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箭桿衚衕出發，看“新青年”陳獨秀如何掀起新思潮│尋跡②
1919年仲夏的一個夜晚，北京天橋新世界遊藝場，頂樓花園出現了數個身影，少頃，他們從衣服兜中取出一疊疊傳單，向空中用力拋去。
如雪花般漫天飄灑的紙片上，印著《北京市民宣言》，呼籲政府“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之權利”“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彼時，國人仍沉浸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憤怒之中。
當晚拋撒傳單的主力、《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主要領導人陳獨秀。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陳獨秀主匯出版了多卷《新青年》雜誌，對北京大學文科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促使新文化運動得到迅猛發展，是他生命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陳獨秀相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箭桿衚衕20號院
編輯出版多卷《新青年》雜誌
出故宮東華門，拐上北池子大街，繞進北池子頭條，再向北多行幾步，一條箭桿衚衕出現在眼前。
衚衕底部的20號院，便是當年陳獨秀和妻子高君曼及兩個幼子短暫居住的地方，同時也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舊址所在。
據史料記載，當時陳獨秀住所的整個院落分東、西兩部分，東院北房及南房分別為編輯部和居所，其他房屋為傳達室、車伕等住處。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攝於2001年。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1917年初，陳獨秀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帶著草創不久的《新青年》來京。《新青年》月刊自第3卷第1號起從上海遷移到北京大學續辦。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期間，該刊有了很大的發展，作為一份綜合性的學術刊物出版，共在北大編輯第3卷至第6卷，每期約100頁，最高發行量為每期15000份，撰稿有300多人。[1]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覽部主任陳翔介紹，最早在上海，陳獨秀辦的是《青年雜誌》，後來改名《新青年》，當時這個雜誌的編輯多為陳獨秀的老鄉、朋友，主要的活兒是陳獨秀自己幹，所以他壓力特別大，無論是籌措經費還是採寫稿件，都像孤軍奮戰。“來了北京以後，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先進知識分子加入了進來，《新青年》刊登的文章變得非常有力度。”
這一時期，《新青年》迅速吸引了一批進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讀者群，進而形成一個特有的新青年群體。他們對於五四運動，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都發揮了主體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為主要代表。[2]
“還有一點特別的是，這處舊居距陳獨秀上班的北大紅樓只有1公里多，離得非常近。”陳翔介紹，“當年陳獨秀在這裡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房東姓孫，2001年我們來這裡訪問，就遇到了孫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給我們介紹，說當年家裡人描述過，哪裡是陳獨秀住的、哪裡是《新青年》編輯部，房角那塊兒還有個黃包車，陳獨秀是租了黃包車每天去紅樓上班的。”
2001年，陳獨秀舊居被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但由於歷史原因，這裡一直混雜居住著多戶居民，還有各種私搭亂建。2013年初，東城區將陳獨秀舊居騰退修繕納入該區名城保護重點專案，列入區政府“摺子工程”，2015年9月完成騰退修繕。
北大紅樓
實現“一校一刊”結合 促進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
1918年9月，一座新樓在北京沙灘漢花園拔地而起，這座頗具民國特色的五層建築，因外觀磚瓦呈紅色，被人們稱為“紅樓”，這裡曾是北京大學第一院，也是文科、圖書館及校部所在地。
北大紅樓舊照。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紅樓竣工時，陳獨秀已經在北大文科學長任上一年零八個月了。
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來學校任職，輔助他對保留著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大進行改革，並建議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實現了“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的結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北大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新文化運動得到迅猛發展。
“其實蔡元培和陳獨秀早年間就有交往，兩個人都在上海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暗殺活動，算是曾經的戰友，再加上當時陳獨秀已經透過《新青年》打響了名氣，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聽到陳獨秀的名字，就決定聘用他，不惜親自去請，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古風。”陳翔介紹。
到任後，陳獨秀專心致力於文科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關於教育方針的改革。《新青年》創刊後不久，陳獨秀曾發表文章指責中國教育的弊端，認為教育應該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啟發的而非灌輸的；是世俗的而非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陳獨秀認為，高等教育的宗旨應該以“研究學理”為主，為此他提出三項辦法，即注重外國語、除講義、多購參考書。
二是關於教學的改革。陳獨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擴充文科、增設新系，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整頓課堂紀律，制定考試製度等。
陳獨秀的改革，提高了教學質量、開闊了學生的眼界，也讓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躍的學術氛圍，這促成了新文化運動在北大興起，並因此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3]
北大師生合影（第一排右起第三位為陳獨秀）。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天橋新世界遊藝場
悲憤巴黎和會外交失敗 在此拋撒傳單遭逮捕
陳獨秀一生曾五度入獄，其中一次頗具傳奇色彩——1919年6月11日，他在天橋新世界遊藝場（現已拆除）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當場被捕。
“當時，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遭遇失敗，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即將轉交給日本，陳獨秀對此非常悲憤。他意識到，依靠列強去樹立公理、戰勝不公道是不可能的，必須靠人民、靠政府、靠強力去擁護公理。所以，他和李大釗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喊出了‘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的口號，並由胡適翻譯成了英文。”陳翔介紹。
