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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導師1
家庭教育指導師2
北京的曹女士突然發現在自己家做保潔工作的朱姐是個“寶藏”：她不僅是一家小私人公司的在職保潔員，每天朝九晚五到公司打卡上班，每週還會抽三個晚上固定給三個家庭做保潔，而且從上個月開始她又多了一份週末的工作——“接單”做家庭教育指導師。
“朱姐在我家幹了好幾年了，我印象中她只有初中學歷，朱姐告訴我她在網上聽了幾次課、考了兩次就拿下了證書。”曹女士說，“我真的挺震驚的。”
讓曹女士震驚的並不僅僅是朱姐的初中學歷，而是“初中學歷”“幾堂網課”“拿證營業”等幾個元素組合在一起後給她的震撼。
近些日子，“家庭教育指導師”這個詞的曝光率頗高。一方面，不少公眾號針對它推送了帶著“職業前景非常廣闊”“未來五年的‘金飯碗’”“時薪上千元、年薪數十萬元”等充滿各種誘惑字眼的文章；另一方面，多個媒體曝光了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考證背後的“貓膩”。
那麼，家庭教育指導師證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有沒有進入的門檻？考證熱背後有沒有深層次的原因？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了多名考證者和專家，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剖析。
報名≈零門檻
這幾年，整個社會對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在提高，特別是從今年起《家庭教育促進法》開始正式實施，家庭教育也從家事上升為了國事，很多家長亟須家庭教育指導，於是，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和考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那麼，什麼人擁有“指導”的能力？對“指導師”有沒有一個最低的條件要求呢？
帶著跟曹女士相同的疑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上搜索了多家家庭教育指導師的考證報名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不少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機構對考證者設定了進門的門檻，很多機構在文字介紹中明確地寫著：大專以上學歷可以報考。
如果，報考者的學歷不達標會怎樣呢？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隨機點開了一家機構的網頁，選擇了“初中學歷”並留下聯絡電話，很快，工作人員的電話就打了過來。
“官方要求大專以上學歷都可以報考，如果學歷不夠的話，我們可以幫忙進行學籍補錄。”工作人員給出了這樣的答覆。
那麼，什麼是學籍補錄呢？
工作人員回答：“就是透過機構內部渠道進行學籍補錄，直接可以補錄成本科學歷，然後直接就能考高階家庭教育指導師了。”
為了證明學歷較低的人也能成功報名，工作人員給記者發了兩個登記表的截圖。記者發現，兩位報名者的“學歷”一欄寫的都是：初中，在“專業”一欄，有一個寫的是“定做沙發套”，而“有無從業經驗”那一欄寫的則是：“有夫妻生氣，我經常勸和”。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進行了多家機構的對比後發現，絕大多數提供家庭教育指導師報名考試的機構對報考者的學歷基本沒有要求，即使有要求，也僅僅存在於字面上——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報考幾乎是“零門檻”。
“家庭教育指導師的提出其實是一個折中的辦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國家越來越重視家庭教育，特別是《家庭教育促進法》頒佈後，“依法帶娃”成為必須，但是我國高校很少設有培養家庭教育人才的專業。在需求和供給出現脫節的時候，培養家庭教育指導師這個折中的辦法就出現了。
無論是否是權宜之計，僅從邏輯上推論，能夠稱得上“指導師”的人應該具有比被指導者更高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訓練和專業素養，但是，從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簡單的“親歷”中發現，並不是所以報考者都具備這種“專業”特質。
考前“真題” ≈“真的”考題？
其實，“起點低”的難題很好破，只要肯學習。而報名參加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試的人應該都是“肯學習”的，不過，當報名者們帶著美好的願望報名後，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成長。
河南的呂紅（化名）之前在一個培訓機構做“一對一”輔導，隨著“雙減”政策對學科類培訓的治理，呂紅面臨轉行。在分析了自己的優劣勢之後，她把目光投向了家庭教育指導師。
“工作幾年了，真是遇到了千奇百怪的孩子，我發現家長配合度高的孩子通常比較‘好帶’，我也有實際的經驗，就想試一試。”呂紅說。
於是，呂紅報了名。
不過，交過錢之後呂紅才發現，培訓並沒有想象中的豐富：開始前，培訓機構會提供4天的線上錄播課程，快考試的時候機構會發一份檔案，檔案上都是題目。“雖然工作人員不會說這些就是原題，但是他們會說，只要認真複習這些題，90%的人都會透過考試。”呂紅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接觸了多個參加考試的人都提到了類似的一套題。
考試前發“押題卷”或者“模擬真題”，似乎已經成了考試機構的“規定動作”。多位採訪物件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這些“真題”幾乎包括了所參加考試的全部考題。
“只要認真看幾遍，幾乎都能考過，至於那些培訓你看沒看、看了多少、知識掌握了沒有，沒有人管。我發現了這些‘貓膩’後，覺得這完全就是騙錢行為，想起來籤合同時工作人員提到過‘全額退款’，於是就不想學了。”呂紅說，但是，當真的要退款時，工作人員的態度發生了翻轉，完全不承認“全額退款”的說法，只是在不停地重複一句話，“如果兩次都考不過可以退2000元（學費3980元），如果不考試一分錢也不退。”
