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老蔣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國民黨要員及閻錫山、白崇禧、餘漢謀、何健、劉湘地方實力派人物均參加了會議，
會上，老蔣提到社會上有部分主和的聲音，並提出了胡適的和平建議。參謀總長程潛聽完以後非常生氣，
這次會議被教育部長王世傑記錄在當天的日記中。
程潛是湖南人，天性中有火辣的成分，但他也是一個久經磨鍊的政界老手，不會輕易動怒。
胡適曾就對日策略發表過許多建議，這是家國情懷的體現，也是知識分子的當擔。但縱觀胡適的主張，卻反覆轉變，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美國印第安納州德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江勇振在他的《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中就胡適的對日主張進行了總結，從“九一八事變”到他去美國擔任外交部長差不多7年的時間裡，他的主張經歷了8次轉變。內容過多，筆者簡單總結如下：
王世傑
以上八次轉變，時而支援談判，時而反對談判，時而要進行戰爭，時而要進行妥協。形成不同的主張的外因，要麼是西方列強態度變化，要麼是日本對華策略改變。
讓程潛大動肝火的正是胡適第七次轉變。提出承認偽滿洲國當然不是突發奇想，他在1935年就提出過，只是當時沒有形成方案。
胡適建議走和平路線的的理由是：當時中國國力疲弱，中央新式軍隊尚未訓練完成，國防準備也不充分，不是日本的對手，如果開打必然失敗。不僅會讓國家解體，完全喪失抵抗能力，而且會使中華數千年的文化成果糜爛。
當時外界將那些主張抗戰的人稱為“高調派”，對應於此，胡適便給這個集會取名為“低調同志會”，後來被外界稱為低調俱樂部。成員有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胡適等人。胡適曾向老蔣建議，由高宗武擔任駐日大使，負責與日本溝通交涉，未獲同意。後來高宗武成為汪精衛搭上日本人的重要橋樑。
七七事變之後，由於日本人內部意見不同統一，華北局勢一度出現緩和跡象。但7月27日，日軍突然挑起南苑事變，駐守南苑的29軍猝不及防，傷亡慘重。趙登禹、佟麟閣以身殉國，29軍主力退出北平，戰爭出現擴大跡象。
得知訊息後的胡適極為恐慌，先後到高宗武、王世傑家中商議對策。王世傑在8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兩天後，胡適又與陶希聖拜會陳布雷。陳布雷是老蔣的侍從室主任，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人。胡適等人希望透過陳布雷向老蔣提出自己的“和平方案”。此後還給老蔣寫過一封信，解釋提出該方案的原因，強調：“
這個方案最終被轉交到老蔣手裡，老蔣看完後在信封上寫了兩個字：“胡”“存”。該手稿目前還儲存在臺灣檔案機構中。筆者將內容簡單總結如下：
這個方案表面上看，爭取到許多以當時實力無法爭取到的東西，是賺的。但不要忘了，這些權益都是日本人從中國手裡搶過去的，拿中國的東西跟中國換東西，怎麼談都是中國虧。
如果非要討論方案的可行性，那必須要從中日雙方的視角來看：
從日本角度看：
即便不查詢任何歷史檔案也很容易能看出來，這個方案對日本人來說太過“苛刻”，東三省已經在其實際控制之下，承認與否只是一個名義問題。而當時，日本還控制了冀東偽政府，佔領了熱河、察哈爾等省部分地區，在漢口、山東、上海等地有租界和領事裁判權，顯然不會因為一個虛名放棄如此多利益。
一戰以後，日本軍方認為以後的戰爭就是拼資源、拼國力的總體戰，但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緊張，因此必須向外擴張。東三省對於日本來說一個理想的地方，一方面這裡資源豐富、土壤肥沃。另一方面，這也是日本實現控制滿蒙，對抗蘇俄，侵略中國的戰略支點。
