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後65年，北宋發生了什麼
5月22日，河南開封，因疫情中斷的大型實景演出《大宋·東京夢華》正式復演。
5月24日，江蘇鎮江，潤州區非遺宋代點茶傳承弟子周明波在製作茶藝作品“金山”。
5月23日，浙江杭州，漢服愛好者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進行宋制漢服展示。本版照片均為視覺中國供圖
北宋時期，尤其是仁宗年間，中國古代文化逐漸臻於佳境。電視劇《清平樂》中晏殊、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組成的“背誦默寫天團”之風采，更是讓無數粉絲為之傾倒。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當時，士大夫開明政治的成熟，商業模式的創新，技術發明的奔湧，經濟活力的釋放，市民文化的勃興，城市文明的興盛，思想領域的轉型，都標誌著中國歷史即將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
然而，北宋國勢和仁宗政事的另一面，則是錢穆先生指出的“對外之積弱不振”“內部之積貧難療”。北宋在與遼國、西夏對峙中的弱勢被動地位，朝廷財政赤字的逐年增加，正是其積貧積弱的生動例證。
北宋文明昌盛與積貧積弱並存成一體兩面的背後，是變法推力不足導致的進退維谷困境。進，無力開闢新天地；退，無法回到舊局面。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戛然而止，已經預示了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功敗垂成；仁宗朝堂之上黨爭的此起彼伏，早已預演了此後歷史中“新黨”“舊黨”的水火不容。一闋《清平樂》曲終之際，餘音嫋嫋的卻是王朝謝幕的前奏。
-------------------------------
電視劇《清平樂》塑造了一個仰懼天變、俯畏人言，治國如執秤的宋仁宗形象。事實上，仁宗一朝固然是北宋歷史上難得的太平時期，卻又是政治經濟軍事各種矛盾潛滋暗長、社會危機已現的時期，也是在內外壓力交加之下、對前期祖宗家法進行系統變法的改革視窗已開的時期。
然而，仁宗君臣如履薄冰，努力保持各種平衡，廣開言路卻黨爭不斷，殫精竭慮但改革乏力，最終進退失據，錯失變法時機，以致仁宗之後短短65年，趙宋王朝就發生了國破家亡的“靖康之恥”。
祖宗之法
當仁宗的伯祖父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後周政權建立趙宋王朝時，接手的是一盤支離破碎的大棋。從907年唐朝滅亡到959年北宋立國的53年中，中原歷經梁唐晉漢週五個政權，更換八姓十三君，天下更有南唐、北漢等十國並立，是為五代十國。
如何透過有效的制度設計，避免趙宋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是北宋開國時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圍繞解決這一問題所形成的制度體系和祖宗家法，又成為威脅朝廷長治久安、影響國家持續發展的原因。北宋在仁宗時期及之後的改革困境，正在於此。
太祖面臨的開國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重建全國統一，奪回被東北遼國佔據的燕雲十六州，壓制正在西北崛起的党項政權，重構北部邊防線；二是重振中央權威，解決節度使尾大不掉、地方州郡財力過強、軍隊驕兵跋扈難制等問題。
太祖首先透過“杯酒釋兵權”等手段收回禁軍高階將領兵權，消除他們對皇權的威脅，接著按照“先南後北”的戰略基本上平定南方政權，並對北漢發動三次大規模進攻。到太祖去世時，天下一統大局已定。
唐末五代分裂割據的主要原因在於節度使集地方軍權、財權、行政權於一身，權力過大，朝廷指揮不靈。為扭轉這一局面，太祖透過縮小節度使轄區、派遣中央文臣出任知州等地方官、設定通判牽制知州等，削弱節度使行政權；透過設立轉運使，將地方財賦收歸中央，削弱節度使財權；透過集精兵於中央、駐重兵於京師、頻繁調換節度使等，削弱其兵權。由此，中央權威大幅增強。
太祖這一系列政策均是針對鞏固政權而採取的臨時性措施，均留有很大的餘地：他雖對高階武將防範有加，但並非一概猜忌，尤其是對守邊將領相當信任，對他們適度放權，允許他們有轄區財賦的自行支配權和軍事上的自行處置權；他雖提倡文治，但一直文武並重，長期致力於加強武備；他雖削弱地方勢力，但仍允許節度使擁有一定的權力，“太祖一朝，制沿五季，方鎮仍舊”；他雖用在荒年招募饑民為兵的募兵制度來防止百姓聚眾造反，但著力提高中央禁軍素質，使之成為精銳的“武備之兵”，而非一味擴大軍隊；他雖重內輕外，對遼國不主動出擊，但決不軟弱退讓，任命李漢超等14名大將沿邊構築了一道防禦遼國的嚴密防線，甚至在遼軍主動來犯時打得其大敗求和。
