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教育就是多給生命一條路

由 華愛利 釋出於 經典

學生和老師去遠足。

向國躍和學生在野外。

詹大年教學生如何拔河。

老師和學生掰手腕。

學生去爬山。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供圖

學生和老師在玩遊戲。

    2000多名“問題學生”

    送兒子去雲南昆明宜良縣醜小鴨中學前,河南信陽的王愛月被兒子厭學問題困擾。讀初中後,兒子先是不想寫作業,後來藉口不去學校,休學在家後,他整夜玩手機。

    王愛月在一家保險公司幹內勤,自從兒子不愛學習後,“看他哪兒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兒子的學習,兒子出生不久,她與丈夫離婚,每月工資600多元,給兒子報的幼兒園一學期學費近3000元。

    後來,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樣,“文化水平低、沒法溝通”。她希望兒子好好學習,“不要窩窩囊囊過一輩子”。但兒子讀初中後成績越來越差,補課也沒效果。

    “以前教師一告狀我都要打他罵他。”王愛月覺得兒子不爭氣,“不學習無法謀生”,但兒子說可以去當乞丐。她認為兒子“心理不正常”,帶他去鄭州看心理醫生,諮詢一次1000元,感覺太貴,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裡躺著,我看著都著急。”2019年春天,王愛月把兒子送到了醜小鴨中學。

    兩年多後,陳豔也把女兒送來了。女兒在杭州一家重點中學讀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績從班級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兒跟她說,“寧可生一場大病也不要學習”,還說從學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當時就有點慌。”陳豔說,那之後,女兒沒再去過學校。她帶女兒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有“學習壓力”和“交朋友壓力”。

    家人一時間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陳豔說,自己是農村孩子,為了出人頭地,她努力讀書,教師說早戀會影響成績,她高中三年沒跟男生說過話,後來,也不跟女生說話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學習上。”

    她一路苦讀,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畢業,婆婆是蘇大畢業,一家人很重視孩子的學習。

    陳豔說,女兒成績不錯,還當上了班幹部。有一次,她對違反紀律的同學大聲喊叫,被老師撤了職。後來,學生投票選小組長,她再次落選。她在學校沒有朋友,跟媽媽說,自己像變成兩個人,“一個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個又想出去交往。”

    休學後,女兒整日玩手機,晚睡晚起。陳豔帶女兒參加夏令營,訓練時狀態還好,回家後又“躺平”了。無奈之下,她給孩子報了醜小鴨中學的夏令營。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學生報了這所學校的夏令營,他們有的已經在家休學一年,有的患有抑鬱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還未完全癒合,還有的剛從他們口中的“精神病院”出來,看起來情緒低落。

    除了這些夏令營的學生,學校還有近60名存在網癮、厭學、自殺傾向等各類問題的學生。學校稱,自2010年建校來,這裡接收過2000多名所謂的“問題學生”。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多數是被父母“騙”來昆明旅遊、串親戚,一下飛機,就被送到這裡。

    “問題學生”為什麼會產生?怎麼辦?

    把孩子送來前,多數家長並不瞭解這所學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這裡有所改變。一位家長說,選擇這裡是因為校長詹大年在網上更有名氣,她覺得學校名氣大了,不敢對學生亂來,因為“試錯成本更大”。“當時我很悲觀,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後,他能按點起來,按點睡覺。”

    創辦這所學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長的經歷。1987年,23歲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縣一所鄉鎮小學任校長,將學校發展成為一所九年制學校。當時,當地中學為了提高升學率,想方設法招優生,勸退差生。

    “教育怎麼能明目張膽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認同這種“擇優”方式,但如果不讓差生走,老師成績上不去,他感到左右為難。2000年,他從學校離職,希望辦一所“不趕差生”的學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創辦一所九年制民辦學校,存活了7年。他發現,差生雖然不會被趕走,但很難找到存在感:成績好的學生不願跟差生玩,多數老師不喜歡調皮學生。還有家長要求按成績優劣給學生分班。

    那時,詹大年萌生一個想法,能否辦一所只收差生的學校?

