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年中國全國範圍內義務教育階段公民同招順利進行，多地民辦學校搖號招生也已“塵埃落定”，大多數學生都“得償所願”被心儀的院校錄取。
和國內的“小升初”相比，鄰國日本的“小升初”競爭之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被稱為“家長的考試”。日本《東京新聞》報道稱，龐大的學習量和壓力令面臨小升初考試的小學生甚至吃不上安心的早晚飯。
日本錄取標準不是成績而是偏差值？！日本的中學分為三種：公立中學、國立（都立）中學以及私立中學（中學同時包含初中與高中，日本實行“中高一貫制”）。其中，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的國立（都立）中學。新學說了解到，這種學校主要以研究型教學為主，為日本的教學改革做現行探索，教學理念前沿而學費低廉，很受日本家庭歡迎，但都立中學數量較少，招收學生佔比僅為總數的0.4%。
日本的公立學校和中國一樣是學區制，學生就近入學，不需選拔。但由於公立中學高考成績日漸萎靡，而私立中學生源優質、升學成績輝煌，因此私立中學在日本現在越來越受到追捧。實際上，東京都幾個中心區如港區、文京區、目黑區的中學生私立學校就讀比例都達到了40%左右。
另外，日本私立中學分男校、女校和共校。男校、女校是主流，共校數量較少但近幾年在逐年增多。公立中學都是共校。對私立學校一個流行的評價標準是看這所學校的“偏差值”。
圖源：百度百科
“偏差值”（へんさち）是指相對平均值的偏差數值，是日本人對於學生智力、學習能力的一項計算公式值。偏差值反映的是每個人在所有考生中的水準順位。
日本是春季招生，每年冬季進行全國高中畢業生統一考試，各大學在錄取學生時，常常採用此次考試的偏差值評價學生的學習能力，並且作為錄取的重要標準（通常是唯一標準）。（來源：百度百科）
而學校的偏差值是市場給這所學校的評價打分，通常偏差值越高的私立中學越好，也越難考。據新學說了解，影響偏差值高低的標準“簡單粗暴”，那就是看這所學校每年考取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畢業生有多少。比如提起東京都偏差值最高的學校，女子私立中學的前兩名是桜蔭中學、女子學院，男子私立中學前兩名則是開成中學、麻布中學。
偏差值將學校的好評度和學生的成績進行數字量化，方便學生與學校互相尋求匹配，當學生與學校的偏差值相近時，則會被學校錄取。但也因此引發了考生不滿和輿論批評，更導致了日本中學教育出現只重分數，不看品行的傾向。
決定學生命運的日本“小升初”由於日本人非常重視學歷，很多大公司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時，都以其畢業的大學是否是名牌大學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因此，孩子能否進入名牌大學學習就成為日本家長關心的頭等大事。
日本學生神社祈福，希望考上好學校
事實上，日本公立中學只是按部就班地依照教學大綱完成教學任務，並不刻意追求升學率。但是“學歷社會”之弊讓日本私立中學開展“應試教育”。出於對未來的考慮，許多家長寧願放棄實行“寬鬆教育”的公立中學，把目光轉向教學嚴謹的私立中學，尤其是名牌大學附屬的私立學校。
與私立中學相比，公立中學不僅教學任務輕鬆、升學成績日漸萎靡，而且校內生源的參差不齊更易導致校園暴力問題。而日本私立中學一般校規嚴格，對於問題學生會毫不留情地處以停學或退學處分，因此較少出現不良學生影響校風，這也是公立中學遭冷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新學說了解到，日本的中學學制設計特點是“中高一貫制”，即所有中學都同時設定初中、高中，施行6年的中學、高中連讀制，這是日本從1998年開始推行的“中高一貫制”學制改革。
日本政府認為，教育質量的高下取決於教育制度的設計。日本實施“一貫制”學制改革的初衷是透過初中和高中的緊密聯結，提高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連續性與一貫性，從而提高學生學習活動的連續性。
新學說認為，這項改革的好處是將高中納入普及教育，同時能夠讓中學生減小應試壓力，有充分的時間參加日本義務教育的重要環節——社團活動。不足則是使得學生之間的競爭從小學就已開始。幾乎所有希望將來衝擊名牌大學的日本小學生，都希望在小升初階段進入一所好的私立中學。
因此，“中高一貫制”也使得日本“小升初”的重要性僅次於高考，成為決定日本學生命運的又一“關卡”。日本關西華文時報社社長表示：“日本公立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普及基本教育。”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些學生想去考比較好的、學習要求比較高的學校，僅靠在學校裡的學習，很可能是考不上的。”因此，遍佈日本、面向中小學生的課外輔導班，也由此應運而生。
日本課外輔導班決定“小升初”命脈進入私立中學就意味著小學生決定接受難度與高考相媲美的小升初考試。據新學說了解，這部分小學生一般會在三四年級開始上“塾”，也就是課外輔導班，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在日本，如果不上課外輔導班而考上一所“名門”私立中學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說中國的課外輔導班主要是“吃小灶”，是學校教學內容的深化；那麼日本的課外輔導班則幾乎是“另起爐灶”，自己編寫各科教材，教授學生很多學校課堂內不會學習到的新內容。
這在中國看來非常匪夷所思，但這確實是日本四十多年前開始給教育“減負”後滋生的“毒瘤”。
1976年日本出臺給小學生減負政策後，公立小學教學大綱的學習內容和難度大幅縮減，學生的學習能力整體下降。私立中學為了“矮子裡拔將軍”，撇開教學大綱，在小升初的入學考試上拓展了“超綱”的內容和難度。
為了解決這樣的“供需錯位”，日本的“塾”帶著“歷史使命”出現了。
對於一個打算參加小升初考試的日本小學生來說，學校成績無所謂（因為學校考題過於簡單，同學之間成績往往不分上下），在“塾”裡的成績和排名才是真正關注的內容。“塾”會每天小考，每月大考，並且根據大考成績決定每個學生在下個月是升班還是降班。
因此，上“塾”的日本小升初學生不是去“吃小灶”，而是真正去上另一所學校。白天在學校輕輕鬆鬆學習“素質教育”與社會規範；晚上則在另一所學校（塾）裡學習更多更難的文化課內容，“填鴨”、考試排名、升降班，幾乎無所不用其極，承擔著完全的應試教育。
白天的學校免費，晚上的學校收費逐年遞增。一二年級每年“塾”的費用摺合人民幣3萬元左右，三四年級每年5萬元左右，到了五六年級，就要增加到每年10萬元以上。這只是上一個“塾”的費用。
據新學說了解，在日本小升初的“塾”中佔“統治地位”的主要有四大“塾”：sapix、早稻田、日能研和四谷大塚。他們擁有各自的受眾學生群，僅小學生生源便可達30000人。每個“塾”的分校遍佈全國各地，同一個城市也有很多分校區，方便學生們“就近入塾”。
日本東京大學
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現在每年46%的生源集中來自於東京圈的少數私立中學，而且這個百分比還在逐年增大。這種讓日本教育界越來越擔心的失衡背後，是日本小升初考試市場上越來越激烈的補課競爭和越來越昂貴的補課費用。這讓很多受家庭條件限制的孩子，在“小升初”階段就失去了參與競爭的機會。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學說”，作者Karry。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絡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