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十幾個男人在裡面打麻將

梧桐樹葉子還沒長出來，就不到上海最美的時候。但淮海中路仍舊不差。就算落雨天，路兩旁洋房溼漉漉，白梧桐光禿禿，美感上也不降格調，是另一種清新整潔。

要追溯上海的紅色歷史，應當去往淮海中路。

要體味真正的海派街區，也應當來到這一條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東路，不是陸家嘴，而是這裡。淮海中路和附近路群才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市中心”。

而100年前的中國，同樣不是在十里洋場的英國租界地，也是在這裡，一條淮海中路貫穿東西的法租界裡，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隱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庫門房子，藏著100年前的《新青年》編輯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社會主義共青團的誕生地，這三個對現代中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地址。

《新青年》雜誌全套影印版

這三處地址，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思想頭腦，曾在此間居住，陳獨秀、李漢俊、戴季陶、李達……而另一群即將閃耀的青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也因著青年的救國熱忱，匯聚到過此處。

在一片西式教會、醫院、學校、商店的建築群中，這三處相隔不遠的石庫門民居，其實並不起眼。

但“作始也簡，將畢也巨”。1921年是一個時間節點，平均年齡28歲的15個青年，在這裡召開了中共一大，此後，從石庫門走到天安門，這裡成為了中國一切共產主義星火燎原的起點。

畫一張秘密地圖

陳獨秀住進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是一個偶然。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

一是科學實驗室，一是監獄。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陳獨秀語）

要談論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絕對無法繞過的兩個人，一個是李大釗，第一個寫文章向讀者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另一個就是陳獨秀。

他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一個性格上開闊狂飆的學者、革命家。五四運動期間，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五樓天台上，從天紛紛灑下革命傳單，而被警察逮捕，監禁98天。

陳獨秀成了“英雄”，全國矚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廳一個“被記錄在案”的危險分子。

《覺醒年代》中陳獨秀扮演者

之後，他再在北京行動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風波後，陳獨秀答應章士釗、汪精衛的邀請，離開政治中心北京，去風氣更寬鬆的廣州，籌辦西南大學。

卻在途經上海休整時，收到一封章士釗的書信：“廣州的政潮突起，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

陳獨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漁陽裡2號，便是好友為陳獨秀尋得的住處。《新青年》編輯部，也順理成章地在這裡落定了。

南昌路100弄老漁陽裡2號舊址

陳獨秀住下後，老漁陽裡2號就熱鬧了。他是一塊“磁石”，吸引著朋友們來找他。

先是《覺悟》副刊的主編邵力子，總是坐著黃包車來。這位大忙人，是“上海灘著名的國民黨員”，卻滿心傾慕馬克思主義，曾在《覺悟》上發表文章說，“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社會主義）的徵兆”。

邵力子不僅自己來，還帶著斜對門的鄰居李漢俊一起來。這位湖北潛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門外語，是當時中國最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李漢俊還是《星期評論》的三位編輯之一。《星期評論》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評論媒體之一，高峰能達到十幾萬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隨陳獨秀、李大釗《每週評論》的風潮而開辦起來的報刊。

李漢俊來了，《星期評論》的另外兩位編輯，戴季陶和沈玄廬的拜訪之日自然就不遠了。

再是張東蓀，《時事新報》的創辦人。

幾份當時在上海灘青年群體中最有影響力的報刊，“夢幻聯動”了起來。

油畫《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達、李漢俊、陳獨秀，第二排右起毛澤東、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俞秀松

以陳獨秀為中心，在漁陽裡2號集結了越來越多向往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給《時事新報》長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編輯李達，《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產國際從蘇俄派往中國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訪的維經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劑投入雙氧水中，“共產國際的使者”讓這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小房子更加熱鬧，加快了青年們“建立一個黨”的程序。

同年5月，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成立了黨的前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

油畫《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展於上海《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左起：陳公培、俞秀松、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

其中有人退卻了，更多的青年加入進來。

“秘密活動”往周邊的幾棟民宅，輻射開去。

先是新漁陽裡6號，它正在淮海中路（當時叫霞飛路）側面的一個里弄裡。

這一處石庫門房子，原本是《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的住處，離陳獨秀的漁陽裡2號，穿街走巷不過3~5分鐘的路程。後來變成了維經斯基的翻譯楊明齋的住處，成了一個辦會的場所。

在新漁陽裡6號，這群年輕人建立起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又辦起了“外國語學社”。