    2010年,詹大年與人合夥在雲南安寧建立一所學校。他說,建校沒多久,幾位合夥人產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張以軍訓為主,不設立文化課,他認為這是透過消耗體力“控制學生”,幹了不到一年離開了。

    2011年,詹大年在雲南宜良古城鎮山坡上找到一處廢棄校址,創辦醜小鴨中學。學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協副主席汪葉菊起的。有人說:“這個名字怎麼招生?”詹大年很喜歡這個名字,“‘醜小鴨’是白天鵝的品種,長大後是要飛向藍天的。”

    為了招學生,詹大年四處投廣告,招生廣告寫道,“幫助一切網癮、早戀、厭學、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聰明可愛的自我。”最終,學校只招來8名學生,其中,7名學生是熟人出於信任送來的。

    第一屆的一名學生記得,當時他被爸爸戴上手銬,帶上了汽車。中途,他跑下車,摔得滿身泥土,又被抓上車。後來,汽車停在這所“破破爛爛”的學校門口,學校遍佈雜草,鐵門還在裝,塵土飛揚。3年後,他離開時,學生人數已經增加到五六十名。

    後來,詹大年沒再為招生髮愁過,學生人數最多時有100多名。詹大年發現,這些年來“問題學生”有增無減,人們對於“問題學生”的關注與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參加了昆明的一場教育研討會,這次會議有400多名教師到場,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的教師坐了3天2夜的火車從烏魯木齊趕來,有的教師從鄭州坐高鐵來,來時家鄉正下暴雨,家裡積水深達1米。

    教師們紛紛提到教育“問題學生”的困惑。那位烏魯木齊的教師說,自己辦了一所私立中學,接收了很多重點中學的差生,但新招來的教師大多剛剛大學畢業,“被愛的體驗超過愛他人的體驗”,他不知道該怎麼教會他們無條件愛孩子。

    還有一名教師說,自己在鄉下辦了一所託管中心,她發現很多留守孩子沒人關心,有的逃學、離家出走,自己“沒專業知識”,想學習如何管理“問題孩子”。

    參會的很多教師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問題學生’為什麼會產生?怎麼辦?”

    “我們不缺北京十一學校,不缺人大附中”

    對這個問題,詹大年進行了個人探索。

    詹大年說,起初,他覺得是“孩子有問題”,但接觸的學生越多,發現是“孩子遇到問題,自身沒有解決問題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援”。

    在醜小鴨中學,幾乎每個孩子背後都有著沉痛的故事。一位來自上海的女孩說,她痛恨自己重男輕女的家庭,父母處處向著弟弟。她患上抑鬱症,割手腕,不敢去學校。為了發洩,她捅死了小區的一隻流浪貓。後來,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閉式醫院治療,“一發病就綁你”,待了一個多月,被父母送來這裡。

    2014年,醜小鴨中學隨機調查了100個“問題孩子”,發現74個孩子來自離異家庭、再婚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幾年才跟爸爸媽媽見上一面,有的與一個爸爸、兩個“媽媽”生活在一起,他們要在“夾縫”裡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來,醜小鴨中學的很多家庭喪失了家庭的功能。“這些孩子從小沒有得到應有的呵護,他們只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可以自由、任性、報仇。”

    “我們也發現,還有一類孩子的家長人格缺失。他們把孩子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和發洩的工具。”詹大年說,曾有一名當官的父親跟他說,自己可以指揮千軍萬馬,就是指揮不了孩子這個“狗日的”。他告訴這位父親,問題出在“指揮”兩字,“不要以為家長是訓人的,家長是承擔責任的。”

    他注意到一個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學教師,但女孩罵父母是“婊子配狗”,並有自殘行為。他覺得女孩心理問題很嚴重,問家長孩子出了什麼問題,家長首先說的卻是“學習不好”。

    醜小鴨中學一學期學費近3萬元,學生多數是城市孩子。詹大年發現,很多孩子來自“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們享受優越條件的同時,被父母賦予了過高的期望。

    因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陳豔的女兒陳陽感覺自己“不考個浙大都說不過去”。爸爸在杭州一所專科院校教書,她記得小時候,爸爸說如果她考上那所學校就打她。在家時,她經常把門鎖起來,不鎖門就“沒有安全感”,因為媽媽“每過幾分鐘來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學習。一次看到她在畫畫,媽媽邊哭邊罵。

    成績下降令陳陽感到焦慮,“怕成績下降影響中考,中考影響高考。”她在學校沒有朋友,感覺成績下降後,無人能傾訴。

    儘管知道媽媽王愛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討厭媽媽因為成績下降罵他“不爭氣的玩意”。他覺得老師很勢利,對地位高、有錢的家長輕聲細語,對自己父母則“不留面子、劈頭蓋臉地罵”,導致父母回家後拿他撒氣,說“再被叫老師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養你了”。