《北京市民宣言》。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隨後，陳獨秀去往城南的新世界遊藝場，登上樓頂，將傳單向下拋撒。
負責逮捕陳獨秀的偵緝隊在向上遞交的材料裡寫道，當晚，陳獨秀“上下樓甚頻，且其衣服兜中膨滿，即由文牘兼探員秦樹勳、李文華跟蹤偵伺。至約十時，該人潛往該商場五層樓之西南方黑暗處……手持傳單，正欲往下扔撒……”
當時一起拋撒傳單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回憶，新世界遊藝場五層是屋頂花園，“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裡走出一個人來……那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裡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4]
“按理說，發放傳單是很隱秘的事，應該私下辦，但那不是陳獨秀的性格，他是一個很外放的人，覺得傳單必須公開散才過癮。”陳翔告訴記者。
之後，經過各界的營救，在獄中困頓近100天的陳獨秀出獄。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全國各地演講，由於談及要改變私有制，遭到北洋政府公開拘捕。李大釗和胡適知道訊息後，就在北京車站等著返程的陳獨秀，立馬把他轉移到朋友家裡，過了幾天，李大釗又護送陳獨秀去上海工作。
“他們打扮成追賬的賬房先生，趕著車出了朝陽門，然後奔天津再轉輪船去上海。據高一涵回憶，當時在路上，陳李二人就談到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那個時候，他們倆都開始與共產國際的人物接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有了廣泛的傳播。”陳翔介紹。
抵達上海後，陳獨秀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5月，他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李大釗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從上海、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後同武漢、長沙、廣州、濟南以及旅歐旅日等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絡，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更廣泛傳播。
後來，也是在陳獨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1920年9月的第8捲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
■ 專家評述
京城北河沿西側的箭桿衚衕9號（現箭桿衚衕20號），1917年初，陳獨秀攜《新青年》來京，他的編輯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直到三年後離京赴滬。
陳獨秀早年受康梁維新派影響，一度主張改良主義，後來赴日留學，苦讀西學譯著，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參加拒俄運動，繼而參與主編《國民日日報》，創辦《安徽俗話報》，倡言“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追溯中國衰亡之源，他認為，國民性太差，應當改變一切惡化國民性的思想、觀念、制度和習俗。
1904-1905年，陳獨秀加入愛國學會的暗殺團，與蔡元培共事。辛亥革命後，陳獨秀先後出任安徽都督府顧問、秘書長，推動共和維新。討袁革命失敗後，他在流亡中，依然堅持革命信念，尋找救亡出路，同時鑽研文字學、著書立說。
1914年夏，陳獨秀與章士釗合辦《甲寅》雜誌，第一次用“獨秀”的筆名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奇文，向傳統思想挑戰。一年以後，《新青年》高揚科學與民主大旗，陳獨秀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精神領袖。
《新青年》雜誌封面。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新青年》落戶北京，成為同人刊物，陳獨秀依然是主編、主筆。他的意識明確，欲救亡先啟蒙，欲啟蒙先改造國民性，欲改造國民性先改造青年。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實利、科學的六義，核心就是科學與民主。
在科學和民主精神面前，一切迷信虛妄和專制獨裁都無所遁形。找到了科學和民主這一最重要、最本質的是非標準，才會有現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人。
作為一代精英的精神領袖，陳獨秀身上有著斷頭流血都不辭避的悍勁，所向披靡的狂飆式的氣質，稜角畢露、鋒芒逼人。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先是以《新青年》喚醒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愛國覺悟，又以《每週評論》為五四運動提出鬥爭綱領、口號和鬥爭方式，而且身先士卒，跑到北京南城散發傳單，被捕入獄。
他的被捕令全國震驚，引起聲勢不小的營救運動。與陳素昧平生的孫中山，在上海接見北京政府代表徐世英，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殺害陳獨秀；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盛讚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在獄中，陳獨秀沒有書報可讀，只能閱讀《聖經》，他把監獄當成研究室，思考人生家國命運。出獄後，他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等文章，帶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他與李大釗一起贊助無政府主義的“工讀互助團”，毛澤東、張國燾、俞秀松等都是成員。在互助團試驗失敗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
可以說，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培育了一代新青年，進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關於陳獨秀這個人……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分進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那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獨秀研究會原會長陳鐵健
新京報記者 張暢 馬瑾倩
影片記者 李欣侗 陳超 景如月 劉婧瑜 姚遠
編輯 劉夢婕 校對 趙琳
本期顧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獨秀研究會原會長 陳鐵健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覽部主任 陳翔
安慶師範大學教授、陳獨秀研究專家 朱洪
參考資料：
[1]陸米強.《新青年》雜誌編輯出版史實考略[J].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2005(00):146-160.
[2]徐光壽.論《新青年》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中的地位與作用[J].江南論壇,2021(03):27-30.
[3]夏小慶.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教育改革思想研究——從改革北大文科到主政廣東教育[J].教育教學論壇,2020(37):126-128.
[4]王克昌.陳獨秀第二次被捕細節考證[J].北京黨史,2012(06):57-58.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