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異地辦學急剎車，或將迎來重大變革

文 | 安欣，編 | Chris_guo

今年以來，嚴格控制異地辦學的舉措愈發密集，甚至政策檔案提到後續將出現清退的舉措。對於名校異地辦學該不該剎車，以及剎車以後，高等教育這場自我修正行為該如何繼續，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名校異地辦學，為什麼那麼熱？

說起名校異地辦學，從國際到國內，早已不算什麼新鮮事。

在國內，千禧年後，深圳隨著大開發戰略的持續推進，對於高校教育資源的迫切需求擺上了明面。對於一個創新定位的城市來說，高校資源是根基所在，如《商業週刊》曾經評論矽谷：“今日矽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聚集學術精英、科技天才、無限想象力及資金四射的科技殿堂,造就它的溫床——斯坦福大學功不可沒。”

也因此，深圳在21世紀初就開始引入異地名校資源。其中，早在1985年就開始異地辦學的哈工大，成為深圳引入高校資源的首選目標，哈工大（深圳）應運而生。

隨後一兩年內，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頭部名校也相繼在深圳落地。名校品牌價值釋放，讓名校異地辦學成為教育資源稀缺城市見效最快的方式，異地辦學的第一波浪潮也由此拉開帷幕。

十多年後，第一批吃螃蟹的名校與城市交出了令業界眼紅的成績單。據澎湃新聞統計，截止今年5月，全國共有71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在異地開設了校區或研究生院，設立機構數達到108個，異地辦學逐漸成為名校的標配。

從路徑來看，異地辦學主要以西北、華北及東北等地名校向華南、華東等地開設分校為主。據統計，目前西部7所985院校在東南地區分別開設至少一處分校。其中，深圳和蘇州是最主要的目的城市，如深圳，除了上述提到的高校之外，僅在去年，就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四所高校；其次如蘇州，不僅引進了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與西安交大等國內名校，還有美國杜克大學也已落地蘇州。

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深圳引入了38所雙一流異地機構、蘇州達到20所、青島為7所，以至於深圳、蘇州和青島被稱為我國三大聞名的“高校挖掘機”。

究竟是哪種深層次的原因驅動了名校異地辦學熱？

深究原因不難發現，背後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動：

其一，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格局形成於上世紀50年代，主要根據當時各大區建設的綜合佈局，在地區中心城市搭建綜合性的高等教育機構，如今隨著經濟格局的重新調整，原有的教育結構出現失衡的趨勢。

以廣東為例。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成為最大的人口流入省份，七普資料顯示，廣東總人口已達到1.26億，原有的教育資源顯然已經很難滿足當地社會發展的需求，尤其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從0到1，經濟發展成為如今的強一線，教育卻成為攔路石。

其二，中西部、東北等地區經濟發展式微，教育層面的投入也捉襟見肘，老牌名校的發展也逐漸到了天花板；相反，如深圳、蘇州等地，經濟層面各項資料持續增長，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開始數倍於中西部等偏遠地區。如：2019年廣東的教育投入高達4268.43億；其中深圳在教育領域，過去五年累積投入3500億元，尤其在2020年，教育支出佔整體財政支出比例高達20%；再如蘇州，作為GDP超過2萬億的地級市，目前僅有一所211大學。

其三，根據《2020年全國科技投入統計公報》，超過千億投入的省市共計8個，除了北京和四川外，其餘全集中在沿海地帶，而陝西僅為632億、甘肅為109億，黑龍江為173億。在強調產學研協同的新發展階段，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名校們可謂“坐困愁城”。

多重因素的作用，發達城市出錢出地，又有源源不斷的生源，以及更加完備的成果轉換體系，中西部名校們自然“開門相迎”。

2020年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情況

新經濟格局下的教育資源修正，異地辦學行不通了！

資深教育專家在接受頂思採訪時表示，這一輪的異地辦學熱，是我國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後，對高等教育資源的一次重新調整，可以說是一種市場行為，也是對高等教育資源的一次自我修正。但目前來看，老牌名校署名帶品牌的異地辦學模式，是不是投機、走捷徑是一個值得深入商榷的話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在市場化道路上前進，目前已經形成了良性的迴圈發展模式，同時，借力全球化浪潮，沿海地區憑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快速催生了一個接一個的萬億之城。然而，教育作為需要長期累積與沉澱的事業，無法與經濟的發展模式等同。