    李康說,那時,他開始懷疑學習的意義,“學習就為了讓他們吵架嗎?”他認為父母讓他學習是為了將來找工作、掙錢贍養他們,“所有人糾纏都是為了利益”。

    一名學生說,休學期間,他感覺自己的“人生要完了”,“畢竟他們灌輸的觀念是,小學沒考上個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沒考上個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長會關注孩子的喜怒哀樂,關注孩子的生命成長、心理需求,而不只是關注孩子的分數。”在詹大年看來,“問題學生”源於家庭,成於學校,根本問題是教育的評價體系,“學校的教育評價服從於利益的設計,分數成了利益的砝碼,學生成了教育的手段。這樣,關係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注意到,這些年,“問題孩子”越來越多,且呈現低齡化的特徵。他認為,這與教育評價體系越來越注重分數有關,“原來我們評價的標準基本就是分數,這個標準不但沒有淡化,而且越來越苛刻了。很多學校為了分數搶優生、甩差生,還有的老師逼學生做智商檢測、名正言順把差生趕走。”

    在此背景下,李鎮西提倡向“問題孩子”傾斜,“我們不缺北京十一學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問題孩子’的學校。”

    把孩子養親了,教育才可能發生

    10年來,針對醜小鴨中學的“問題孩子”,詹大年進行了很多嘗試。

    剛建校時,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師,多數是大學生,但不到一年,教師們全走光了——這些教師看到學生吵鬧束手無策,還有的跟詹大年說,進教室會手抖,害怕學生打自己。

    之後,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師,老教師們對“問題學生”多采取打罵方式,師生關係緊張。

    後來,他又招了一批當地的貧困大學生當教師,招聘條件注重“愛笑、會玩”,培訓內容由課堂技巧轉變為怎樣對學生進行心理干預、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

    詹大年認為,在傳統教育體系的評價影響下,“問題學生”的師生關係、親子關係、同學關係出現裂痕,對他們而言,提高分數不再佔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會關係,迴歸到生命的正常狀態。

    一位教師說,學校平時不做題、不考試,只在期中、期末參加全省統一考試。新教師入職前,學校給他們培訓,強調不能打學生、公開批評學生、用言語侮辱學生。假如學生在課堂上搗亂,就讓學生參加軍訓。

    學校安排生活教師住在學生宿舍,處理學生矛盾,並針對一些突出問題做了“預案”:比如學生打架,先把學生拉開,平復學生情緒;假如學生自殘,不要大驚小怪,陪在他身邊,儘可能提供幫助;如果教師處理問題時自己有情緒,先讓自己冷靜下來。透過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讓學生產生安全感,在學校待下去。

    剛建校時,學生想方設法逃跑,為了與學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號、手機號印在學生作業本上和牆畫上,告訴他們,長大成人前,不管在哪裡,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帶學生去雲南昭通地震災區救援,做他們的“駕駛員”,讓他們自學心理知識,給災區小孩做心理輔導,還帶他們去全國各地旅遊,外出過程中,沒有一名學生逃跑。

    “信任需要時間,當孩子認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為他服務、貢獻,相信他的時候,他就覺得我有希望了,錯了要糾正。”詹大年常對教師們說,“好的關係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養親了,教育才可能發生。”

    但讓教師們真正認同這些理念需要時間。28歲的向國躍是學校的元老,剛來學校時,他才18歲,血氣方剛。面對不服管教的學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學生不想留校,跟他動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來了一位雲南保山的學生。這位學生總在學校抽菸、搗亂,有一次,他在廁所抽菸,被向國躍發現,向國躍讓他上交打火機和煙,學生不肯。向國躍很生氣,讓他趴在操場上,用腰帶打他,作為懲罰。剛打下去,幾乎全校男生湧上去,把向國躍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師過來才停止。

    後來,男生約向國躍單挑,兩次都被向國躍打倒。但男孩仍然搗亂,向國躍跟學校申請,把男生調到其他班,沒成功。有一天,向國躍決定“放下姿態”,找男孩聊聊,他問男生,為什麼兩人總合不來。男生說,你太嚴了,不愛笑,總板著一張臉。

    那之後,向國躍開始反思自己,“(透過打罵的方式),學生當面怕你,但內心抗拒你。”他轉變方法,講笑話哄他們開心,和他們掰手腕,幫他們剪指甲,甚至幫他們洗澡。向國躍發現,這些微小的舉動能帶來很大的改變,學生們漸漸喜歡黏著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師”。他認為學生需要幫助時,應該第一時間出現,“提供幫助和安慰。”