其實，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內心就非常瞧不起中國，他的主要假想敵是俄國。當然，瞧不起並非不侵略，而是一個時間順序問題，他需要先解決俄國的威脅。
具體來看，日本人原本打算扶持張作霖控制東北，但其不配合而被暗殺。後來日本又挑起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但他並不滿足於此。隨後又佔領山海關，長城抗戰失敗後，逼迫國府簽訂《塘沽協定》，實現華北非軍事化。不久又扶持殷汝耕建立冀東偽政權，還想拉攏宋哲元、韓復榘等策劃華北五省自治。
在1936年，日本製定的《帝國外交方針》中對華重點是：“
很明顯，
所以筆者認為，日本大機率不會接受這樣的談判條件。即使接受了，也不會停止逐步蠶食中國的步伐。
這裡插個題外話。這些年“
實際上，至少在“盧溝橋事變”以前，日本未制定過從北向南俯攻的計劃，其戰略意圖是逐步蠶食。再者，日本是個島國，水上交通發達，陸地交通相對較弱。在沿海地區或者水網發達的長江中下游開戰，補給方便，船艦還能用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從地形上看，從內蒙南下是黃土高原，溝壑縱橫。日軍的坦克和大炮都不能方便運用，會讓其失去火力優勢。唯一通道是由太原南下西安，再攻漢中才能達到四川盆地。各位聽過《蜀道難》嗎？為何在抗日戰爭中，日軍打到潼關就打不動了？
一方面有黃河天險，加上老蔣也在西安預留了重兵。另一方面，日軍補給已經跟不上了。即使日軍真能打到四川，他要先幫中國把路修通，並保證不被破壞，否則沒有快捷補給，也很可能被中國軍隊圍殲。
所謂改變日軍進攻方向只是一個偽命題，是當局粉飾失敗的說話而已。淞滬會戰只是為了引起列強幹預，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將日軍趕下海，解決腹背受敵的後顧之憂。可惜打敗了。
從國府層面看
很明顯，老蔣絕對不會同意這個方案。“西安事變”時，他已經向全國承諾一致抗日。“盧溝橋事變”後，他又發表廬山談話，喊出非常強硬的口號：
從現實來看，“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而丟東三省，引起國內軒然大波。老蔣倍感壓力，不得不要求張下野出國考察。再進一步承認偽滿洲國不就成了另一個張學良了嗎？
老蔣雖然昏庸，但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人，平時動輒提及人格、國格。他心理很清楚，自己可以消極抗日甚至不抗日，但絕不能光明正大地承認偽滿洲國。否則，排山倒海的輿論譴責會讓他連位置都坐不穩，歷史也會給他記上喪權辱國的一筆。
當時的中國只是表面上的統一，地方派系對老蔣並不服氣。如果說滇軍和川軍相對安分，那麼桂系和晉系，則從未放棄過對老蔣位置的覬覦。他們也許不會真正抗日，但絕對不會放棄以抗日的旗號把老蔣趕下臺的機會。
時間倒退一年，
胡適提出承認偽滿洲國的方案無異於給老蔣挖了個坑，等著他往裡面跳。在這一點上，老蔣有清醒的認識，他在當天的聯席會議上說：
小結：
綜合以上描述，
按常理推斷，胡適作為文化界名人，有諸多博士頭銜，應當是非常聰明人。但他為何會提出如此幼稚的方案？這實在讓人費解，也難怪程潛動怒。
在筆者看來，從一開始胡適便預設了中國必敗的立場，而堅定地走和平路線。越是在和平路線將要失敗之際，越會提出更加激進的方案去挽救。這是一種偏執心理，很多時候人一旦陷入到偏執當中，就會逐漸喪失理智。
中國有句俗語叫“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從當時胡適的表現來看，他對中日態勢瞭解非常淺薄，對高層的心態拿捏完全不準。文人參政，乍一看華而不實，不切實際的口號只會誤國，這大概也是他不受老蔣重用的原因之一。直到老蔣巴結上美國之後，胡適才在溝通中美聯絡上發揮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