而仁宗祖父宋太宗即位後，將重內輕外改變為守內虛外，將提倡文治更改為重文輕武，將削弱地方發展為強幹弱枝，將荒年募兵轉換為常年擴軍，將太祖為統一天下而施行的權宜之計改造成基本國策。
太宗登基後，攻滅北漢，完成統一，但因其急躁冒進，不懂軍事又喜歡親自指揮，致使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兩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與此同時，由於處置失誤，西北党項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多次打敗宋軍。党項還與遼國形成掎角之勢，共同對付北宋。遼國對北宋威脅最大，党項對北宋疲睏最甚。太祖留下的精兵猛將消耗殆盡，太宗無能為力，只得推行消極防禦的戰略。北宋由此走上積弱不武之路，時人稱之為“（北宋）一身二（遼國、党項）疾，不可並治”。
太宗是五代以來第一個非武將出身的皇帝，他“欲興文教，抑武事”，重用文臣，抑制武將，北伐燕雲失敗後更是如此。太宗直接控制前線將領，甚至要求他們按照自己預授的陣圖行軍佈陣，還用宦官監軍。他大肆募兵擴軍，但武將地位下降，軍隊士氣低落，幾成烏合之眾。邊將普遍受到猜忌，太祖手下能征善戰的御邊14將全部被撤換清洗，太祖給邊將的各種臨機處置權也被一一收回。太祖苦心構築的北部國防線，被太宗戳得千瘡百孔。
在強幹弱枝方面，太宗更是不遺餘力，擴大轉運使職權，全面廢除節度使兼掌治所附近若干州即“支郡”的權力，將州統一收歸中央直轄，正式確立路、州、縣三級體制。這些措施徹底消除了地方割據的可能，但也矯枉過正，抑制了地方發展的主動性和經濟活力，使得地方根本沒有足夠的實力環衛中央。一旦外敵入侵，地方無法組織起足夠有效的抵抗力量，如若外敵長驅直入直搗京師，地方必定因為失去主心骨而成一盤散沙，被各個擊破。北宋後來的滅亡程序，正是按照這個邏輯進行。
太宗建立的守內虛外、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等制度規範，被後繼者們奉為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太宗時期，政治相對清明，這些制度規範的弊端還未充分暴露。其子真宗即仁宗父皇即位後，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對祖宗家法一概恪守，朝廷死氣沉沉。文臣地位繼續提高，武將地位更加下降。強幹弱枝政策進一步發展，不少州郡兵器缺乏，甚至只有十來名老弱殘兵，真宗還強調“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須防之於漸”。
在對外上，真宗患有“深度恐遼症”，從太宗時期的消極防禦轉向主動求和。結果求和不成，反倒引來遼軍大舉南下，被迫簽訂“澶淵之盟”，每年贈送遼國“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不久，真宗又在西北與黨項議和。邊境恢復安定，雖有利於北宋展開對遼國、党項的經濟競爭，但其在國防上的弱勢地位並沒有改變。
更嚴重的問題是“冗官”“冗兵”“冗費”引發的財政危機。因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導致的官職增多，加上授予官員子弟親屬官位的恩蔭制度等大行其道，北宋官員從太祖時期的三五千人，猛增到真宗年間的一萬多人，一年俸祿開支就達9785萬貫（宋朝1貫為770文——編者注）。軍隊總數從太祖時期的37萬增加到91萬，禁軍就有43萬，軍費開支巨大，“六分之財，兵佔其五”。真宗還大搞神道設教，透過東封泰山、西祀汾陰，粉飾太平，各種盛大儀式幾乎把太祖、太宗留下的家底耗光，“內之蓄藏，稍已空盡”。這樣，到仁宗即位之時，北宋已經陷入到深刻的危機之中。
仁宗之政
仁宗登基時年僅13歲，劉太后臨朝聽政。她頗有政治才幹，但晚年重用外戚宦官，政治上傾向於保守，一切以祖宗成憲為依歸，一些大臣的改革主張受到壓制。仁宗長大後，圍繞著太后垂簾還是仁宗親政，朝廷官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強烈要求劉太后捲簾還政的范仲淹等變法大臣被調離開封。
明道二年（1033）三月，65歲的劉太后病逝，25歲的仁宗親政，將范仲淹調回朝廷任職臺諫，並欣然接受其提出的八條變法建議。當時政治上頗為保守的宰相呂夷簡也建議革除八項積弊，朝廷君臣均頗有振衰起弊之意。
然而不久，仁宗得知其生母並非劉太后而是李妃，即《清平樂》中李順容後，大為惱火；加上前期的權力之爭，遂要廢黜劉太后為其選立的皇后郭氏。呂夷簡因與郭後有私怨，積極贊同廢黜郭後。而范仲淹等人反對廢后，甚至聚眾要硬闖宮門，當面建言。仁宗大怒，將范仲淹外放浙江睦州。