    強制拉入集體

    為了幫助學生融入集體,新生到校後,學校會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撫他們的情緒,並帶他們吃飯、整理內務。學校經常舉辦集體活動,比如游泳、遠足等。

    記者觀察到,有個胖胖的女孩,剛來時不想留校,抓父親的衣角,用手推母親,哭喊著問父母為什麼把她騙來。

    兩位教師抓住她的手腕,將她按到椅子上,讓她平復情緒。但鬆開手後,女生仍然哭鬧。隨後,老師安排兩名“帥氣的男生”來陪她聊天,幾個小時後,女生情緒平復下來。老師解釋,他們安排男生去,是因為多數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時候,學校也根據學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學生來安撫新生。

    李康向記者提到在這種集體氛圍下的心態改變:剛到學校總想著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著“找到機會再出去”,再到後來,他被“強制拉入集體中去”。有一次,學校組織踏青,他被強行拉去,看著大家玩、笑,他也被傳染,覺得“開開玩笑也挺好”。

    一名學生說,學校組織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師說,5分鐘之內,如果他不下水,就讓同學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選擇乖乖脫掉衣服。李康形容,那個過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開一扇門”,這種過程多次反覆後,他對集體產生依戀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當環境變得輕鬆,人際關係趨於緩和,變化悄然發生:以前,李康覺得所有人都是圍著利益轉,但他漸漸發現有些事情無法用利益解釋,比如,學校裡,有的老師會自費給學生買水果、零食。再比如,為了送他來讀書,母親四處跟人借錢,而她本可以選擇更加經濟的方式——放棄他。今年8月,李康離開醜小鴨中學,李康的媽媽發現他開始願意和家人溝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勢”。

    一名畢業7年的學生覺得,這個學校至少能容納自己。在校3年,他跑過幾次,有一次跑回家後,離家出走長達半年,沒吃沒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醜小鴨中學,直到初中畢業。他的朋友後來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還有的消失在緬北邊境,下落不明。他後來入讀一所普高,考上大專,畢業後進入一家電子產品公司工作。

    不過,不是所有學生在這所學校都有所改變。有學生來這不到一週,待不下去,就走了。還有家長告訴記者,孩子回家後,仍然沉迷於玩手機。

    也有在校期間令老師們“無力”的學生。學校曾有個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亂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師給她梳頭,她會把頭髮搞亂,盯著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師找家長聊,發現家長穿著體面、談吐得體,找不到她行為的源頭。後來,老師們就學生情況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無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說,就學生迴歸正常的生命狀態而言,醜小鴨中學對問題孩子的轉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鎮西認為,所謂“迴歸生命的正常狀態”標準模糊,甚至有些主觀色彩。他建議詹大年用“更客觀的方式”來表述醜小鴨中學的辦學成果,“特別是應該有儘可能精確地跟蹤(學生離校後10年、2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資料。”

    要從根本上減少“問題學生”的產生

    茅衛東曾在重點中學、職業中學任教,做過幾年記者,去過醜小鴨中學幾次。他認為這所學校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相對包容的環境,“學生在別的學校甚至在家裡,是不被接受的,老師可能體罰,不能體罰就鄙視,但這裡不把他們當異類。”

    但他也觀察到,學校在一些方面還不盡如人意,尤其“在針對性地根據孩子狀況開展心理輔導和相關課程上”,還比較弱。

    目前,醜小鴨中學教師分為文化課教師、生活教師、心理教師。全校只有一位心理專業的教師。文化課教師分為文科教師、理科教師、英語教師,詹大年解釋,這樣設定後,教師人數減少,和學生相處時間更長,更利於和學生建立關係。

    但據記者觀察,這裡的教師流動率較高,尤其是文化課教師,很多是新教師,來校一兩年,最長的在校時間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師說,自己很矛盾,因為學生基礎差,在課堂上她將知識儘量講得淺顯,但她覺得對不起那些成績較好的學生,浪費了他們的時間。一個學生說自己很焦慮,她想學習,但自習時同學很吵鬧,“教師這一秒說完自習室下一秒又吵起來。”還有一名學生怕離開這裡後,無法跟上原來學校的學習進度,從家拿來厚厚一摞複習資料。

