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宏觀看待東亞地區近代歷史，日本扮演的角色相當微妙，一方面日本是東亞地區近代化的長子，其最早突破了封建制度桎梏，成為19世紀唯一非白人列強；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崛起也給鄰國帶來巨大災難，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到二戰結束，近八十年曆史，日本和鄰國之間一直面臨著極大的民族矛盾。
也正是因此，“親日派”在中國和韓國均為貶義詞，民間風評一般極差，因為親日往往伴隨著的就是出賣民族利益，2005年8月29日，韓國政府發表了3095名親日派的名單，讓這些人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也有例外，因為日本的角色相當微妙，其除了是野蠻的侵略者外，在發展方面同樣也是亞洲各國的榜樣，所以這也造就了很多悲劇性的人物，最典型的莫過於朝鮮王朝總理大臣——金弘集。
金弘集，1842年生於朝鮮王朝一個官宦家庭，自幼受良好的傳統教育，1867年，他進士及第，次年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這個水平可謂相當高，可以說是朝鮮一等的青年才俊，就能力來看，金弘集是當時朝鮮少見的“幹吏”，1868年其父去世，其守孝五年後復職為權知承文院副正；次年被外放為興陽縣監，對百姓施行仁政，救活數萬饑民，深受百姓信任，後歷任司果、南學教授、戶、工、兵、禮曹的參議，1879年，轉任為敦寧府都正。
如果是古代的封建朝廷，金弘集定能成為治國能臣，但是問題在於，此時的朝鮮，局勢已經相當嚴峻。
19世紀開始，西方列強不斷東侵，而朝鮮此時和之前的清朝一樣，固守傳統，閉關鎖國，美國和法國的幾次試探性侵略已經讓朝鮮吃了大虧，但是當時朝鮮並不是他們主要侵略目標，所以他們主動退卻，這竟讓朝鮮保守勢力受到鼓舞，準備繼續鎖國。
這種鴕鳥心態很快遭到災禍，朝鮮的老冤家日本來了，日本不像美國和法國，日本是把朝鮮當做主要侵略目標，1875年日本入侵朝鮮江華島，次年強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
此事使得朝鮮統治集團受到極大刺激，如同清王朝在吃了兩次鴉片戰爭虧後產生“洋務派”一樣；朝鮮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進步勢力，這批人被日本人稱為 “開化黨”。
“開化黨”指的是當時由朝鮮部分青年貴族官僚所組成的政治派別，他們主張學習日本，與日本聯合，使得朝鮮擺脫清朝的控制，同時實現強國富民，走獨立自主道路。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江華島條約》後，隨著交流深入，朝鮮部分官員對日本的實際情況有一定了解，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開化”一詞隨之也傳入朝鮮。
金弘集便是“開化黨”的一員，1880年他被任命為通訊使出使日本，目的是協商《江華島條約》的一些未解決問題，雖然協商不成功，但他卻切實感受到了日本的進步，在給國內的報告書中，他稱讚日本：“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無不為之，故民無一遊食，而日以繁庶。”
金弘集本人並非激進派，也並無反清意識，在日本的時候頻繁會見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人，並與他們交流，何、黃兩人均為當時清廷內有識之士，對世界格局有一定了解，他們表示朝鮮應當開國“與各國並馳大洋”，黃遵憲更是送了一本他親自撰寫的《朝鮮策略》給金弘集。
《朝鮮策略》是黃遵憲給朝鮮的對外關係建議書，核心思想是建議朝鮮“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抵禦當時對東亞虎視眈眈的俄國，同時應效仿中國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技術，強國富民！
《朝鮮策略》中蘊含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泛亞意識”（主張文化相近的中日朝聯合起來，對抗日方侵略），一腔熱血的金弘集對此策非常贊同，將其帶回國，朝鮮國王等對此策表示認可，但是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實在是過於強大，朝鮮保守派對於儒學似乎有一種“皈依者狂熱”，他們認為朝鮮和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打交道屬於敗壞倫常，喪權辱國。
1881年，300多名儒生在首都漢城伏闕上疏，號稱“萬人疏”，痛罵黃遵憲，指責金弘集，稱為“辛巳斥邪”，激進者主張立刻誅殺金弘集以謝國人，當時國王高宗庇護金弘集，對儒生嚴厲鎮壓，但為了緩和矛盾，也將金弘集外放。
儘管這一次，他金弘集逃過了一劫，但這為其悲劇性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事件平息後，金弘集重新回到首都，儘管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對於洋務極端厭惡，但朝鮮融入世界洪流的趨勢無法阻擋，西方各國紛至沓來，金弘集基本就成了朝鮮王朝的首席外交官，負責和美、英、德、日等國的使者打交道。
不過，當時在朝鮮最強大的兩股外部勢力分佈是清朝和日本，清日雙方在朝鮮衝突不斷，金弘集是兩方周旋，清日雙方對其印象都相當不錯，小國的外交官，就是如此疲憊。