一樓的客堂和廂房用來做教室，樓上則騰出來給學生們住宿。“外國語學社”搞得像模像樣。

校長是楊明齋，日文教師李達，法文教師李漢俊，英文老師是袁振英，俄文老師最多，王元齡和維經斯基的妻子庫茲涅佐娃都可以勝任。

《共產黨》月刊在1920年11月7日創刊，由李達主編，為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份黨刊

但是，自1920年6月《每週評論》被迫關停之後，上海已經釋放出了辦報環境收緊的訊號。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們，朝著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們雖然在《民國公報》上公開登出廣告“外國語學社招生”，請有志學習英、俄、日語的同學，前來報名學習。實際上，都是內部推薦入學，不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推薦，就是外地進步團體的介紹。

這裡出過不少著名的學生，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柯慶施等人，都曾在這裡學習過外語。

而原本的老漁陽裡2號，也從1920年9月起，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先是《新青年》雜誌不一樣了，封面換成了一個地球上，一東一西兩隻手的交握。

而就在這第8卷第1號《新青年》上，陳獨秀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談政治》，標誌著自己徹底轉向左派，成為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因此與老友胡適發生割裂。

第8卷第1號《新青年》

漁陽裡2號，新成為了“青年們慕陳獨秀之名來上海的避難所，希望赴蘇俄的留學介紹所”。

與陳獨秀往來的朋友們，膚色、口音、年齡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給予了一絲政治和民俗上的掩護，外國人不顯得扎眼，警察們也稍有所顧忌。但他們仍舊在租界當局的監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處活動新地址，是李漢俊的新住處，望志路106-108號李公館（如今為興業路76號）。

在那裡，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

15位黨代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日本各地聚集來到這一處，從7月23日開始，一連開了數天的會議。

中共一大15位參會人員

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長衫的陌生人闖入，打斷了會議。

“他是密探！”年輕的黨代表們，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後門，在黑夜中四散而去。

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漁陽裡2號，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漁陽裡6號。

三四個住處，在子夜，勾連成一張隱秘的地圖，就在這群青年的腳下，被密密地走過。

“壯麗和憂傷”。

這是中共一大的與會者，寫進《共產主義在中國》，形容那一時期同人心態的詞彙。

那一夜，沒有人逃跑。

密探離開之後，青年們又重聚起來，再商後事，“把大會挪到附近的小城嘉興去開”。

人物譜系一角

2021，建黨百年。初春三月，絡繹有重走這三處紅色地標的人來到上海黃浦區。

尤其是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它雖然正在為7月的紀念日緊密裝修中，閉門謝客數月，卻仍有一批又一批不明情況的到訪者。

上海市盧灣區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圖源：視覺中國）

盤旋不走的人中，白髮花花的居多，口音各異。有人只是神情平靜地站著，不願立即離開，有人緩緩走向這一棟青磚做底、紅磚點綴的二層石庫門房子，在施工圍欄前留下合影。

中共一大會址正對面，是新天地時尚購物廣場。一街之隔，對面日新月異，代表著上海的商業潮流和市民社會的前端，這裡，永遠沉澱著一份不變的記憶，記錄著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15人，平均年齡28歲。

其實，1921年全國共產黨員已有50多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與陳獨秀，與《新青年》，與漁陽裡，有著關聯。

漁陽裡舊址

周恩來在19歲時，在去往日本留學的船上，讀到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一見如故。“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地贊同。”從此，他成為了《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回國後與李大釗建立了聯絡，後來又在法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時，便已經認識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在湖南組織辦報《湘江評論》，還辦“文化書社”，分發售閱《新青年》和《勞動界》。他曾在1920年5月到上海再次拜訪陳獨秀，“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陳獨秀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接受號召，在湖南組織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

1920年夏，董必武在武漢也收到了一封來信，寫信人是李漢俊。秋天，陳獨秀的老友，湖北人劉伯垂，到武漢和董必武會面，傳達了陳獨秀“在武漢建立組織”的意見。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湖北黃岡的包惠僧，曾在1920年2月，揣著“崇敬者”的心情，利用記者的身份便利，在武漢採訪過陳獨秀。他們聊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反封建、婚姻自由。所以，當他受邀加入“組織”時，一口答應，沒有猶豫。

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法國，次第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星星之火，各地簇生。

“星火”之間，靠書信聯絡。

中國共產黨早起組織分佈圖

當時，上海的共產黨員沈雁冰（茅盾），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他每個月都會收到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書信，封面上寫著“沈雁冰先生轉鍾英小姐臺展”。

