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國家歷史
日軍抓捕中國農民，組成扛屍隊，圖為扛屍隊在水師營小南村收拾同胞的遺體
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釋出訊息，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自此，日軍在南京所製造的大屠殺慘案將被當作最珍貴的歷史記憶，得到依法保護，世界各國人民也將進一步瞭解和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值得強調的是，日本方面一向有掩蓋並否定戰爭罪行的傳統，其對待南京大屠殺是如此，對待甲午戰爭時期的旅順大屠殺亦如此。
外媒引爆的
大屠殺真相
1894年11月21日，日軍攻入旅順後製造了一場血腥的大屠殺，在短短四五天內，兩萬多國人被殘殺。遺憾的是，一些外國媒體雖然很快報道了日軍攻佔旅順的訊息，但對大屠殺事件反應普遍很慢。11月26日，英國《泰晤士報》在其報道中簡單提及：“旅順被攻佔後……據報告發生了大屠殺。”
這是最先提及這一事件的報道。三天後，該報再次刊登了一封電文，其中稱“雙方均有暴行的報道得到證實”。
1894年11月26日《泰晤士報》關於旅順被日軍佔領的報道
1894年11月29日《泰晤士報》關於旅順慘遭日軍屠城的報道，此篇報道為駐地記者的筆記，記載的是11月26日的見聞，實際上直到29日才刊登出來
也就在這天，紐約《世界報》也報道了這一事件，其中稱：
“中國逃亡的難民說，日本人洗劫了旅順，槍殺了無論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殘殺長達三天。他們聲稱，死者被野蠻地殘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們沒有進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長達數日四處搜尋，殺害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國人。難民說，旅順街道和港口到處都是屍體。”
但直到這時，旅順屠殺事件仍未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西方媒體和民眾仍認為這一事件只是未經證實的傳聞。
12月3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戰地記者科文所親眼目睹的報道，其中明確表示，在旅順被攻陷後的四天裡，“我看到城內並無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個城市，屠殺了市內幾乎所有的人”。緊隨科文之後，12月12日紐約《世界報》頭版發表了一篇名為《日軍大屠殺》的詳細報道，該報戰地記者克里爾曼以親歷者的身份講述了屠殺的慘狀：
“日軍於11月21日進入旅順，殘酷地屠殺了幾乎全部居民。無自衛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殺，他們的軀體被殘害之狀無法形容。這種肆無忌憚的兇殺持續了3天。……外國記者為這種場面所驚駭，集體離開了（日本）軍隊。”
報道出來後，各國媒體紛紛轉載，“旅順大屠殺”立刻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直到這時，日本方面才感到緊張，不過他們並非是因為屠殺本身而緊張，而是因為《世界報》在評論中提出，旅順大屠殺“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汙點，日本人在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蠻。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藉口都是虛偽的，文明世界將會被屠殺詳情震驚”。12月13日，《世界報》還特別提出，在日本澄清其野蠻行為之前，美國參議院不會批准與日本的新條約。
“旅順口之事，其後雖與大本營磋商，但究竟問罪一事，頗多危險，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採取辯護手段外，別無良策。”
在此基調下，日本方面決定對屠殺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認賬，而為應對之後的輿論風潮，日方更是百般狡辯並採取收買輿論的下作手段，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的醜劇。
銀彈策略：
國內管制，國外收買
為了掩蓋罪行，日本方面迅速採取應對措施，向《泰晤士報》和《世界報》兩報發去宣告，其中狡辯稱：旅順並未發生屠殺事件，因為日軍所殺都是士兵而非平民。
對此，《世界報》並不認同，在日本宣告之後繼續深度報道，並直接以《日本坦白》為題撰文加以揭露與評論。12月20日，《世界報》更是以頭版、次版整整兩個版面的位置刊登了克里爾曼的重磅報道《旅順大屠殺》，這篇長篇通訊以親身經歷和準確的資料向世界展示了日軍攻陷旅順後的種種暴行，國際輿論一時為之沸騰！
在無法直視的暴行和慘劇面前，見慣了戰火與死亡的克里爾曼也忍不住痛斥：
日本“表面上詩情畫意，本質上卻野蠻殘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蠻支配著整個國家”；“旅順‘血宴’（原文為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蠻慾望從睡眠中喚醒了”；“沒有一個文明民族能夠做出我在旅順所看到的這樣的暴行！”
