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歸聯︱日本戰犯稻葉績的回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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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
2014年11月11日，筆者在埼玉縣巖規市的咖啡廳，見到了原“中歸聯”成員稻葉績先生。與多數原“中歸聯”成員不同，稻葉績曾以國民黨軍身份參與國共內戰，並在解放後於太原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從軍國少年到天皇計程車兵
稻葉績1923年10月出生於東京池袋，在家裡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是蓮華山妙典寺的住持（日本佛教中和尚可以娶妻生子）。稻葉的童年，正是日本大肆宣揚軍國主義思想的時期。回顧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時，稻葉認為其精神實質在於其把天皇當作了神，而所有的日本國民都被認為是天皇計程車兵，需要無條件把生命獻給天皇。
雖然在軍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對軍人產生了一定的崇拜，但稻葉卻從未想過參軍。做寺院住持的父親性格沉穩，從小在父親身邊長大的稻葉績也受到了他的影響，比較喜歡讀書和學習。談到自己兒時的理想，稻葉感慨道:“當時考慮自己的人生選擇時，覺得不是繼承家裡的寺廟去做和尚，就是去做老師吧。可是戰爭卻沒有給我主宰自己命運的機會。”
1941年，稻葉績升入立正大學。當時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各個大學的授課開始集中在夜間，而學生們需要在白天去軍工廠參加勞動。按照規定，大學生可以被延期徵兵。但隨著前線戰事吃緊，日本內閣於1943年6月釋出“學徒戰時動員體制確立要綱”，開始將日本的大學生們推向戰場，史稱“學徒出陣”。
立正大學時期的稻葉績
尚未畢業的稻葉積極響應了“投筆從戎”的號召，於同年年10月提前畢業，以“學徒兵”的身份加入了位於甲府的東部第六十三部隊。同年12月，稻葉隨部隊抵達中國，加入了位於山東棗莊的北支那派遣軍通訊隊。抵達棗莊後不久，稻葉在中隊長的命令下參加了“幹部候選生”的考試和二次選拔，並順利透過。稻葉隨即開始進入面向幹部候選生的通訊學校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軍官教育。
1945年1月，稻葉從通訊學校順利畢業成為一名陸軍見習士官。幾天後，稻葉被分配到了位於山西省惇縣的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的第三中隊。稻葉在新部隊經歷的第一次作戰，就是面向八路軍的大規模掃蕩作戰。據稻葉績回憶，當時日軍所到之處空無一人，只是在周圍的山上依稀可見八路軍傳達日軍動向的狼煙。所謂的作戰不過是在村莊裡強取豪奪。
“雖然我作為軍官並未親自下手（搶掠），但當時的我並沒意識到掠奪民財是不好的事。我認為在戰場上這是理所應當的，因此還為士兵們掠奪的‘成果’感到高興。家畜自不必說，藏在牆裡的麵粉、白酒、蜂蜜等所有能吃的東西都被我們搶走並吃掉了。
木製的傢俱都被我們當作做飯或取暖的燃料燒掉了，不夠的時候就連木門和門框也都拆下來一起燒掉了。（不只是這一個村莊，）對於路過的所有村莊，我們都這樣做。當時我還以為村子裡之所以沒人是因為他們串通八路軍。後來才明白，他們正是知道一旦被日本兵抓到就會被殺掉才逃跑的啊！”
通訊學校時期的稻葉績
突如其來的“殘留軍令”
1945年3月，第六大隊成立了新的通訊隊，年僅二十三歲的稻葉被任命為中隊長，開始肩負起統領百餘名部下的責任。1945年8月15日，稻葉接到了移師東北支援關東軍的命令，開始進行補充裝備等準備工作。然而，大隊長突然宣佈要求所有軍官集合收聽日本方面的重要廣播，原來廣播中的內容正是日本天皇宣佈戰爭結束的“玉音放送”。對於日本的戰敗，稻葉和其他軍官都感到難以置信。