景佑二年（1035）十月，仁宗將范仲淹調回，權知開封府。范仲淹推行新政，把開封治理得井井有條。第二年五月，因呂夷簡大肆任用親信，范仲淹向仁宗呈上《百官圖》，把呂夷簡任用親信情況標註圖中，揭發其徇私舞弊；呂夷簡則攻擊范仲淹迂闊，有名無實。范仲淹勸諫仁宗防止宰相專權；呂夷簡則給范仲淹扣上越職言事、結黨營私、離間君臣幾項罪名。由於仁宗對呂夷簡言無不聽，范仲淹又被趕到江西饒州。仁宗初年的變法還未啟動，就因黨爭胎死腹中。
正當北宋朝臣陷入朋黨之爭，將變法大業拋擲一邊時，西北邊防驟然告急。党項首領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公開稱帝，並進攻北宋邊境。宋軍不堪一擊，連續敗於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仁宗調范仲淹、韓琦等人到前線後，才勉強穩住陣腳。後因西夏支撐不起長期戰爭消耗，慶曆三年（1043）春，雙方開始議和。在宋夏開戰期間，遼國聲言南下，北宋被迫每年增加“歲幣”銀10萬兩、絹10萬匹，史稱“慶曆增幣”。
北宋在西夏戰爭中的失利，撕破了歌舞昇平的假象，社會危機暴露無遺。當時軍隊總數增加到125.9萬，財政赤字每年在300萬貫以上，各項稅收大幅增加，“貧弱之民困於賦斂”。為彌補財政虧空，朝廷大量製造發行劣質錢幣，貨幣發行量從太宗時的每年50萬貫，增加到仁宗年間的300萬貫，增幅達6倍。貨幣貶值，物價大幅上漲，米價從宋初的每石190文，上漲到2902文，漲幅達15倍多。百姓揭竿而起，起義此起彼伏。
面對空前嚴重的危機，有識之士紛紛建言變法，仁宗也清醒認識到變法迫在眉睫。慶曆三年上半年，呂夷簡被解除宰相職務。八月，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韓琦、富弼先後出任樞密副使，主持變法的領導層形成。求治心切的仁宗召開天章閣會議，督促與會的范仲淹等人儘快拿出變法方案。范仲淹勸仁宗不可急於一時，“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九月左右，韓琦提出急需變革的八項政策和革除的七項弊事，富弼上安邊十三策和當世之務十餘條。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的明黜置、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措施，則成為變法的施政綱領，是為“慶曆新政”。
范仲淹的十項變法措施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即整頓吏治、加強武備、發展經濟。但范仲淹主要著意之處在吏治方面，關於武備和經濟的各項政策基本上沒有付諸實施。因此“慶曆新政”可以說是一次以整頓吏治為核心的變法。
范仲淹推行的變法新政主要有：加強對地方官的按察，將年老無才、貪汙瀆職的官員一概罷免，范仲淹經常親自在名單簿上將不合格官員一筆勾銷，富弼勸他“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范仲淹不為所動，“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改革磨勘即對官員的定期考察制度，當時官員升遷論資排輩，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升；范仲淹頒佈新法，延長升遷期限，嚴格考核辦法，政績卓著者方可破格升遷。改革恩蔭制度，縮小恩蔭範圍，限制恩蔭物件，令其透過吏部考試方可授官。改革科舉制度，改變科舉重詩賦輕策論的傾向；興辦學校，將科舉與教育結合起來。裁併州縣，以減少官員人數，減輕百姓負擔。
“慶曆新政”的主要措施，劍劍指向官僚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很快，因變法派反對而丟掉樞密使職務的夏竦等高官因利益受損，遂對范仲淹等人群起而攻之，給他們安上朋黨的罪名。仁宗起初不信，後有所懷疑，就在慶曆四年（1044）四月間，親口問范仲淹是否結黨。沒想到范仲淹一口承認，“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明確無誤地告訴仁宗他們必須結黨才能推行變法。范仲淹的好友兼同盟者歐陽修更是寫下《朋黨論》，將士大夫分為“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論證君子結黨合理性，將他和范仲淹等同道者自封為“君子之黨”，表示要退小人之黨、進君子之黨。歐陽修、范仲淹此舉甚誤，不僅將自己侷限在小圈子中，更是觸動了仁宗頭腦中繃得很緊的大臣結黨威脅皇權那根弦。
