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
1931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周恩來當即佈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大轉移。
向忠發從他在法租界善鍾路上的居所搬了出來，住進小沙渡路上週恩來的居所。他同居的女人楊秀貞與任弼時的夫人陳瓊英一道被安排住進靜安寺邊上的旅館。一切做得天衣無縫，悄無聲息。但暗流卻在地下湧動。
顧順章在南京聽到他原在紅隊的助手陳蓮生講,沒抓到周恩來與向忠發，隨即吩咐陳蓮生再去上海，將由他安排的在向忠發家幫傭的小廣東抓了帶到南京來。顧順章問小廣東：你曉得楊秀貞去哪兒了？小廣東答不知道。顧順章問：那你曉得有什麼辦法找到她？小廣東想了下回答：先生給太太做了身旗袍，料子很考究的，送到蘇廣成衣鋪，但還未縫好……
顧順章知道楊秀貞喜歡漂亮，又很節儉，她一定會去拿這件旗袍。他吩咐手下將小廣東軟禁起來好吃好喝，又吩咐陳蓮生帶幾個人到上海，24小時盯著同樣在善鍾路上的蘇廣成衣鋪，等楊秀貞露臉，只要找到楊秀貞，一定能抓到向忠發。
幾個星期以後，楊秀貞果然在蘇廣成衣鋪露臉取走了旗袍。
密探從善鍾路蒲石路一直跟到靜安寺，一不留神將楊秀貞跟丟了。顧順章將陳蓮生臭罵一頓，叫他一定派得力助手將靜安寺附近的幾家車行都控制起來。他知道，向忠發來看楊秀貞一定會在車行裡要計程車。
此刻上海已很不安全，周恩來已在安排將向忠發轉移到中央蘇區去。當交通路線安排妥當，已臨近6月下旬。
向忠發同意去江西瑞金，但一定要和楊秀貞再見上一面。周恩來答應了，但關照他一定不能過夜。
6月21日下午，向忠發匆匆趕到靜安寺邊上的旅館，見了楊秀貞。他沒有遵守對周恩來的承諾，住了一夜。
6月22日上午9點許，向忠發走進靜安寺對面的英國人開的“探勒汽車行”要車，被車行會計葉榮生認出來了。他在中華互濟會工作過，聽過向忠發的報告。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來人左手只有4個手指，向忠發年輕時當水手，賭博成癮，為戒賭而砍去一根手指。
向忠發見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沒走幾步，即被暗探與巡捕抓獲。
1931年6月23日《申報》刊登遠東社訊息：“向忠發共黨首領，於昨日上午九點三刻在法租界善鍾路被捕，當送嵩山路捕房，旋解盧家灣政治部。聞警備司令部以該犯為共黨首領，刻已派員提引。”
據活了110歲的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黃慕蘭在晚年發表的自傳《黃慕蘭自傳——最美紅色女“特工”親述》一書中說：
1931年深秋一天的下午4點光景（向忠發被捕在6月22日，應為初夏——筆者注），她與大律師陳志皋在東海咖啡店喝咖啡，陳從好友、時任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譯曹炳生那裡獲悉了向忠發被捕的訊息。曹還說了句：這個傢伙真不中用，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黃藉故推託了與陳吃飯看電影，把情況報告了潘漢年，由潘通知康生（當時叫趙容，康生是他去莫斯科後才用的筆名——筆者注），由康生報告了周恩來……
筆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多次採訪黃慕蘭，並在《黃定慧，一個經歷了三次婚戀的奇女子》一文與《上海1931》一書中關於向忠發被捕的這一章節中，都採信了黃慕蘭的這一說法。但從近年來筆者掌握的史料來看，黃慕蘭的回憶似乎有點問題，她至少不是第一個向周恩來通報向忠發被捕的人。
據當時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江蘇省委書記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記載：
6月22日中午，中央政治局正在召開一個重要會議，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胖子”，突然向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耳語了一陣，周恩來大驚失色，匆忙宣佈散會，並對王明講：向忠發被捕了，關在法租界巡捕房。王明講：那要千方百計，全力營救。周恩來讓“胖子”找來潘漢年，讓潘立即拿一個存有5萬銀元的銀行存摺（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買兩套獨居石庫門住宅還綽綽有餘一一筆者注）給楊度，讓他找當時擔任法租界華人董事的杜月笙幫忙：最好能夠保釋，至少不要被引渡。2小時以後潘漢年回來了，把5萬大洋的存摺原數退回。 並轉達杜月笙的話說：抓向忠發的是南京方面直接派來的，現人就在向的身邊寸步不離。租界當局說先要審一審。但引渡不過是個手續問題。
