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宮刑之後，最終還是站了起來。身體殘缺，然而人格卻更為完美了，對社會人生的透視更深刻了，創作的慾望更強烈了。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因赦出獄，當上了主管皇帝詔令的中書令。論地位中書令比太史令要顯赫得多，然而此時的司馬遷，除了《史記》外，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去消耗精力了。他夜以繼日地趕寫著，終於數年後完成了這部130卷、52萬字的紀傳體通史一一《太史公書》(又名《太史公記》，簡稱《史記》)。
一個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德四方面的深厚修養。其中史德就是一個史學家的良心。這良心究竟是什麼？就是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精神。司馬遷寫《史記》就最具備這種精神。
漢朝人對此就有評價，說《史記》“其文直，其言核，不虛美，不隱惡。”(文筆是直率的，論述是真實的，對筆下人物，即不給他虛假的美名，也不隱瞞他的缺失與罪惡)。
直筆本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許多真正有良心的史家併為維護這一傳統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春秋末葉，齊國大夫崔杼殺了齊莊公，齊國太史便記上“崔杼弒(臣殺君為弒)其君”。崔杼將這個太史殺了。太史的大弟弟抱著簡冊走來，繼續寫，又被崔杼殺了。太史的小弟弟繼續寫，崔杼也只好放過了他。兄弟三人為直書，為真理，前仆後繼，其精神真是偉大。司馬遷任太史令，自然深受這種傳統精神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司馬遷是一個最具正義感和使命感的人。他既然有為寫《史記》忍受奇恥大辱而活下去的勇氣，也必定有不畏強暴、秉筆直書的膽魄，這是絲毫不足奇怪的事。
所以在司馬遷筆下，就沒有什麼不敢寫或不能寫得了，即便是漢朝的皇帝公卿，無論死去的、健在的，他都敢秉筆直書之。
如寫劉邦，寫他當初如何賴皮，遊手好閒，喝酒不給錢。寫他打天下時如何沒有做兒子的樣子，竟想喝他老爹的肉湯。如何沒個父親的樣子，為活命，幾次三番不顧小兒弱女的死活。如何的猜忌成性，奪大將的軍權。如何流氓成癖，騎大臣的脖子，往儒生的帽子裡撒尿。又如何騙人，說自己是赤龍之……
如寫劉徹，如何愚蠢，次次上方士們的當，還不知悔悟，把女兒嫁給了他們。如何好大喜功，封禪求仙，窮兵黷武。如何刻薄寡恩，重用酷吏，草菅人命，如同兒戲。如何重利，橫徵暴斂，敲商人的竹槓……
劉邦是開國皇帝，武帝劉徹是正坐在龍椅上的皇帝，他們況且逃脫不了司馬遷的譏貶，試想又有誰可逃脫呢？
凡是人，有憎就有愛，有譏貶，也就有褒揚，司馬遷非常相信父親司馬談的一句話：《春秋》一書，尊崇好人，貶斥惡類，推考夏商周三代的盛德，不僅僅專事諷刺譏切而已。因而司馬遷並不偏執，凡是美好的人與事，他都盡情地謳歌讚美。
因而，《史記》中，勇氣蓋世的英雄項羽被列入《本紀》，與秦皇漢武鼎足三立；不得志的思想家孔子、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給寫人《世家》，與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諸侯並提；遊俠、刺客、文士、商賈、醫生、占卜的人，他們都屬於社會下層，或者屬於市井中人，然而司馬遷也將他們寫進《列傳》。
就是處司馬遷以酷刑的武帝及其爪牙走狗一-嗜殺成性的酷吏們，司馬遷也都給以公正無私的評價。
由此可見，司馬遷寫《史記》，愛憎分明，實事求是，驅動他如椽巨筆的是他要作第二個孔子的歷史使命感和當仁不讓的社會責任感，而駕馭他如椽巨筆的卻是一個史學家的正義感和永不泯滅的良心。
太史公司馬遷讀孔子的書，想見孔子的為人，讀屈原的書，想見屈原的為人。而今他離卻這個世界已二千多年了，我們讀《史記》，也不免在想見太史公的為人——儒家的熱心，道家的灑脫，詩人的情懷，哲人的睿智，將軍的豪邁，俠士的風骨。
這是一顆偉大到完美無缺的靈魂！有如此偉大的靈魂，才有如此不朽的《史記》。而有如此不朽的《史記》，我們才得以窺視無限宇宙那樣窺探他那偉大崇高的靈魂！
《史記》是一道歷史的長城，更是一座高聳雲漢的人格美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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