支計劃。從此，國家、集體的糧食儲備逐年增加。還決定由國家基本免費代生產隊保管儲備糧的辦法，使國家糧食儲備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線。

1968年11月8日凌晨，總理接到毛主席對安家堡貧下中農管理商業的批示後，親自打電話給先念同志，請先念同志通知商業、供銷、糧食等有關部門，當天下午3點到總理辦公室研究這個問題。總理講：糧食可以分一部分給農民管。他提到了陝北在三年解放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曾在農民家裡看到有3缸糧食、1缸酸菜，感到寬慰，不然怎麼能打三年半。在1969年糧食部召開的糧食工作改革會議上，趙發生同志傳達貫徹了總理有關糧食工作的五點指示，強調每個社隊要增產糧食，要增加儲備，藏糧於民。討論後，還整理了一份紀要報送總理看。總理改了一個字，並每句劃了標點，表示同意。

我國的人口增長情況與糧食問題直接相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50年代總理就十分重視計劃生育工作。在大中城市和一部分省、自治區抓得很有成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計劃生育工作受到干擾，人口自然增長率普遍回升。那幾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以千分之二十六七的速度上升。1972年總理再次指示要抓好計劃生育工作。1973年7月16日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到1976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由1972年的千分之二十二下降到千分之十二，成績很大。

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了，每當回顧他親自抓糧食工作廢寢忘食、日夜操勞的情景，感人淚下。我們從事糧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繼承總理的遺願，兢兢業業地抓好糧食工作。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