換個角度來看，深圳、蘇州等在經濟版圖中快速崛起的後起之秀，需要補齊高等教育的短板，破除高等教育荒漠的痛點，來支撐社會與經濟的健康發展，但引進中西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名校異地辦學到底是不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還需要站在大局上去審視。

站在西安、蘭州、黑龍江等城市的角度來看，西北工業大學、蘭州大學、哈工大們你爭我趕的異地辦學不僅是教育資源的流出，也是人才的流失，往更深層次的角度來說，也是在削弱當地未來的發展潛力。

以哈工大為例。哈工大（深圳）的錄取分數線已經超過本部校區，而隨著各名校在沿海地區分校發展的持續深入，這種現象或許將會成為常態，對於考生來說，在學院校、城市、專業幾個選項中，城市這一選項的權重近年來在加速上升，這必將造成對本部校區生源的進一步影響。

根據《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擴張模式與區域走向研究》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4月底，53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中，西部流向東部20個、東北流向東部13個、中部流向東部15個。這也意味著，如果異地辦學持續進行，這顯然將有悖於東北振興、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部現代化的國家宏觀戰略。

事實上，國家一直以來是不支援名校異地辦學的。早在2004年，人民時評就刊文表示：“異地辦學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可為之的。如果任其氾濫，有可能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在政策端，2017年教育部在《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基本建設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審慎決策建設新校區，原則上不支援、不鼓勵跨城市、跨省建設新校區，特別是具有本科教學功能的新校區。

隨後2019年，教育部相關部門再次重審，由於異地校區在辦學定位、師資隊伍建設、辦學經費保障、校園文化傳承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教育部歷來不贊成高校舉辦異地校區，原則上不予審批。

今年7月，教育部先後印發了《關於“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定工作的意見》《關於開展“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定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對國家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做了很多重要的規範；其中包括不鼓勵、不支援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

《意見》同時指出，對於現存的高校異地校區，本著平穩有序的原則逐步清理規範，實現逐漸退出；新申報設定的學校，須不存在跨省異地校區。

所以不難看出，國家對異地辦學的態度非常明確。

這背後，有國家對各區域教育、經濟均衡發展的考量，也有對過度異地辦法引發教育質量下降引發名校品牌坍塌的考量。而高等教育資源欠缺的經濟強市未來如何補齊短板，或許需要尋找全新的路徑。至少，引入異地名校的這條路或許越來越走不通了……

異地辦學急剎車，“窮”名校與“富”城市如何破局？

異地辦學的剎車，這一次顯然比較急，且剎車後，未來是否依然能穩定起步，目前來看並不樂觀。

當前政策以及明確對於現存的高校異地校區，本著平穩有序的原則逐步清理規範，實現逐漸退出。如果政策一旦落實，對於深圳等地來說，或許支撐未來發展的教育事業或許又要從零搭建。

然而，從零開始扶持一所本土高校並非易事。一方面，國內高校的競爭日趨激烈，新院校很難在短期內形成競爭力；另一方面，建立全面的教研師資體系，建立學科優勢都非一朝一夕完成。但對於高等教育資源欠缺的經濟強市來說，這條路似乎是不得不走的一條路。

去年，深圳引進武漢大學被迫終止後，深圳市加快了透過自主創辦新高校的方式來補齊短板，並在去年先後啟動深圳音樂學院、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的設計招標。

有業內人士分析稱，除了自辦大學之外，深圳等地還可以與中西部名校展開深度的產學研協同合作，如沿海等發達城市將產研基地部署在中西部名校本部或本地，不僅能啟用教育科研的成果轉換，還能實現轉換的快速市場化落地。

一來為欠發達地區名校找到了突破口，尤其在雙一流高校競爭白熱化的當下，學術科研與城市發展實現協同都能快速形成明顯的差異化與競爭力；二來發達城市可以實現跨區域的投資，目前來說，國資在新經濟、科技等領域的投資已經成為趨勢，如深圳國資、合肥等地近年來透過對新經濟新技術的押注收穫頗豐；其次，城市與高校展開深度的合作，也能推進人才資源的雙向流動，進一步實現對各類資源的均衡分配，也符合國內國際雙迴圈的國家戰略。

總結來看，異地辦學急剎車後，無論是高校或是經濟強市，都需要尋找一條更加長遠且可持續的破局之路。而自辦高校尋找差異化，搶佔職業教育先機，抑或是推動與異地高校的深度合作，發揮雙方優勢，提升產學研協同效率都是破局路上值得參考的方向。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頂思”（ID：idingsi），作者安欣，編輯Chris_guo。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絡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