慶曆四年六月，夏竦誣陷富弼、范仲淹企圖謀反。仁宗雖然不信，但也讓范仲淹、富弼在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職務的同時，外出到陝西、河東和河北宣撫巡視。“慶曆新政”開展不到10個月，就因領導核心被打壓而陷入僵局。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因私人恩怨，誣陷范仲淹、富弼提拔的蘇舜欽等變法新銳寫詩誹謗周公、孔子，是為大不敬。仁宗不但將蘇舜欽等人罷官貶職，還明白下詔禁止百官結為朋黨，禁止文人亂髮議論，這些都是針對范仲淹及其所謂“君子之黨”。
慶曆四年十二月，北宋與西夏達成和議，西北邊防燃眉之急緩解，各地農民起義又漸次平息。倒逼變法的內憂外患壓力減輕，仁宗失去變法動力，又把“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祖宗家法捧在手上，同時懼怕變法派結黨妨礙他掌控朝政全域性，遂於慶曆五年（1045）正月解除范仲淹的參知政事、富弼的樞密副使職務；二月，仁宗下詔廢除磨勘新法和恩蔭新法；三月，廢除科舉新法。“慶曆新政”至此宣告破產，仁宗“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一切幾乎完全恢復原狀。
志氣消磨的仁宗在與西夏議和、停止“慶曆新政”後，並沒有迎來想象中的承平氣象。僅僅兩年，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河北爆發王則起義，打出了“破趙”推翻朝廷的旗號。參知政事文彥博親自到前線督戰，才勉強把起義平定。仁宗再次祭出變法的大旗，於慶曆八年（1048）三月下詔承認朝政不善，時局艱難，要求大臣提出重啟變法的建議。鑑於仁宗之前對變法大臣范仲淹等人先用後廢的態度，大臣們心有餘悸，應者寥寥。
皇佑元年（1049）四月，廣西爆發儂智高起義，波及兩廣，起義軍攻佔南寧，圍攻廣州，極大刺激了當朝群臣。朝廷上下要求變法的呼聲再度高漲，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包拯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他們儘管思路各不相同，主張不盡一致，但均要求變法，都向仁宗提出過相關變法建議。
已經升任宰相的文彥博建議裁減軍隊，減輕財政壓力。皇佑元年（1049）冬天，仁宗採納文彥博之策，在陝西裁退老弱兵士3.5萬人，節省財政開支245萬貫，此後河北、河東等路也相繼裁撤4.5萬軍隊。
嘉佑三年（1058），入朝擔任財經職務的度支判官王安石向仁宗上萬言書，大聲疾呼“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當下之患則是“不知法度”和“治財無道”，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憑此萬言書，王安石名動京師。但因儂智高起義已於至和二年（1055）被狄青平定，仁宗恢復故態，沒有采納王安石的總體變法方案。
嘉佑六年（1061）七月，任職臺諫的司馬光向仁宗上了三道變法劄子，希望仁宗善惡分明，不要一味和稀泥追求所謂“仁君”之名，要“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對官員“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指出“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要求改革軍隊，精兵備戰。仁宗將司馬光的建議交相關部門處理，但沒有督辦，以致沒有下文。包拯也提出過嚴格科舉、淘汰冗官、裁減冗兵、停止募兵等變法建議，也沒有得到仁宗回應，最終不了了之。
就這樣，到了仁宗後期，由於“慶曆新政”的失敗，加上之後大臣變法建議大多沒有被仁宗採納實行，使得嚴重的社會問題不但沒有得到及時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官員達到兩萬多人，軍隊數量繼續增加，後宮嬪妃又以千計，財政危機進一步加深，以致蘇轍在嘉佑六年（1061）八月將當時形勢描繪為“海內窮困，生民怨苦”。一年半後，嘉佑八年（1063）三月，54歲的仁宗因病駕崩，變法的接力棒只能擊鼓傳花地交到後人手中。
靖康之恥
因仁宗諸子都先後夭折，養子英宗繼承皇位。垂簾聽政的仁宗皇后曹太后面對危如累卵、險象環生的形勢，只圖維持局面，不肯革除積弊，強調祖宗之法不宜更改。英宗親政後，“有性氣，要改作”，力圖變舊圖新，著手去冗官、裁冗兵，再次改革磨勘和恩蔭制度。但還沒來得及實施，司馬光等臺諫官和歐陽修、韓琦等執政大臣，就因是否追尊英宗生父為皇帝，而陷入意氣之爭。兩派官員激烈鬥爭，相互傾軋，根本無暇變法之事。英宗的變法理想化為泡影，各種積弊愈發嚴重。治平二年（1065），朝廷財政赤字超過1570萬貫。
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位僅五年、親政只四年的英宗36歲英年早逝，20歲的長子神宗即位。血氣方剛的神宗“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但當年領導過“慶曆新政”的宰相富弼雖老成穩重，卻銳氣大減，神宗只能依靠王安石主持變法。
