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起義的前奏曲：日本北陸14至16世紀的地方勢力全景
黃霄龍研究員曾以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國費外國人留學生身份赴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攻讀日本中世史，並於2018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從事博士後工作。現任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特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日本13-17世紀的社會經濟史與佛教史。發表日語論文《室町期地方寺院の動向と都鄙諸関係：越前國西福寺を事例に》（《ヒストリア》，第272期，2019年）、《室町期越前國における時眾道場の展開と中央権力》（《地方史研究》第70卷第3號，2020年）。有譯著《日本武士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0月），《物語日本史》中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月）。
本講座以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宗教起義（“一向一揆”）發生地北陸地區（特別是越前國，現福井縣）為舞臺，具體闡述當地各種佛教勢力的發展。由於該地區在宗教史上的特殊性，學界長期以來偏向關注淨土真宗勢力，對十四至十六世紀的該地區勢力全景的把握是非常片面的。本講座關注其他派系的佛教勢力，從政治史和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著重探討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1）日本海沿岸的港口都市的發展；（2）武家領主的統治；（3）地方寺院與中央大寺院的相互關係。
中世後期日本的政治狀況
講座伊始，黃霄龍研究員對十四到十六世紀即中世後期日本的政治狀況作了簡要介紹。黃霄龍指出，雖然關東地區有鎌倉府，但中世後期日本的政治中心主要還是京都。此時日本中央政府或將軍幕府分派地方的組織形式多樣。除了關東的鎌倉府，在東北有奧州、羽州探題，在西南有九州探題。北陸地區屬於幕府的直轄地，各國設定有守護。在當地管轄的並非守護本人，而是其代理人，稱作守護代。以本講座聚焦的北陸地區越前國為例，此前越前國的守護和守護代分別是斯波氏和甲斐氏。應仁之亂爆發後，已在越前紮根數代的朝倉氏當主朝倉孝景取代斯波氏和甲斐氏控制越前，以一乘谷為中心，統治越前全國。
接下來，黃霄龍主要講述越前國主朝倉氏與佛教的關係，以及如何與以天台宗寺院為代表的宗教勢力發生聯絡。
一乘谷，這座越前十五世紀中後期政治中心位於狹窄的山谷之中，其兩側遍佈山脈。在山谷最為狹窄的兩端，朝倉氏修築了城門，用以控制進出和防衛。值得注意的是，一乘谷入口處城門是用耗費頗大的巨石所建。考古成果顯示，這在當時城牆築造中並不多見，朝倉氏此舉意在顯示武家權威。一乘谷是按照一定的都市規劃建造的。谷中除了武士、商人等的住宅，還有多座寺院。以天台宗真盛派的寺院遺蹟為例，該寺院的建立是為了祭拜朝倉氏的族人，已被挖掘出340處以上的石佛和石塔，可見谷中的政治生活與佛教密切相關。
福井縣立一乘谷朝倉氏遺蹟資料館內的一乘谷鳥瞰圖（黃霄龍攝）
平泉寺（日本天台宗名寺）是和朝倉氏相關的重要佛教勢力。傳說平泉寺由高僧泰澄大師於奈良時代的養老元年（717）開山。寺院的發展於15世紀中葉達到鼎盛期，現被稱作“日本第一宗教都市”。後來在與一向一揆的戰鬥中慘遭燒燬，於江戶初期得到重新修復。從江戶時代平泉寺佈局圖來看，以分別代表“世俗”僧人的南谷和“守戒”僧人的北谷顯示出此時寺院頗具規模。至今，平泉寺裡中世修建的石路、石道依然留存。這正是一乘谷入口巨石城門築造技術的源頭。而寺院的土木技術運用於武家城池建設正好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武家與寺院的關係之密切。平泉寺內的中世石路（黃霄龍攝）