結果，向忠發應該是6月23日凌晨1點過後被引渡至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距他24日凌晨三四點鐘去世不過26個小時。
向忠發被捕後，最先供出的是居住在靜安寺旅館裡的楊秀貞與陳瓊英，當時陳瓊英還帶著一個孩子。陳瓊英被抓後說自己是一個鄉下女人剛剛來上海，什麼都不知道。楊秀貞曉得與他同居的向忠發是共產黨大官，但一問三不知，巡捕打了她一頓，她也沒說，因而周恩來在1972年5月的一次談話中說：向忠發的貞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向忠發在22日晚上又供出自己的住所，關鍵這裡也是周恩來與鄧穎超的住所。此刻周恩來已轉移到英租界福州路江西路口英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在許多傳記作品裡都提到當天晚上巡捕押著戴著手銬腳鐐的向忠發親自來到小沙渡路上的周恩來住所，拿著鑰匙開門而入，結果一無所獲。而在1993年出版的《鄧穎超傳》中沒有記載向忠發開鎖進門這一細節，但加上了周恩來親自到小沙渡路後頭的高堤上，檢視自己家燈光動靜的細節。
筆者認為，這天晚上向忠發、周恩來先後出沒在小沙渡路周的住宅這些細節，均不是事實，因為這不符合常理。但向忠發肯定供出了周恩來的住所地址，也一定曉得從早上9點多自己被捕到夜裡，經過10來個小時，周恩來肯定轉移了。如果這麼長時間周恩來還懵懵懂懂沒有轉移，那就不是周恩來了。但向出賣了周，這是事實。
向忠發第三個供出的是戈登路恆吉里（今江寧路1141號）中共中央保管檔案的地方。機關的負責人是張紀恩與他的夫人張月霞。向忠發應該曉得，1天以前即6月21日，中央剛派特科成員浦化人與徐冰將機關裡所有的檔案裝了兩個大箱子搬走了。
據張紀恩回憶：6月23日凌晨1點，有人敲門，門敲得很急。張紀恩開啟房門，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帶著中國巡捕與幾個探員衝進門來，他們上下搜查，一無所獲，只好將張紀恩、張月霞帶走了。兩人均未吐露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結果因將房子租給了共產黨有所失察的罪名，張紀恩獲刑5年，張月霞關了半年就放了出來。
此外，向忠發知道已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嚮應，以及向忠發的秘書餘昌生、發電廠工人領袖喬生髮等均在獄中安然無恙，此後或保釋出獄或無罪釋放。
更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眾多機關與負責人，當向忠發被捕後周恩來便通知他們緊急轉移。知道他們在上海情況的僅周恩來、向忠發，還有王明等三四個人。遠東局領導十分緊張，據羅伯特回憶：整個機關足足“停擺”了一個多月，他本人也在8月初回莫斯科，但全部安然無恙。
這種頗為奇怪的現象，當筆者在採訪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央白區整個交通工作的黃平後，似乎有點明白了。他對筆者講：怕受刑，怕被打得體無完膚，我在北平被捕時（1932年），先是摸電燈泡自殺，沒有成功。然後就自首變節，交代了幾個看似機密，實則無關痛癢的地方，矇混過關……據他的回憶錄《往事回憶》中寫道：他交代的地方有劉少奇的住所，但黃平曉得一兩天前劉少奇就搬走了。因而黃平被捕自首變節已半年多，共產國際還懷疑他的被捕是國民黨造謠！
黃平的經歷似乎也符合向忠發當時的情景。在當時資訊非常不流通的情況下，許多人都不知道向忠發被捕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他的被捕幾乎沒有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造成什麼大的損失。
也因此，當向忠發被捕死去後整整兩個月，中共中央在瑞金還召開了紀念大會，宣佈8月24日至8月30日為向忠發同志紀念週，並在報上發文：要為向忠發犧牲向國民黨討還血債！難怪張紀恩“文革”前後兩次撰文在向忠發是否 為叛徒一事上提出過質疑。（詳見1979年《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張紀恩文《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一文一一筆者注）
中央也是一直到1967年初毛澤東問起周恩來時，毛澤東才確定向忠發為叛徒！
——摘自《世紀》雜誌2019年第六期
作者：吳基民
編輯製作：薛偉平
責任編輯：張 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