熙寧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啟動變法，次年十二月又拜其為宰相。由於王安石早已負大名於天下，當時天下人包括司馬光在內，都認為王安石不起則已，起則可立致太平。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大刀闊斧破舊立新，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等變法機構，破格提拔呂惠卿、曾布、章惇等“新進少年”，強力推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僱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保馬法、保甲法、太學三舍法等理財、強兵、育才新法。
由於新法推行過速，沒有考慮到南北經濟社會差異，在大幅增加朝廷財政收入的同時也引發了朝政混亂，司馬光等人開始予以反對。但司馬光及其支持者只是具體地反對新法，而非全盤地抵制變法。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都要求對社會積弊進行改革，只不過一個主張溫補、一個主張猛治，一個穩健一個激進。司馬光等人認為積弊不可頓革，變法不可速成，是有道理的，不能視為守舊。王安石亦言，“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但在具體推行過程中卻是操之過急，欲速而不達。
然而，王安石、司馬光都有宋代士大夫黨同伐異的積習，尤其是王安石，非常不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和團結持不同政見的官員，以致反對勢力越來越大，在世的仁宗皇后曹太皇太后和英宗皇后高太后都加入反對陣營。圍繞變法展開的兩黨之爭愈演愈烈，就在變法派內部也因為爭權奪利而爭鬥不已。王安石被迫罷相，變法功敗垂成。神宗又因為對西夏的永樂城大敗抑鬱成疾，於元豐八年（1085）三月鬱鬱而終，十歲的六子哲宗即位。
哲宗登基之初，由英宗皇后高太皇太后臨朝聽政，任用已經拜相的司馬光將王安石新法全部廢除。元豐九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對新法盡廢的失望痛心中落寞去世；九月，司馬光因廢新法用力過猛，也積勞成疾過世。這之後，北宋在變法問題上就開啟了“翻燒餅”一般的折騰程序。
哲宗親政後，因對高太皇太后攬權的不滿，再次起用變法派官員，恢復王安石變法各種措施。元符三年（1100），25歲的哲宗病逝，由於膝下無子，18歲的宗室趙佶繼承大統，是為徽宗。神宗皇后向太皇太后垂簾，大肆打壓變法官員，廢除變法措施。向太皇太后撤簾還政後，徽宗以繼承神宗變法事業自居，政策再次180度轉向。神宗時期擁護王安石行新法、高太皇太后垂簾投靠司馬光廢新法、哲宗親政再倡新法的投機政客蔡京任相，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行斂財之實，和徽宗一起將宋朝政治推向災難。百姓不堪搜刮，北方宋江、江南方臘先後舉兵起義。
徽宗君臣剛費盡全力將起義平定，又在女真金國迅速崛起的大變局之下，外交決策失誤。北宋先聯金滅遼，又不修內政軍備，終於在靖康二年（1127）被女真滅國，是為“靖康之恥”。
從北宋後來的歷史看，仁宗時期顯然是對祖宗家法進行系統改革的最佳視窗期。當時與遼國、西夏的議和，使得邊境基本穩定；國內農民起義雖此起彼伏，但都被控制在區域性地區，全國範圍基本昇平；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司馬光等大臣均處於政治思想成熟、身體素質強健，可以大有作為的年齡階段。但仁宗只把變法當成應急之策，而非基本國策，只是在壓力來臨之時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無能也無力更無心去徹底變革祖宗家法，只能留下仁厚之名，而無中興之業。
仁宗年間乃至整個北宋時期，朝堂上並沒有嚴格意義的絕對保守派，幾乎所有力量都主張進行變法，只不過變法的方向和力度不同而已。但北宋遲遲沒能凝聚變法共識，集結朝臣智慧齊心協力共同推進變法，反而陷入一波又一波的黨爭之中，承平時期改革乏力，危機之下變法失誤，屢屢錯過變法視窗期，最終滑向土崩瓦解的“靖康之恥”。（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
吳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0年05月31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