14至16世紀的地方勢力全景進入北陸地方勢力全景考察的第一步是對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宗教起義——“一向一揆”研究史的梳理。黃霄龍首先說明，本講座標題所指之“起義”，採用中文“起義”中的“武裝暴動、武裝反抗”含義。日語的“一揆”含有結盟、結社之義，有平等、團結的特點，比如“莊家一揆”“國人一揆”。其中，莊家一揆指農民聯結、抵抗領主重賦的現象，而國人一揆則是武士聯結，所以在這兩個詞中“一揆”不能解釋為“起義”。但“一向一揆”的特質之一是武裝反抗，故題目用“起義”一詞。在一向一揆和本願寺研究史中，神田千里（代表作《一向一揆と戰國社會》）、金龍靜（代表作《一向一揆論》）、安藤彌（《戰國期宗教勢力史論》）是極為重要的三位學者，他們對一向一揆的本質和定義的意見不一，目前日本學界也仍有爭論。
黃霄龍指出，其針對中世北陸宗教起義與前述研究不同。她認為，若不把除“一向宗”、淨土真宗外的其他佛教勢力放入當時歷史程序中加以考察，永遠無法跳出舊式敘述模式。因此，本講座將著重選取兩個頗具代表性的非一向宗的佛教勢力，來說明其他佛教勢力在中世紀北陸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個是真言宗寺院——瀧谷寺的例子。黃霄龍認為，地域社會對寺院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瀧谷寺的考察始於對其所在地之三國港歷史的溯源。
三國港中最早發展成村落的是松下至“森町”這一區域，其在江戶初期就已形成規模；隨著17世紀後半葉的西回航路的形成，三國湊發展成了日本海岸數一數二的寄港地，村落的發展也逐漸擴大，往北部移動（木場町附近）；西光寺勝授寺等寺院也成立於這個時期，故17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可以說是三國港作為寄港地發展的繁榮期。
在三國港，有大約12間寺院，其中成立於中世時期的就有5所，剩下的也多成立於江戶初期。淨土真宗6間，曹洞宗2間，真言宗2間，日蓮宗1間，淨土宗1間。其中真言宗的兩間寺院（瀧谷寺和性海寺）較早成立。
另外，黃霄龍還在此對前次紅河學院葉少飛老師講座中提到的朝鮮漂流人事件進行了回應。她指出，在三國港的性海寺院內也有“韃靼漂流者供養碑”（1656年）和漂流者竹內氏之墓。關於漂流者們的見聞，現有根據竹內氏的同行人的口述所寫的記錄傳世（可參考平凡社出版的東洋文庫系列中的《韃靼漂流記》）。
中世以來，三國港貿易興盛，商旅輻輳，為寺院興建提供了物質基礎。因此才有開山睿憲建瀧谷寺之業。睿憲，美作國（今岡山縣）人，早年曾在京都、和歌山等地遊學，後來到三國港創立瀧谷寺。
在建立瀧谷寺之前，睿憲已在多年的遊學生涯中積累了大量的“聖教”。所謂聖教，黃霄龍認為系寺院創造影響力所依賴的精神資源和文化資本。聖教種類繁多，根據日本佛教史學者永村真的分類，主要可分為三種：一是釋迦的教誨，二是各宗派祖師的著述，三是僧侶們為修學、法會和教化活動所寫的著述。就睿憲而言，其曾在當時真言密教的中心之一——和歌山根來寺遊學。在這裡，睿憲不僅抄錄了根來寺所藏佛經，而且記述抄錄佛經過程中的體悟，進而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佛法理論。不過，從瀧谷寺所藏抄本來看，或許是因為這次抄錄時間太過短促，其所抄佛經潦草。因此，等睿憲至性海寺遊學時，又重新抄錄一番，形成了瀧谷寺聖教的最初形態。隨後，睿憲依此於三國港建瀧谷寺。經過睿憲的長期的聖教積累和遊學經驗，瀧谷寺也逐漸建立起聖教管理制度，確立了一套以聖教己有、不可外借為基本原則的管理體系。下面的規章便出自睿憲定下的瀧谷寺寺院法。