克里爾曼之後，一些有良知的外媒記者也相繼加入了揭發旅順大屠殺真相的報道中。1895年1月7日，倫敦《旗幟報》記者維利爾斯發表了長篇通訊《旅順陷落》，其中一個子標題即“屠殺市民”。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旅順陷落後的暴行》一文，其中稱：他乘船離開旅順後，才慶幸自己“從瘋狂漫延開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殘暴殺戮中活著逃了出來”，“最後聽到的都是槍殺聲、大肆殺戮之聲，一直持續到大戰役結束之後的第五天”。
“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開始從事報界行動，我已沒有錢可用了！”
百般狡辯
只為掩蓋罪行
眼見真相無法掩蓋，日方隨後又開始了各種狡辯。當時日本大本營提出的辯解理由有兩點：一是日軍進入市街正是黃昏時分，對清兵與一般居民難以區分，而且清兵脫掉軍服後或抵抗或躲入居民家中，故殺人稍多實難避免；二是隻承認殺害俘虜而堅決迴避屠戮平民的行為，而殺俘虜是因為被俘清兵不肯服從，不得已而採取的懲戒手段。
“中萬（德次）中尉等11人戰死，當時發生了清兵凌辱日軍屍體事件，對我軍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軍大怒的氛圍。據說打進旅順以後發現了中萬中尉的首級”，“對凌辱的報復情緒導致了旅順屠殺”。
那麼，事實是否真是如此呢？日方所說的“清軍辱屍”事件發生在旅順被攻佔前的土城子之戰，但後者只是一場小仗，不足以引發大規模的屠殺事件。而且，中萬德次戰死後，其手下軍士“恐中尉首級落入敵軍手中，揮淚割下，帶回部隊，順利假葬”。所以，攻入旅順後發現中萬中尉首級而引發憤怒情緒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見到敵兵，一個不留！”
隨同山地元治進入旅順的日本間諜向野堅一即在日記中坦言：山地元治下達了“除婦女老幼全部消滅掉的命令，因此旅順實在是慘而又慘，造成了旅順港內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此外，向野堅一還記述稱：某次日兵闖入民家殺害平民，“鮮血四濺，溢於庭院”，山地元治看見後非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囑咐其“不要對外講”。
“我們在平壤抓了幾百名俘虜，可是我們發現要養活和看護他們，既費錢又麻煩。實際上，我們在這裡一個俘虜也不抓。”
如果說山地元治是旅順大屠殺策劃者的話，其所屬第一旅團長乃木希典及第二旅團長西寬二郎則是屠殺令的積極執行者。往上推的話，日本第二軍司令長官大山岩同樣是旅順大屠殺的元兇之一。旅順被攻陷後，大山岩在閱兵場主持祝捷會，當軍樂隊奏起《君之代》時，外面殺戮平民的槍聲仍不絕於耳。據克里爾曼的記載，大山岩非但對此無動於衷，反與諸將校“在奏樂聲與槍彈聲的錯雜中頻頻碰杯，並微笑地蹬著方步”。
戰場、輿論與外交的
全面勝利
不可否認，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對輿論的操控取得了極大成功，透過西方媒體，日軍被塑造成了所謂的“文明進步之師”形象。戰後不久，布萊克伍德的《愛丁堡雜誌》中的一篇文章即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日本人從戰爭開始就希望抓住歐洲媒體來展示自己，在這方面，他們就像在戰場上那樣憑藉其令人欽佩的遠見和組織而取得了成功。他們宣揚自己從事的是一場討伐黑暗和野蠻的戰爭，正在傳播光明——他們被基督教國家照亮的那種光明，這樣他們首先消除了非議。在這種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們又以軍事勝利塑造了一個新印象。”
反觀當時的中國，除了租界的零星小報，新聞媒體幾乎沒有發聲，因此不但戰場失利，輿論場上也是一敗塗地。1895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奏摺中報告：
“倭自二十四日赴旅後，殺傷兵民甚多。……二十六日又搜山，後面長牆以內及水師營，大加殺戮。牆外各村莊，如有軍衣軍器者皆殺。逃跑者殺。”
兩日後，李鴻章又奏報稱：
“據從旅順後城逃出的張萬祥稱：賊馬步實有萬餘人，商民被殺甚多。”
此時距大屠殺已有十餘天，而清廷一方的資訊仍舊混沌不清。
另一方面，在日本各種手段的作用下，西方媒體對大屠殺的譴責也未能持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流逝，血光淡去，國際社會也日漸淡忘了這個血淋淋的歷史事件。1895年3月，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改正條約案》，這也意味著美國繼英國之後承認了日本是“文明國家”的一員。在戰場上、輿論上和外交上，日本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旅順虐殺行徑暴露了日本人野蠻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詡‘文明國’的日本人，仍需一個世紀以上的文明進化。”
沒有道德與信義的“強者生存”邏輯最終會破產，正如魯絲·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說的，日本在為其戰爭的“正義性”辯護時，其踐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讓別人生存”的基本準則。日本近代百年的不斷擴張，如果只是給本國與他國民眾帶來巨大傷害，那強大的意義又何在？二戰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耗盡了所有的資源，最終轟然崩塌，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敗亡。這正是這種強盜邏輯的最終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