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別稱蘇東坡、蘇仙），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宋朝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軾在詞、詩、文的創作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更是將詞發揚光大，從而讓宋詞取得與唐詩並稱的地位，堪稱一代文壇巨匠。
但在仕途方面，蘇軾卻是一生宦海浮沉，雖胸負家國情懷，卻始終壯志難酬。最終，他從剛出道時“不忍事”的憤青，成為一個“神遊”故國的佛系大叔，只能無奈地發出“託遺響於悲風”的慨嘆。
究其原因，蘇軾有率性而為、而不顧其害的性格。但是，他卻不是一名精於權謀的政治家，而是胸負家國情懷的豪情文人。這就註定了他的仕途將不會平坦。
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宋史》
公元1057年，蘇軾進京應試。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敢於創新的勇氣，讓主考官歐陽修極為讚賞，他不吝讚美之詞：“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在文壇盟主歐陽修的多次稱讚下，年輕的蘇軾一時名滿汴京，眾人皆以能一睹其佳作為幸事。但高處不勝寒，在眾星捧月般的簇擁下，意氣風發的蘇軾很快便遭受了挫折。
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親自安排下，王安石變法開始實施。
公元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矛頭直指王安石。這惹怒了雄心勃勃的宰相王安石，於是，蘇軾自請調離京城，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東漢“漢夏八俊”之一的範滂，一生正直清高、敢於彈劾權貴，是兒時蘇軾的偶像。而在考取功名後，蘇軾亦以偶像為榜樣，對於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直言提出批評。但對於由此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蘇軾此時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雖遠離京城，但天生樂觀的蘇軾並未就此消沉，他胸中仍燃燒著上陣殺死，報效朝廷的熊熊之火。這在他任密州知州時，所寫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軍裝、駿馬、獵犬、蒼鷹，馬蹄聲聲，大部隊席捲“平岡”。這場景讓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蘇軾腎上腺素飆升、豪情萬丈，他要像當年江東孫郎一樣射殺猛虎，以報答百姓對他的信任。
蘇軾自比魏尚，胸懷保家衛國的壯志，渴望到西北邊疆“射天狼”。但是，朝廷何時才會遣“馮唐”持節來密州赦免我呢？此時的蘇軾心裡也沒底。
雖然蘇軾在離開密州赴徐州任知州時，曾發出“人生看得幾清明”的感嘆，但他仍然相信朝廷最終會赦免自己的。但是，詩人的情懷卻敵不過政治的現實，烏臺詩案的暴發讓蘇軾感受到了政治的殘酷。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宋神宗改年號為“元豐”，他從幕後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對官僚體制進行改革。而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宋神宗是王安石變法的幕後大BOSS，他發起變法的目的，一是要解決財政虧空問題，二是要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但在保守勢力及高太后的壓力下，宋神宗招架不住，被迫向保守派妥協，同意了王安石罷相的請求。
雖然失去了王安石， 但雄心勃勃的宋神宗並不想中止變法，他親自發起元豐改制，下決心對官僚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就在這個關鍵節點，蘇軾在從徐州調任湖州的途中，所作的《湖州謝上表》中卻含有譏諷變法的內容。再加上他之前的作品中也有批評新法的內容，被變法派的監察御史告發，上奏稱蘇軾有四大可廢之罪，欲置他於死地。
宋神宗本就因為王安石被迫拜相一事窩火，現在蘇軾卻頂風作案，這讓他非常惱怒，心中有殺雞儆猴的想法。但因為宋太祖有“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的誓約，再加上蘇軾是文壇領袖，朝中為他求情者甚多，宋神宗一時也舉棋不定。
最後，蘇軾的政敵，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一錘定音。他上書神宗皇帝為蘇軾求情：“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最終蘇軾逃過死罪。
蘇軾最終靠著政敵王安石的出面，逃過一劫。但他在獄中等待判決時，曾一日數驚，心情忐忑，恰如“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狼狽。而在出獄後，蘇軾大徹大悟，一首《洗兒詩》，是他的真情流露。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他希望新出生的兒子，以後能夠大智若愚，不要鋒芒畢露，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無災無難到公卿”。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只有“愚且魯”的人，才有機會做公卿，那不就是庸人朝廷了嗎？為此，明末清初文學家錢謙益就寫過一首《反東坡洗兒詩》，跟蘇軾一樣直抒胸臆：“東坡養子怕聰明，我為痴呆誤一生。但願生兒狷且巧，鑽天驀地到公卿。”
公元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謫黃州，任團練副使的閒職。在經歷人生一大浩劫後，昔日渴望仿效古人“射天狼”，自稱是“麋鹿性，非優轅姿”的豪情青年，認識到了現實的殘酷。此後，蘇軾變身東坡居士，迴歸田園，正是“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而蘇軾人生態度的轉變，從他的作品中可明顯看出。在“烏臺詩案”之前及之後的蘇軾作品中，風格及題材都有明顯的差距。
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蘇軾在密州時，既有“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興致，又有“親射虎”的豪情。此時，他雖然是被貶出京城，但仍胸負家國情懷，他夢想有一天，能夠效仿當年魏尚戍邊抗敵，可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個熱血青年！
在“烏臺詩案”後，蘇軾的人生態度有了180度的轉變。對他來說，“千古風流人物”已是過去式，他只能做為一個遊客寄予懷念，他心中已無“豪傑”夢。
而“神遊”兩字，顯示出他已有心無力，彷彿南柯一夢，只能以“多情應笑我”來自嘲。在感嘆“人生如夢”之餘，他能做的就是“一尊還酹江月”了。
此時，一個無力改變現實，安於現狀的油膩大叔形象，已是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