一、當寺灌頂等道具、設雖為密室之門徒同朋、於有所用者來至於當本寺可令借用勤行者也、 全不可出於他処事、況於他門之輩哉、
一、當院所納置聖教等雖為少分、全不可移他処事、但當住之人弘通利益之間可為其計、努々號我物不可隨身於他処者也、
一、當所草木等事、坊室各々四壁之限或萱下夷或林下枝可為坊主計松椙等本切更々不可為坊主計、 惣相草木等一向為談議所之計可被用造営興行之詮要者也矣、已上十七ケ條
右所定置之條々、知恩堅信之弟子等永守此等格式敢不可違犯也、若於背此等掟致僻儀之輩者、 寺住之眾徒等同心遂評定可被追放其身者也、 仍世々累代置文之狀如件、”
顯然，睿憲選擇在三國港建寺的確是明智之舉。至十五世紀，創立僅數十年的瀧谷寺已經發展出分支——門徒寺院和末寺。不僅如此，瀧谷寺的聖教也隨著其寺弟子的播遷而進入門徒寺院和末寺。至十六世紀，從三國港周邊區域向越前國北部都出現了瀧谷寺分支，門徒也大量增加。該地區是加賀（一向一揆的勢力範圍）與越前的國界，常發生動亂。在此地區增加門徒，有利於瀧谷寺勢力的發展和穩定。增加門徒的最基本方式便是傳法灌頂和聖教的授予。
參與對東寺捐贈的越前寺院名單（黃霄龍供圖）
地方寺院的發展離不開中央寺院的支援。瀧谷寺與京都醍醐寺報恩院之間的互動則恰好展現出這一側面。對瀧谷寺而言，尋求中央寺院的支援與尋求地方武家勢力的庇護同樣重要。只有得到中央寺院的支援，地方寺院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發展機會，京都醍醐寺報恩院恰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它為瀧谷寺的發展提供各種宗教資源和人脈。相對地，越前瀧谷寺為應仁之亂後財政困窘的中央寺院提供“人力”和金錢。除了尋求中央寺院的支援，尋求地方武家勢力的庇護對處於亂世之中寺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越前，當主朝倉氏的勢力是瀧谷寺無法忽視的。因此，如同地方寺院與中央寺院那樣，地方寺院與武家勢力也同樣存在“捐輸-報效”式的互動。比如，瀧谷寺借朝倉氏之口保持寺院法的效力。又如下舉系列朝倉氏對越前佛教勢力的庇護政策：
一、 開山以來當寺之法流相伝之諸寺、不可成他門事、＜ 付門中之諸僧、寺內之阿闍梨並當寺之外於他寺他國不可受伝法灌頂等之事、＞
一、門中之僧侶望開壇事、為弘通利益糺法器従當寺可許之、末寺之阿闍梨不可許之、況不経當寺之儀而、恣灌頂等不可執行之事、
一、寺內之坊主師弟之契約無之、或死去、 或退出之族於在之者、彼跡可為院家計、同朋並縁者親類等惣而不可競望事、
（裡書）「當寺開山睿憲十七ケ條寺法並追加五ケ條之旨不可有相違者也、永祿七年十月廿五日
義景（花押）
黃霄龍強調，寺院的發展不僅需要努力爭取來自上層的支援，如何在與同行的競爭中勝出也是其所面臨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又因當時各寺院間的僧侶被允許自由流動和接受傳法不受寺院限制，而顯得更為棘手。
十六世紀瀧谷寺與其他真言寺院的衝突示意圖（黃霄龍繪）
此外，黃霄龍還順帶介紹了另一個以唸佛著稱的時宗/眾寺院的發展歷程。結論
最後，黃霄龍指出，以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相結合的方式，透過對北陸地區的淨土真宗之外的佛教勢力——真言宗、時宗/眾在地方社會發展狀況，尤其是它們如何和當地政治權力（武家）、市鎮商人、中央寺院發生聯絡的考察，是把握一向一揆發生的社會土壤的前提。另外，這個視角也為我們呈現出日本中世的中央（寺院，醍醐寺）和地方（寺院，瀧谷寺）之關係的一個側面（寺院面）。
在提問環節，同學們就僧人的流動、寺院之間的競爭、僧人與祖庭的關係以及古文書本身的格式等問題繼續與黃霄龍交流，深化了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