幾天後，國民政府方面的山西軍士兵在受降長官閻錫山的命令下進駐日本軍營。然而，日本軍隊卻並未解除武裝。據稻葉回憶，當時日軍大本營做出關於武力行為的公告，宣稱“應該停止一些武力行為。但對於重慶方面（國民黨）或延安方面（共產黨）軍隊的無序行為，支那派遣軍（侵華日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區域性實施自衛措施”。山西方面的日軍司令部發出的公告中也強調：“日軍於8月17日停止戰鬥行為。但是挑戰我們的人以及破壞鐵路公路和通訊設施的人都被視為敵人，堅決予以嚴懲。”
簡而言之，當時日軍司令部認為特定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力。沒過多久，稻葉績就從大隊本部收到關於八路軍的情報，奉命前往代縣堅守陣地。當時軍隊中瞭解國際形勢的人不多，很少有人考慮為什麼戰爭明明結束了卻沒有解除武裝。稻葉天真地認為，這只是執行山西日軍司令部公告裡的“自衛”而已。在持續“自衛”的同時，稻葉和士兵們的思鄉之情日濃，開始憧憬能夠早日復員回到日本。然而，他們沒能等到期盼已久的“復員命令”，卻等來了“殘留軍令”。
1946年2月，高階參謀今村方策在旅團司令部的會議中宣佈了日本第一軍司令部關於組織殘留士兵的命令，宣稱“如果不留下三分之一的部隊，復員是不可能的”。會議最後，今井方策專門叫過稻葉績叮囑一番：
“稻葉少尉是最年輕的軍官，所以也留在中國吧。我們會捲土重來的！兩年後日本軍隊一定會重回中國。在那之前你就為我們守護山西的陣地吧。為了日本的復興留下吧！”
稻葉後來才知道，自己經歷的一切都源自受降長官閻錫山。閻錫山手下的山西軍雖然一度與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聯手抗日。但抗戰勝利後，雙方圍繞接受日軍投降的問題展開了小範圍武力衝突，並有進一步擴大為全面內戰的趨勢。由於兵力孱弱的山西軍面對共產黨軍的進攻節節敗退，閻錫山決定將日軍扣在手裡並保留武裝。這樣一來不但能夠阻止日軍向共產黨投降，還可以利用日軍與共軍作戰。與此同時，日軍高官也很期待與閻錫山合作。對於不願承認敗戰的高階軍官們而言，透過在山西留下一部分兵力保留捲土重來的機會再好不過。更重要的是，和閻錫山合可以免於作為“戰犯”被起訴判刑。這一點對於日軍高官們有很大的吸引力。
起初，閻錫山向日本第一軍提出了留下一萬五千名日本士兵的要求。不過由於日本士兵人數過多容易暴露其違反波茨坦公告的事實，閻錫山與日本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參謀長山岡道武之間反覆協商後最終確定殘留人數為兩千六百人。本來作為戰犯被軟禁的澄田睞四郎、山岡道武分別被任命為山西軍幹部的總顧問與副顧問，其他日本士兵作為作為特務隊被編入山西軍。依照第一軍司令部的軍令，稻葉所在的獨立混成第三旅團中幾乎所有的軍官都留在了山西，協助閻錫山的山西軍與共產黨軍作戰。
稻葉從未想過等來的是這樣的結果。一想到回日本與家人團聚的憧憬化為泡影，就感到十分難過。想到除了自己還有三分之一計程車兵要留下，稻葉覺得身為中隊長得為自己的手下做些打算。
“如果留下來，可以拿到軍官級別的高薪。可雖然有這樣的優越條件，（留下）還是讓人不快。不管條件有多好，都不會有人願意留在這用性命作賭注的戰場上吧？
最後的結論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犧牲就行了。一定要想辦法讓期待著回國的下屬們能夠順利回去。雖然是違背軍令，不過我不會去勸說下屬留下來。雖然有一些士兵知道我會留在山西后，紛紛對我說要一起留下來，我還是命令他們回國。”
本文作者與稻葉績
山西軍中的日本兵
1946年1月，國共內戰在美國的介入下暫時停火。為確保各地方執行停戰協議，美國與國共兩黨的代表以三人一組的形式奔赴各地視察。雖說簽署了停戰協議，但地方上的武力衝突仍然時有發生。閻錫山最擔心被發現的並不是山西地區並未全面停戰，而是軍隊中混有日本士兵。為了騙過視察小組，稻葉和其他日本士兵不僅被要求換上山西軍的軍裝，還都被起了中國名字。稻葉績的中國名字叫做何惠順。為了安撫士兵的情緒，今村方策宣稱“雖然穿著中國的軍裝，但你們還是皇軍計程車兵。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是為了捲土重來和祖國復興”。
隨著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山西軍方面戰事頻繁。閻錫山希望能為山西軍的中國幹部植入日本軍人的“大和魂”。於是稻葉等幾名軍官奉命負責閻錫山直屬的“深造班”的幹部教育工作，從早到晚對山西軍幹部進行刺刀操練。隨著晉中作戰（1948年6-7月）的失敗，山西軍逐漸陷入解放軍的包圍圈中，開始顯出頹勢。