    “你在原來學校被剝奪了情感,在這裡被剝奪了成績。”李康說。很多學生離開這裡後,要回到原來學校,面對原有的教育體系,家長們依然焦慮。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陽參加中考。王愛月說,李康剛回來時信心滿滿,覺得考上普高沒問題,但學了一個月又不去學校,說聽不懂。她給兒子買網課,李康學了幾天也不學了,最後,連中考也不想參加了。“我急死了,連個成績都沒有,中專都沒法上。”她說服兒子去考試,最後的中考成績沒過普高線。

    對孩子的未來,王愛月感到迷茫,“他不讀書,確實沒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終,李康聽從母親的安排,選擇去鄭州讀技校,儘管他不喜歡這條路。

    一位西安的家長也擔心,兒子回校後仍然無法承受學業壓力怎麼辦。她說,在老家,很多家長都在為孩子的中考焦慮,最近,孩子原來的學校停止給學生補課。有家長堵在學校門口,要求學校開課,有的還去舉報其他補課的私立學校,家長群每天滾動著語音條,“其實家長也是無力,誰想把孩子逼成這樣呢?”

    陳豔給孩子提供的備選項是讀國際學校,但她擔心孩子無法適應。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幾個小時,最終問題總是繞回孩子離開醜小鴨中學後怎麼辦。面對父母的焦慮,詹大年只能告訴他們,不要太在乎成績,“孩子如果有喜歡的就讓他去做,沒有喜歡的,輕鬆就是最好的狀態。”

    在李鎮西看來,作為一所民辦學校,醜小鴨中學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學的制度體系”,“學校無論大小,還是應該有現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這能保證學校運行於‘法治’的軌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為一所必然會向前發展的學校,如果長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隱患。”

    近些年,接收“問題學生”的機構、學校屢屢被曝存在毆打學生的行為。據媒體報道,2009年,廣西南寧一家訓練營發生教官體罰、毆打學員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華一家矯正教育學校的學生控訴,被教官要求僅穿內衣給其洗腳、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網癮學校被曝強制學員喝菸灰水、毆打學生導致其骨折……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矯正學校亂象背後是家長“病急亂投醫”的苦衷。他提到,我國現在沒有專門針對“問題孩子”的正規學校,家長也不願意送孩子進特殊的工讀學校,發現孩子有網癮、夜不歸宿、打架鬥毆等問題後,只能打聽哪裡有矯正學校。

    “這給一些不正規的社會培訓機構發財良機。近年來,一些以拯救、矯正為名的訓練營、學校相當紅火。”熊丙奇提到,由於缺乏監管,矯正類學校體罰、虐待學生的行為屢禁不止。

    他認為,不能指望專門的學校來解決“問題學生”,要從根本上減少“問題學生”的產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環境中,讓孩子更好地成長,才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

    成為孩子們心裡的那塊糖

    熊丙奇認為,解決根本問題,要讓“所有的學校都關注每一個孩子,這個理念不重構,10年之後問題會更加嚴重。”他強調,要扭轉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傾向,“這種模式之下一定是培養考生不培養人的。不培養人老師怎麼會關注一些成績不好的學生?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

    在昆明的教育研討會上,李鎮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醜小鴨中學的這些“問題學生”,為什麼被原來的學校拋棄了?

    “我很慚愧,醜小鴨中學收留的是我們放棄、虐待過的醜小鴨。”談到這個問題,成都武侯實驗中學蔣長玲老師說,她也曾放棄過“問題孩子”,是她第一屆教的一個男孩。男孩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爸爸常打他。在學校,他不寫作業、偷東西、打架,蔣長玲從內心裡“盼著他早點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產隊的變壓器,被爸爸吊在房樑上打,後來離家出走。

    後來,蔣長玲得知,這個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獄後又染上毒品。多年後,想起這個學生,她後悔自己沒用更多辦法幫助他。

    “我自己也曾經是一隻醜小鴨。”蔣長嶺在會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故事。她說,為了供養三個女兒,父母很辛苦,爸爸總是喝酒發洩情緒,媽媽則經常打罵孩子,她是老大,捱打最多。

    從小,她很少體會到父母親情,只記得生活的辛苦,八九歲那年,她得了皮膚病,“脖子、手、臉都脫了皮”,還要去地裡勞作,汗水流淌進皮膚裡,“苦得沒地方傾訴。”