但茅盾，並不認識什麼“鍾英小姐”其人，這是一組“地下黨員”的接頭密碼。“鍾英”，是“中央”的諧音，這些都是各地黨組織寄來，借茅盾的工作便利，接頭轉交給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的書信。

書信之外，共產黨員們的另一個交流密碼，是外語。

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外國人增多，法租界洋涇浜裡討生活的中國平民，也開始學會了基本的英文詞彙，與外國人進行簡單交流。而在其後數十年，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語言作為知識、思想的橋樑，更是展現出它的必要性的魅力。

中國的第一批共產黨員們，大多有著留學背景，少數人甚至能夠精通三四國語言。外語，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緣政治中，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留下了一絲交流的縫隙。

中國一大會議的參與者中，有一位荷蘭人馬林，他是維經斯基回國之後，共產國際派來的第二位代表。中共黨員張國燾與馬林的溝通，就是依靠外語的掩護，經常在繁華的“大世界”一間屋頂花園中，“大搖大擺”地展開的。

電影《建黨偉業》劇照

但也只能在上海。當維經斯基去往武漢卻匆匆返回，馬林在中共一大轉移去嘉興閉幕，自己卻留在上海租界時，便揭示了一個現狀：外國人的面貌，在租界普遍，在全國卻仍舊是太扎眼了。

“說中國共產黨只能誕生在上海，可能有點絕對化。但從一定意義上說，上海是當時最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一個城市。”對於100年前的思想首腦匯聚、上海工人運動情況、租界地緣政治的便利，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齊衛平，如此解釋道。

以上，便是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以書信、以外語、以同人介紹、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以上海為地理圓心，所維繫起來的人物譜系一角。

一大前後

中共一大的召開會場，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百歲之後，中國共產黨已然穩是全球最大的執政黨，中共一大，這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起點，便也被時光賦予了越來越大的象徵性意義。

大會是在馬林的催促之下召集的，當時陳獨秀在廣州，李大釗在北京，都因為太忙沒有來參加，而只是派了代表前來。

南湖革命紀念館內中共一大全體代表的雕塑（圖源：視覺中國）

前來的青年黨員們，各人收到了共產國際提供的100元路費，便先後來到上海。

他們喬裝成“北大暑期學習團”，託關係住在了博文女校的空宿舍裡，等待中共一大的召開。

會址，就在李漢俊的家中。一樓餐廳的大桌騰開，桌子四周擺起一圈椅凳，12個黃色，4個紫色。黨代表之間沒有嚴格的坐席，先來的先坐，後來的後坐，圍在一起。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和另一人做記錄，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這一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章程即《中國共產黨綱領》，和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目前政策》。

看一看他們從1921年7月23日起所討論爭議的內容，便可知，這一群青年同人，不可謂不赤誠。

電影《建黨偉業》中的中共一大會議現場

——在共同討論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時，李漢俊主張說，應當去俄國和歐洲考察研究之後，再設定黨綱，“他認為目前中國共產黨最實際的做法是支援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待這一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共產黨可以加入議會，進行競選”。

當然，李漢俊的意見被大多數代表所否決，沒有付諸實踐。

如今再看，李漢俊的這一念頭是過於天真了。但當時他並無二心的救國熱忱，無我無私的情感，仍然真摯感人。

中共一大最後形成的章程和決議，帶有比較濃烈的激進色彩，比如“直接進行社會革命”，“徹底切斷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絡”，等等。

但仍舊是可理解的。

在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中，如此評價：“在被催促而匆忙決定召開大會的中國共產黨方面，只好參考他們得到的歐美共產黨的檔案，準備了大會檔案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國國情來看相當激進的檔案。而這些檔案，對於視共產主義運動為全世界共同運動的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不僅不是激進綱領，肯定也沒有感到任何不合適。”

而7月31日夜，租界當局的搜查，為中共一大帶來了一個富有戲劇性的結尾。

大會臨時改變會址，去往李達夫人王會悟曾讀過書的嘉興，8月3日下午6點，在南湖一條畫舫上閉幕。

嘉興南湖，中共一大會址（圖源：視覺中國）

“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青年代表們，輕聲呼喊。

身旁，是為了掩人耳目，王會悟租來的兩副麻將。

作者 | 南風窗高階記者 何焰

攝影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編輯 | 趙義

新媒體編輯 | 蘇米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