1948年8月，稻葉被派往文水縣從事特務工作，主要負責收集解放軍方面情報。雖然並不喜歡從事特務工作，但為了在獨立行動時掩蓋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稻葉去專門學習了中文。在稻葉的印象裡，掌握當地人的日常習慣比語言學習更為重要。例如日本人習慣用兩手捧著水洗臉，而當地的中國人則是用溼毛巾去擦臉。此外，中國農村的老太太時常端出食物招待過路客人。吃慣了軍隊伙食的日本士兵往往會覺得農村的飯不夠乾淨可口；可當時的中國人有飯吃已經很不容易，根本顧不上挑三揀四。於是，稻葉漸漸學會了一面狼吞虎嚥一面連連道謝。沒過多久，文水縣城周圍戰況吃緊。稻葉從其他間諜處得知山西軍即將放棄縣城，於是孤身逃回太原。
1949年4月下旬，太原城隨著山西軍的節節敗退陷入重重包圍。稻葉當機立斷，決定逃出太原。出城之後，稻葉被解放軍的民兵逮捕，並押送到了解放軍的大部隊中。半個月後，稻葉等日本俘虜又被帶回太原，要求修復解放太原時損毀的街道。為避開辛苦的工作，稻葉在勞動間歇找準時機逃了出去。
身無分文的稻葉雖然重獲自由，卻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於是，稻葉只好留在太原尋找打零工的機會。很快他就找到了推獨輪車賣紅土的工作。每天推著獨輪車高聲叫賣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拿著賺到的錢去買燒餅是稻葉最高興的事。為了補充營養，稻葉還經常會守在賣羊雜割的攤子前，等雜割湯賣完時買燉湯用的羊頭回來吃。
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稻葉開始嘗試更能賺錢的工作。他從隔壁鄰居家借來了黃包車，當起了車伕。有一次，稻葉績一時慌亂沒抓住黃包車的前槓，搞得客人跟車一起仰面摔在了大街上。稻葉嚇得扭頭就跑，之後再也不敢拉黃包車了。沒過多久，稻葉結識了一位當過衛生兵的醫生，不但學了些簡單醫術，還要來了一個聽診器。於是稻葉開始冒充醫生出診，收取診金。稻葉瞭解到注射葡萄糖會使人身體發暖精神好轉，就常常用這種方法給人“治病”。
逃亡期間，回日本與家人團聚的信念成了稻葉唯一的精神支柱。稻葉節衣縮食，希望儘快籌到回日本的路費。看著“存款”一天天增加，稻葉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好景不長，一天外出回來後，稻葉發現自己藏到了草蓆下面的錢被偷了。雖然不甘心，但稻葉不敢報警，只好重新開始攢錢。
太原戰犯管理所
1950年，幾名警察找到了逃亡中的稻葉。確認過日本人身份之後，稻葉被送到了河北的永年收容所。在稻葉的印象中，永年收容所的感覺類似於軍隊宿舍，各方面條件比較艱苦。收容所方面對日本俘虜們進行了認罪教育，並要求俘虜們進行集體勞動改造。勞動改造的內容主要是收割小麥等農活。而抵制改造的俘虜會視情節輕重被戴上手銬或腳鐐。
1952年11月，在永年收容所接受改造的稻葉接到了集合的命令。趕到集合地點後，稻葉才發現現場都是有過山西殘留經歷的“老戰友”。稻葉們在管理人員的帶領下又一次回到了太原。稻葉這才意識到自己是被帶到了之前日軍關押八路軍俘虜的監獄，也就是後來的“太原戰犯管理所”。他開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送到這裡。對於一路護送我們的警衛兵的態度也感到不安。被關進監獄之後我們的房間都上了鎖，我就開始想‘我是不是要被處決了？’就這樣我心中的恐怖感與日俱增。”
據稻葉回憶，太原戰犯管理所中的牢房並不大，每間都關著六個人因而十分擁擠。牢房裡只有一個位置很高的小鐵窗。“牢飯”主要是小米飯，還會有一些煮豆子。管理所中沒有勞動任務，每天只需要反省自己的罪行。犯人之間也不允許相互說話，與永年管理所中可以在自由時間抽著煙聊天的生活大不一樣。在這樣的日子裡，稻葉開始對於自己的未來日益擔憂。
“在這裡每天都不用勞動，整天坐在牢房裡‘坦白’。所謂‘坦白’就是一條一條地回想自己犯下的罪行，然後詳細地寫下來。之後一個一個地被叫到‘審訊室’，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罪行的驗證。
雖然戰犯管理所是按照中國政府人道主義的寬大政策推行‘坦白’工作，希望我們這些戰犯能夠誠心認罪。但當時我們心裡只是在想是不是調查取證結束之後就會被處決？承認所有罪行之後就會被處決在戰爭中是理所應當的。以前我們日本軍隊就是這麼幹的。”
