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有這樣一個官員，他歷任三省地方官，從不貪汙，但李鴻章在臨終時嘴裡卻痛罵其“誤國害民”，這個人就是清末著名的酷吏和極端排外的保守派毓賢。毓賢是國子監捐監生（花錢捐的國子監生員），後花錢捐了個同知府，光緒五年(1879年)，又由選用同知捐納知府派分山東。光緒十五年(1889年)，毓賢被清廷委任署理曹州知府，期間，他不分良莠，殘酷鎮壓百姓的反抗鬥爭，竟頗得上司賞識。
毓賢在曹州任知府雖只有4年，卻得了個“屠戶”的外號，期間他大舉逮捕民眾，並濫用酷刑、大批屠殺等恐怖手段治理地方。為了鎮壓民眾，他發明了很多酷刑手段，常採用“打杖條、打板子、軋槓子、跑鐵鏈子、跪鐵蒺藜、站鐵鏊、氣蛤蟆(令受刑者仰臥，用槓子砸肚子)”等酷刑折磨民眾。最令人髮指的是，毓賢還發明瞭“站木籠”。“站木籠”就是把人吊在內壁釘滿鐵釘的大木籠內，並在人的腳下墊上幾塊磚，似踏非踏。受刑的人在籠內只要稍微動彈，身體便會被刺得鮮血淋漓，當人的腳踩踏到磚塊時，就馬上抽下一塊，直到把人折磨死為止。
1899年，毓賢先後升任山東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寧將軍等職，同年還成為山東巡撫。毓賢在山東為官期間，先期仍舊是血腥鎮壓反抗的人民，曾8次下令不準民間私立大刀會、紅拳會，不準設場習拳，並在8月殺害了活動於濟寧、汶口、鉅野等地的義和團首領陳兆舉等。
毓賢在山東擔任了20餘年的地方官，這使他非常熟悉山東的情況，後期他逐漸發現儘管他對義和團殘酷鎮壓，卻並未壓制住義和團勢力的發展，同時他越來越發現外國教會勢力比義和拳對清朝統治的威脅更嚴重。所以，他開始改變策略，首先稱義和拳為義和團，並改“剿”為“撫”。他曾上書清廷“東省民風素強，民俗尤厚。際此時艱日亟，當以團結民心為要圖”，還提出了“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民可用，團應撫”等主張。開始任由朱紅燈、本明和尚(後改名心誠和尚)等義和拳領袖，在平原、高唐、茌平一帶設場授徒，攻擊教堂，打擊教士。
在擔任山東巡撫時，平原縣發生了教民欺壓拳民事件，由於知縣蔣楷袒護教民，捉拿了拳民，引發衝突群毆事件。毓賢聞訊後，一面派兵彈壓，一面將蔣楷等人撤職查辦，並派濟南知府盧昌詒“親往撫綏”平原的義和拳。他還通令山東各地義和拳、大刀會等一律改稱“民團”，並允許朱紅燈所部義和拳建旗幟，皆署毓字。自此，山東義和拳聲勢愈張。毓賢對義和團的態度，引發洋人不滿，他們開始對清廷施加壓力，美國駐華公使康格逼迫清政府撤換毓賢。於是清政府很快撤下毓賢，改派圓滑的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毓賢在離職前兩天，下令在濟南殺害了被其誘捕的山東義和團首領朱紅燈和本明和尚。
毓賢回京後，開始向當權的保守派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等力薦拳民可用，並獲准面見慈禧太后，由此又被起用為山西巡撫。得到了中央當權派的支援，毓賢在山西對洋人更加排斥，他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及屠殺教民，同時對拳民首領待若上賓。最刺激西洋各國的是，毓賢曾對境內外國傳教士謊稱保護兵力不足，請各縣的傳教士來省城太原一併保護。1900年7月9日，毓賢命人於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將這46名集中起來的傳教士盡數殺害，其中包括12名天主教方濟各會的義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國浸信會傳教士，還包括11名幼童。後來，毓賢親手殺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在其主政山西的短短數月間，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當時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八國聯軍進京後，清廷單為山西付出的撫卹金和喪葬費等賠款就達四百餘萬兩白銀。
八國聯軍進京後，毓賢的行為被迫終止，成為洋人首要懲處的“罪魁”之一，他先被慈禧革職充軍發配到新疆。在開往新疆的路上，毓賢身體生病，幾乎不能行走。後來，慈禧在洋人的壓力下，又下令處死毓賢。當處死毓賢的諭令到達時，他已人事不省，渾渾噩噩，早已失去了在任時的暴虐狀態。在行刑前一天，他已經病危，所以在刑場上很輕鬆就取了他的性命。據說，毓賢為官雖以殘暴聞名，卻不貪汙，其死後山西還有人為其建祠堂供奉，但很快就被清政府勒令拆掉。（文/講史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