回頭再琢磨時，呂紅髮現自己報名的過程完全是在被工作人員牽著鼻子走，“他們告訴我，下個月國家就會對考試進行調整，報名考試的門檻會大大提升，考試的難度也會增加，‘簡單’考試的報名截止日期恰好就是我諮詢的那一天。”呂紅說。
距離呂紅報名考試已經過去3個多月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接觸的每一家機構中都聽到了相同的話：“國家下個月就要對考試進行調整，這是調整前的最後一次考試了。”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絕大多數報名者都是在報名諮詢那一天，“恰好”趕上了報名的截止日期。
“被忽悠”“花錢買了個證”，成了眾多參加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證者不得不嚥下的“黃連”。而讓這味藥更加難以下嚥的是，僅有的那幾天培訓課程的“含金量”也並不高。
“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培訓存在很多問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豔說。
孫宏豔說，家庭、學校、社會、環境任何一塊短板其實都決定了家庭教育的質量。所以對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培訓應該是成體系的，現實中的情況是，“這些培訓機構都會外請一些專家去講課，並不是這些專家講得不好，而是每一個專家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而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哪個專家有時間哪個專家來講，這些都增加了培訓的隨機性。”孫宏豔說，培訓比較零散，沒有形成一個課程體系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多年從事家庭教育研究的專家介紹，前些天就有兩個公司上門來與他所在的研究中心談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的合作，“我掃了一眼他們拿出的專家名單後，立刻就停止了洽談，因為名單上的大多數名字是我壓根兒沒有聽說過的。”這位專家說，這些公司之所以來談合作無非是看中了研究中心的官方背景，“我們不能成為幫他們賺錢的工具。”
含金量不高的培訓肯定換不來含金量高的證書。去年年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國家職業資格目錄（2021年版）》中並不包含家庭教育指導師。
這也成為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市場上的“軟肋”。中青報·中青網對多家考證機構進行了梳理，很多培訓機構對“誰來發證”進行了模糊處理，而一些在諮詢電話中被工作人員反覆強調的發證機構，已經在其網站的明顯位置貼出了公告：“涉及‘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培訓專案全部停止招生”“違規宣傳、招生等行為將追究法律責任”……
考證“兇猛”的背後是家長內在的焦慮
看起來“兇猛”的考證熱在專家看來更像是泡沫。
“考了證就有很多家庭等著你來指導、能掙很多錢？這些更多的是商業炒作，也更是主觀想象，事實上不會、也不應該是這樣的。”儲朝暉說。在他看來，家庭教育培訓市場不可能達到中小學生培訓的熱度，“因為，剛需沒有那麼強烈，所以，大家要冷靜對待。”
專家雖然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但是，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證熱背後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必然性。
“《家庭教育促進法》出臺以後，無論對家長還是對家庭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孫宏豔說，家長必須要提高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另外，家長對自身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更高的期待，“吃飽穿暖”早已不是家長對自身職責的認定了。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有了在家庭教育方面進行系統提升的需求。
很多機構也確實“把脈”精準。一位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介紹，他們的目標客戶除了從事家庭教育相關工作的專業人士外，更多的是家長，尤其是那些在教育孩子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家長。
從這個角度看，這不僅一個家庭教育指導師的職業培訓，也是針對家長的技能培訓。
除此之外，隨著“雙減”政策的不斷推進，長期困擾家長的“上幾個課外班”“上哪些課外班”等外在焦慮基本消失了，但是一些多年應試競爭壓力下形成的一些慣性思維所帶來的焦慮還沒能馬上化解掉。比如，“有些家長依然存在著‘萬一別人的孩子沒有減負我們是不是吃虧了’的顧慮，”孫宏豔說，還有些家長則抱著“如果別的孩子都‘減負’了我還能想辦法偷偷補一補，是不是就能‘彎道超車’了”的想法。
儲朝暉認為，無論從《家庭教育促進法》的角度還是現實的角度，家庭教育培訓都不應該由商業公司的商業行為主導，要充分利用社會資源。
儲朝暉的觀點得到不少專家的認同，
“還是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要把家庭教育培訓的內容納入一種公共服務的範圍裡，政府透過購買服務來為家長服務。”孫宏豔介紹，中國臺灣地區就有一種比較合理的做法，“把家庭教育的培訓放在社群裡，專業人士可以在社群內用沙龍等形式，隨時隨地對社群內的爸爸媽媽進行指導。”
儲朝暉透露：“家庭教育指導師的相關規範已經在醞釀過程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龔昕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