想到處決，稻葉再也沒有心思反省自己的罪行。
“我放棄了，開始等待宣佈處決的日子。在這種自暴自棄的心境下，寫的坦白材料也只是浮於表面。後來我想坦白材料寫得多了也許會好一點，於是就開始‘編造’自己的罪行。可是反而被審訊官教育我說：‘這些不是你乾的吧？你應該認真反省自己真正做過的事。’”
在稻葉的印象裡，審訊官的話中既有嚴厲警告，也有“中國人民恨罪不恨人”這樣帶來希望的啟發。在反覆書寫坦白材料的過程中，他漸漸認識到了自己的所犯下的罪行。
“我為什麼會作為重要戰犯被送到太原戰犯管理所呢？
我原來是通訊隊長，不是前線作戰計程車兵，也沒有直接在作戰中殺人。可是如果說到通訊隊的戰爭責任，那麼代替司令官向指揮員傳達作戰指示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這樣看來，）無線電波也成了武器，傳送電報的手指和扣動扳機的手指也沒什麼兩樣。
可是在‘坦白’過程中，（審訊官指點我說）戰爭不一定是犯罪。日本軍隊在戰爭之外還進行了燒殺搶掠等殘酷行為。我雖然沒有直接動手，但是從中隊長的角度也默許了，而且還作為配合山西軍的幹部在戰後參加了‘反革命戰爭’。我是犯下了雙重罪行的犯人。”
認識到罪行後，稻葉心中一度出現了激烈的思想鬥爭。
“一開始，我雖然認識到了‘我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的確很嚴重。真的做了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但是心裡有時也會出現‘我也是奉命行事。被一紙徵兵令帶到戰場的自己也是受害者’這種逃避責任的想法。此外，雖然我預設縱容了部下放火和搶劫的行為，但是比殺人強姦的量刑應該輕一點。
雖然如此，隨著我反覆地進行‘坦白’，我的罪惡感日趨嚴重。最後終於能夠站在受害的中國農民的立場上體會家園被毀糧食被奪的悲慘。
我偶爾會回想起自己看到白骨成山時，腦中曾不以為然地閃過‘是中國人的屍骨吧’這種念頭。這時我就瞭解到了（當時的）自己是多麼的喪盡天良。隨著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如魔鬼一般泯滅人性的樣子，我開始想到無論自己受到怎樣的處罰都是理所應當的。與這相比，被處死的恐懼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這就是我的反省。直到真正反省之前，我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三年半的生活中，沒有一天不伴隨著心理鬥爭。”
隨著反省的深入，稻葉終於釋然了。因為得到了寶貴的反省機會併成功恢復人性，之前對戰犯改造生活的所有不滿，都轉化成了而對中國人民的深深感激。沒過多久，稻葉開始在戰犯管理所擔任學習委員，負責幫助其他戰犯反省罪行。1956年6月，稻葉等到了被免於起訴釋放回國的審判結果。他對於中國政府“恨罪不恨人”的寬大政策表示了由衷的驚歎。
“審判之後，我們被一個一個地驗明正身。隨後被帶到了法院的其他房間換衣服。當時身上的衣褲鞋襪從上到下都換成了新的。這意味著‘雖然你們之前是戰犯、是犯人，但現在已經是日本人民了。所以要扔掉犯人的一切，穿上人民的衣服’。
我們當時想去和會戰犯管理所和中國人員告別，卻被告知
‘
管理所是犯人去的地方，不是現在的你們去的地方’。而我們進入管理所時帶去的皮箱和錢包等私人物品也全部被還了回來。”
日本赤旗報刊登的稻葉績證言
經由舞鶴港回到東京之後，稻葉被告知自己在日本投降後是自願留在山西，當時的身份已經不是日本軍人。原來下“殘留軍令”的澄田睞四郎與山岡道武早在太原解放之前就悄悄回到了日本。兩人在軍事法庭上表示曾在山西期間積極勸說全部日本士兵解除武裝回到日本，但仍有2600名士兵不聽勸阻擅自留在山西。這些士兵因違背軍令而被立刻除去軍籍。雖然稻葉和其他自山西歸來的日本士兵數次起訴，但國會與各級法庭仍然只聽信澄田等人的偽證，對於稻葉等人的證言不予理睬。在這種情況下，稻葉只能奔走於各種戰爭證言活動之間，希望能將戰爭的真相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人。
“對於踐踏波茨坦宣言這種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以及日本錯誤的歷史不能置之不理。希望有更多人能夠了解歷史的真相。若非如此，很可能會重蹈戰爭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