金弘集本人屬於溫和派，他主張進步但並不激進，其意識形態被概況為“東道西器”，這很像中國的洋務派，這使得其被很多開化黨同行不齒；當然，守舊派也不喜歡他。於是相對務實的金弘集兩邊受氣，但是，真的出了問題，往往還需要他來解決。
1884年12月4日，朝鮮首都漢城突然陷入一片血雨腥風之中，當時激進開化黨人趁清王朝陷入中法戰爭的時機，在日本教唆下發動政變，開化黨屠殺親清派大臣並掌握政權，宣佈脫離與清朝的宗藩關係，改革內政等，駐紮在朝鮮的清軍反應迅速，在袁世凱的指揮下立刻平定了內亂，此事被稱“甲申政變”，由於僅僅3天就被清軍鎮壓，又被稱“三日天下”。
之後中日雙方開始交涉，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日同時撤軍，但日本獲得了干涉朝鮮事務的權利，這給後來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索。在朝鮮一片混亂的時候，金弘集表現極好，不僅體現出才幹還表現出忠誠，於是政變平息後，他升官了，擢升為議政府左議政。
不過，金弘集的人緣並不好，上文已經提過：保守派和激進派都不喜歡他。所以在處理外政變的事務後，他又被閒置。如果他的人生之到這裡，那就沒什麼身後事了，不過歷史相當殘酷，近十年後的1894年，他終於要面對其悲劇性結局，
1894年，困苦的朝鮮終於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起義——東學黨起義，中日同時干預，朝鮮王朝陷入內外交困的境界，作為幹吏，金弘集復出，其大力提倡改革。然而，到了這時，朝鮮已經無法掌握命運了，日本用突襲手段控制了朝鮮中央政府，並組建了親日政權，而政權為首者便是金弘集。
這真是十分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金弘集終於有了政治舞臺；但另一方面，朝鮮上下對日本控制朝鮮主權的局面恨之入骨，金弘集跑去見高宗痛哭，飽受屈辱的高宗回應他：“以卿老成，當與之臥薪嚐膽，以雪今日之恥，深有厚望焉！”於是，君臣均表示要大力改革，這便是著名的“甲午更張”。
事情複雜就複雜在這裡，改革當然是必須的，“甲午更張”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做的，但是由於此次改革有濃厚的日本背景，所以這種改革又有濃厚的配合侵略者的色彩，金弘集也因此變得極不光彩，改革也受到普遍抵制：本來朝鮮就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對洋務新政等很多人排斥，粘上了日本，更使得朝鮮人民對此不齒。作為政府中流砥柱的金弘集被朝鮮人民普遍視為賣國賊。
這個評價相當偏頗：金弘集的目的是希望改革朝鮮內政，其親日但並不賣國，甚至他還暗通清軍，希望引進清朝勢力制衡日本，使得朝鮮有更大的迴旋餘地。
但他的努力還是落空了，一方面清軍在朝鮮兵敗如山倒，戰敗了還簽訂了《馬關條約》；另一方面，日本不滿朝鮮混亂局勢，派遣重臣井上馨出任駐朝公使，全面干預朝鮮內政。並讓鐵桿“親日派”樸泳孝瓜分走了大量權力，金樸兩派爭鬥不斷，一開始金弘集失敗辭職，然而一個月後，樸泳孝涉及謀反流亡日本，鷸蚌相爭之下，朝鮮主導權卻落到了另一派的手裡——坐收漁利的“親俄派” （以閔妃為首），金弘集的權力實際上被架空。
當然，這一局面日本不能容忍，1895年10月8日，日本策劃“乙未事變”，暗殺了閔妃，使得金弘集內閣重新掌權，但由於策劃不詳，東窗事發了，這導致朝鮮舉國皆憤，而金弘集更是被視為“人民公敵”，“倭大臣”。
不過，金弘集仍然在堅持著自己的理想——繼續改革，終於，改革的一項措施“斷髮令”（嚴重違背儒家傳統思想）使得矛盾徹底激化，朝鮮各地揭竿而起，朝鮮王室此時也已經極為反日，在親俄派策劃下，1896年2月11日，高宗擺脫了日本人的控制，逃到了俄國使館，之後朝鮮國王在俄館發號施令，罷免所有親日大臣，並要求逮捕這些逆賊。
朝鮮百姓歡欣鼓舞，親日派很多人已經準備逃亡日本使館避難，金弘集拒絕逃走，他盡了一國總理最後的責任，開會對其它大臣表示：“餘先謁見陛下，催陛下回心轉意，事若不成，只好一死報國了！”，然而，他卻和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一同被警察逮捕，之後被下令立刻處死。
金弘集死的很慘，朝鮮人民普遍視其為內奸，史載“都人士女重重疊疊圍住，莫不稱快，不滿足其不施凌遲之刑”，他被亂刀砍死後，又被辱屍，漢城老百姓割下他的肉生吃、打碎其顱骨、甚至割屪（生殖器）。他死後，其妻子洪氏亦上吊自殺，乳子死襁褓中。
而高宗呢？這個曾經欣賞他的君主此時對其已經恨之入骨，下詔稱金弘集為“元惡大憝”，並說“何幸天討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禮才舉，國體稍存”。於是，曾經的朝鮮救國之才，以這種慘烈而屈辱的方式告別了歷史舞臺。明明是為了國家主動尋死，卻被君主和國民唾棄。
金弘集的一生相當悲劇，他也許在改革時過於激進，但絕不是國賊奸臣，在青年任職時，他勤勉工作，盡職盡責，受到百姓愛戴；在朝鮮亂局之中，他盡力想讓國家進步，在列強中周旋，以保護國度；即便是在最後國家被日本控制之下，他在日本的庇佑下掌權，其所做作為也只有一件事——改革，而並不是賣國。
最終，他死了，而且死後除了極少數人外，沒人同情他，保守派視其為異端；君主認為其侵害王權，對其從最初的欣賞變為仇恨；而朝鮮人民呢？則普遍視其為日本走狗。這麼個溫和謹慎，從政踏實勤懇的人，竟落得千夫所指。
一直到現代，朝鮮和韓國對於金弘集的評價才變得公允，金弘集不是韓奸，並未賣國，蓋棺定論，他只是一個“親日的愛國者”而已。至於為何金弘集命運如此悲慘，那是因為，作為一個愛國者，他的命運事實上是和朝鮮王朝的國運繫結的，由於國小力弱，朝鮮國運不振，那金弘集的命運，也必然悲慘。
當然，金弘集這位朝鮮王朝最後的幹吏死後，朝鮮的國運，也差不多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