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和戰國時代，中原地區文明程度較高，開發較早，地形，氣候，土壤，以及水源條件都十分有利於農耕文明的發展與壯大。而且春秋列國中最早稱霸的鄭國就位於中原地區。但是，隨著春秋歷史的發展，中原國家在爭霸的過程中越來越被動，最後由一流國家淪為二三流弱國。中個原因，我還是從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原大地位置處於東亞大陸的核心，在地理上位於四戰之地，四面受敵，是兵法中所謂的“衢地”，周邊大國的北上南下東進西征都要經過中原地區。從軍事角度看在地理地形上，齊秦晉楚都會經過這裡，中原各諸侯國均無優勢可言。事實證明，中原地區作為群雄爭奪的戰場，的確戰爭頻發。春秋時代由中原周邊國家發起的、改變列國地位的幾場爭霸大戰均發生在中原地區：泓水之戰發生於宋邊境；鄢陵，城濮，邲之戰發生在鄭國境內。
從農業耕作條件看，中原地帶比周邊地區要優越很多：當地有著溫暖溼潤的氣候，適宜於人們居住及農作物的生長；黃淮海平原及汝潁流域的丘陵坡地，土質肥厚軟沃，易於耕作，豫東、魯西南平原在古代地勢卑溼，湖沼密佈，較為著名的如孟諸、鉅野、雷夏、滎澤等等，不勝列舉。湖沼附近草木叢生，有利於採集、漁獵活動的開展，可以作為農業生產的補充。
不過，頻繁發生的戰爭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原各國的農業生產與商業經營。春秋時代的軍隊在征伐他國時，都會從敵國的田地中收取糧草補充給養。一來緩解己方後勤壓力，另一方面打擊敵國士氣，誠如孫子所言：“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所以，要使士兵拼死殺敵，就必須怒之，激勵之。要使士兵勇於奪取敵方的軍需物資，就必須以繳獲的財物作獎賞。所以，在車戰中，搶奪十輛車以上的，就獎賞最先搶得戰車的。而奪得的戰車，要立即換上我方的旗幟，把搶得的戰車編入我方車隊。）
因此孫子提出：“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如果迫不得已要打消耗戰持久戰的話，就要“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忌杆一石，當吾二十石”，意思是說一定要在敵國解決糧草，從敵國搞到一鐘的糧食，就相當於從本國啟運時的二十鍾，在當地取得飼料一石，相當於從本國啟運時的二十石。所以中原列國的農業生產的自然地理優勢在有些時候難以有效發揮，優越的自然條件不一定能助力於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此外，中原列國的物產不一定有中原周邊國家豐富。由於中原地區不臨海、地理單元較為單一、地形變化小、經緯度跨度小，所以，中原地區的礦產、植被帶、動植物種類不及中原周邊國家豐富；而且中原地區國家林立，種類並不豐富的自然資源分攤到各個國家，每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擁有量與種類自然也不大。這一殘酷現實在墨子救助宋國的論述中一目瞭然：“荊之地方五千裡，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中原大地與中原周邊區域相比並不缺乏活力，中原地區的正統華夏族此時也是活力四射激情迸發。
雖然後人多用“鄭衛之聲”來代指靡靡之音，但是中原地區的民風並不頹廢，位於四戰之地的中原長期處於戰爭威脅下，民風也很剛健。《漢書 地理志》記載衛地喜好壯士，以勇力為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鷦；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因為蒲地多壯士，所以英雄惜英雄，好漢重好漢，孔子教導子路以恭敬周全的禮數來對待勇士，才能治理好蒲邑。
鄭國位於四戰之地，常年的征戰與鄭莊公在春秋早期進行的軍事改革讓鄭國在整個春秋時代擁有一支強大的步兵軍——徒兵。徒兵由士和民組成。 “士”本是武士，是貴族階級中的最底層，他們文武兼修。至於普通人民，平時三季務農，一季演武，又在四季農閒的時候舉行狩獵以講習武事。三年大演習一次。遇到戰事，便徵士民為兵。至於平時國家的常備軍大約就是些武士。鄭國將士的風采，從詩經 裡的兔罝 中仍可以窺見一二：
而在男女情愛上，國風中的眾多詩篇無疑都是多情男女們的真情流露。《史記·貨殖列傳》稱鄭之西境，“土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國男女有共同春遊的習俗，其間不乏男女野合的開放之舉。所以有人說詩經裡的鄭風開豔詩之先河。“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稱鄭衛之音。”除此之外，《詩經》中有《陳風》十章，專敘陳國風俗。當地民眾信巫鬼，喜歌舞，乃至“亡冬亡夏”，陳國還有長女不出嫁的習俗，長女留在家中作為“巫兒”，主持家中的巫醫祭祀活動。巫兒雖然不出嫁，但她們可以自由選擇性伴侶享受男歡女愛。
《漢書·地理志》說“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春秋時代的鄭衛之聲，往往與亡國之音劃等號。其實不光是在鄭衛，在齊楚秦等國，性開放程度與男女關係的自由度很大，與我們印象中的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有天壤之別。月下幽會美女，少女愛慕勇士，痴情女苦苦守候出征的良人，直白的求愛大膽的告白，這些都是我們民族的真性情的體現。
雖然有一群浪漫多情，充滿血性且文明程度高的國民，但是中原諸國的戰略態勢由主動滑向被動，除了自然地理上的劣勢，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原各國主要為守舊文化傳統與戰略空間有限 這兩點所累，最終未能勇立在春秋歷史前進的潮頭。