    有段時間,她想過死,準備好農藥,把自己反鎖在家,開始給家人寫遺囑。先是爸爸,然後是媽媽,寫到奶奶時,她寫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時給她煮雞蛋、烤紅薯,把一碗稠米粥留給她喝,給她夏夜扇風、冬天暖腳,吃水果糖。

    “我覺得我不能死,死了最傷心的是我奶奶。”蔣長玲放棄了自殺。她說自己很幸運,因為奶奶陪伴她長到19歲,奶奶是她心中“最後一顆糖”。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其他老師們,“人活在關係中,壞的關係危害生命。”

    後來她遇到過不少問題孩子。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礙的學生,得知他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蔣長玲也跟著讀。有一次,學生在食堂發脾氣,她先抱了抱他,拿麵包、牛奶給他吃,告訴他,等他什麼時候願意說話,就來找她。

    後來,這名學生考入一所當地很好的高中,但讀了兩個星期,就不想讀了,家長找蔣長玲勸,蔣長玲瞭解後得知,他想休學是因為在新學校沒有朋友,也沒有可信任的老師,她又幫助學生轉到一所有朋友的學校。

    蔣長玲說,面對這些問題孩子,她能做的是溫柔對待他們,“成為他們心中的那顆糖。”

    “教育首要培養的是人,其次是人才。”李鎮西認為,在當前教育背景下,尤其需要強調這一點。他以陶行知的名言“皮鞭下有瓦特”舉例,“這個孩子以後不是瓦特就應該給他皮鞭嗎?瓦特可能會有出息,但假如他是個普通的勞動者,能自食其力,這叫不叫有出息?”

    他在書裡講過一個“普通學生”的故事。那是他帶的第一屆學生,成績一般,長相一般,表現一般,以至於站在一群學生中,“自然就融化到集體中了”。

    多年後,李鎮西與這個學生重逢,得知他後來高考落榜,在一所技工學校讀駕駛專業,經歷了分配、下崗、創業,最終成為一名公交車駕駛員。學生對李鎮西說,因為開車,他見過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人、犯人、後來被槍斃的貪官,“見過很多陰暗面”。

    “我有這麼複雜的經歷,本來是很容易墮落的。但沒沾染社會上的邪惡風氣,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像老師說的,做一個好人,一個善良和正直的人。”他對李鎮西說。

    後來,李鎮西專門去坐了他的公交車,兩人聊了一路。學生說起他最倒黴的事,是被一個醉酒的乘客毆打,導致眼角縫了7針,最開心的時刻是有乘客誇他開得好、態度好,坐過站後,寧可等半個小時也要坐他的車返回。學生還說,“李老師,我沒有出息,但乘客很喜歡我。”李鎮西告訴他,“這就是出息。”很多家長不能接受這種“出息”。

    王愛月認為,自己受周圍人的評價影響,把分數看得過重。“社會上看人的標準都是分數,比如親戚朋友聚會,都是問孩子考多少分,沒有人說孩子在家裡幹家務,大家去表揚孩子,對吧?”

    兒子厭學後,李康的媽媽開始學習“父母成長課程”,以前,兒子學習成績下降,她會抱怨兒子不爭氣,說“不是為了你,我的生活會好一點”。如今,她反思,對兒子發洩情緒是因為自己“內動力不足”,要從自身找原因。

    陳豔也開始反思自己。她回想自己成長經歷:在農村長大,透過讀書改變命運,為了學習犧牲人際交往。她覺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女兒也可以做到。為了不讓女兒“輸在起跑線上”,她讓孩子四年級學習新概念英語,給孩子報舞蹈、畫畫等各種興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關注孩子學習,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我活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陳豔說,她意識到“時代不一樣了”,不能再讓女兒像自己以前一樣,為了讀書犧牲人際交往。

    有時候,想到女兒以後可能“上一所一般的學校,找一個一般的工作,成為一個普通人”,陳豔又陷入焦慮中。但她又告訴自己這麼想不對,“我們看待一個人的時候似乎總有一套很強的世俗標準,關注他有沒有穩定的工作,有沒有找到物件,而忽略了一個人的基礎品質,去關注他是不是善良、開心,是不是一個健全的人。”

    “必須承認,教育不是萬能的,有時候甚至是無能的。”詹大年說,當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第一信條是“保護生命”,“讓他們好好活著,開開心心的。以後會有路的,說不定這條路是他自己悟出來的,說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種幫助。要相信種子,相信歲月。”

    他說,教育就是多給生命一條路,一條任何時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

    (文中王愛月、陳陽、陳豔、李康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