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原地帶為華夏古邦所萃聚，有著較高文明程度和教育水準，周、魯藏有豐富典籍。所以即使到了漢代，《漢書·地理志》載魯地有聖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宋地)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衛多君子，其國不衰。”
在發展策略上，小國也以文化作為自己獨具一格的立國之本，比如 子產在鄭國擊敗了蔡國之後，憂心忡忡地表示：“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一旦晉楚打來，就遭殃了；吳國的季子來到魯國後，感慨魯國周禮不衰，“周禮盡在魯矣。”所以魯國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楚國攻滅。
其次是過於注重節儉而演化為小氣、吝嗇，如《史記·貨殖列傳》載鄒魯“地小人眾，儉嗇”;宋人“能惡衣食，致其畜藏”；和相連的齊楚相比，顯得缺乏大度和勇於進取的精神。
“青史留名”的宋襄公其實有點冤，他的失誤不在內政而在外戰。他上臺後勵精圖治，任賢不避親，啟用他的庶兄子魚為大司馬，宋國大治，國力日漸強盛。讓宋襄公貽笑千古的是他的外交策略的失誤。不過後人似乎只記住了宋襄公的迂闊，其實中原其他的一些諸侯國也沒有強到哪裡去。
中原列國受舊文化舊制度束縛較深，昔日的先進文化適應不了時代的鉅變，過去的光榮最終成為了他們前進的包袱，影響限制了他們的發展進步。中原國家大都“秉周禮”，以周禮作為他們文武經略的出發點，從而是他們缺乏對新生事物的敏銳反應力與博大包容力。在軍事上，他們重視軍禮，愛好偏戰，所謂的偏戰就是堂堂正正作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宋襄公在洪水之戰中的“不重傷，不擒二毛”的“騎士風度”就是這種思想的典範，這與“兵者詭道”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這種均勢的想法也和希臘城邦的思路不謀而合。以自由為最高意志的古希臘城邦國小民寡，要讓自己在與領邦對抗的過程中不落下風，就要想辦法維持地區均勢。換而言之。如果有一個國家像練肌肉壯大自己，其他國家就會共同向他施壓。可以說這種均勢思路是小國自我保護意識強烈的體現。如果說古希臘各城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能憑藉地理優勢，希波戰爭的勝利成果與有利的國際局勢使外界勢力（波斯）無法過多的干涉希臘各國的內政外交的話，中原列國面對周邊虎視眈眈的各大國毫無地理天險可守。
中原周邊的大國不僅利用中原平原的地利讓自己的兵車馳騁，而且還看準並利用了中原國家維持均勢的心裡，並利用他們之間固有的矛盾，讓這些實力接近、誰也滅亡不了誰的中原諸國家成為自己的小弟。對他們頤指氣使，發號施令，讓他們去攻打與自己爭霸的大國與其他大國的附庸國。比如鄭宋彼此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宋國為了抗擊楚國北上而與晉國結盟；衛國在較長時間裡與宋國一樣歸附晉國；陳蔡許因為地理上與楚國接近而附屬於楚國。所以中原各國，出於現實考慮，不得不選擇或不時更換老大老大以求自保，結果多面捱打。鄭國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除了這一原因沒少讓中原各國捱打之外，中原各國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戰略位置重要，攻下這裡可以壯大實力，最重要的是，這裡是華夏文明的源泉，古帝王的生地，是華夏法統所在。攻取控制中原地區對於一個維繫政權的威望與正統性十分重要。這一點不禁讓人想起了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巴巴羅薩六次出征義大利，其原因在於義大利北部的商業城邦經濟發達、物產豐富，而且義大利半島是羅馬帝國的發祥地，巴巴羅薩要向世人證明神聖羅馬帝國是古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當然要取得古羅馬帝國的發源地了。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原國家也成為了砧板上的魚肉。比如鄭國是祝融氏的廢墟，這就是楚國在春秋時代心心念念要討伐鄭國的原因。
楚國不徹底佔領鄭國，筆者的分析是：鄭國本身就是四戰之地，且位於楚國北上晉國南下的必經之地，楚國的核心地帶距離鄭國十分遙遠，要完全征服鄭國，楚國不僅會損失巨大，而且有一定實力的鄭國不一定會完全聽命於楚國佔領軍。比如秦國攻下鄭國後就讓杞子，逢孫，陽孫佔領鄭國，後來鄭國人照樣把他們趕走了。就算楚國完全制服了鄭國，鄭國領土成為了楚國領土向北延伸的突出部分，倘若楚國佔領鄭國，楚國將與晉國的盟友宋衛與晉國直接接壤，引發新一輪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增大。更何況晉齊也不會容忍對手獨佔如此重要的要衝。再加上春秋本來就是爭霸的時代，所以楚國才不會完全滅鄭國。後來陳蔡兩國幾度興滅的命運也與楚國打而不滅的戰略考量有關。
綜上所述，中原國家由於地理上位於四戰之地且本身均勢狀態，周邊大國大國遙控中原地帶與打而不滅的思路，導致了這些國家飽受兵災。所以，不利的地理位置與頻發的戰爭，嚴重影響了中原國家的發展，使他們日漸衰弱做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