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講到年紀較輕的武帝,完全可以等待自然規律發生作用,待到古老凋零之後,再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但是這場疾疫的發生,無疑讓武帝對生命的無常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
更為糟糕的是,在武帝病重,朝廷處於權力真空期的小半年中,朝野上下圍繞著擁立齊王攸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動,讓武帝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權力的不穩。
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取消元會這一舉措對於整個帝國的政治輿論所能產生的巨大沖擊,元會不同於普通朝會之處便在於其參與人數的眾多和影響的廣泛,對於整個帝國的政治秩序有著重大象徵意義。
根據西晉的制度,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兩次朝會分別安排在冬至與元旦,但“冬至小會,其儀尚亞於歲旦”。按照《咸寧儀注》的記載元旦元會的主要參與者是在京的六百石以上官員、各諸侯王、各州郡奉使上計的計吏、各藩屬國、少數民族首領的使者。
元會分為晨賀、晝會兩個部分,參與人數可達上萬之眾,在元會過程中進行的委贄、上壽、宴饗、歌舞、上計吏敕戒等系列儀式,具有確認朝廷君臣秩序、展現中央對於地方的權威、構築四夷來朝的政治圖景等諸方面的重要意義。
更為關鍵的是由於元會參與人數眾多,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和各地上計吏趕往京城都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可以推想在上年十二月時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全面展開。武帝因病突然取消元旦的元會,無疑會在準備參與元會的上萬名官吏中引起強烈的疑慮。
這一關係到國家體制的重大典禮的突然取消,實際上是將武帝病危的訊息透露給帝國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體狀況這樣絕密的訊息不再能夠像往常那樣被保守在宮闈之中,而成為整個朝野上下關注的公共話題。訊息迅速在整個帝悄悄地流傳開來,對官吏士民的心理產生何等的衝擊,從而使帝國上下瀰漫著恐慌與緊張不安的情緒。
在此背景下,身處於權力中樞的官員開始秘密地討論武帝身後事的安排,其實並不能算是一個太過分的舉動。
武帝病危期間,侍於其旁、參醫藥的是賈充、荀勖、齊王司馬攸三人,可以說在武帝病重的小半年中,這三人組成了西晉政治的權力核心。一旦武帝有所不測,將由這三人全權處置後事,控制朝政。
由於太子司馬衷的愚魯早已是朝野上下普遍憂慮的問題,在武帝病危,朝政不穩的情況下,繼承人問題再次浮現了出來,成為朝臣們關注的焦點。與以往所不同的是,過去傾向於支援武帝立場的賈充此次也表現出了猶豫。
在武帝病危，朝廷群龍無首的局面下，作為一名具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老臣，賈充充分了解幾個月的權力真空背後所蘊含的危險性以及太子司馬衷的難堪大任。在全國上下人心惶惶的情況下，一旦武帝身故，以司馬衷的愚鈍資質，能否順利地登上皇位，擔負起穩定人心的政治重任，實在是一個巨大的疑問。
因此，當夏侯和勸說他立人應當立德時，賈充選擇了保持沉默，以觀察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夏侯和身為河南尹，負責洛陽地區的行政與治安，在這樣關鍵的政治時刻，地位舉足輕重。其向賈充公開暗示對於齊王司馬攸的支援，一方面當然是要爭取重臣賈充的支援，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支援齊王攸的政治勢力已經集聚了相當的能量，一旦武帝辭世，未必沒有發動宮廷政變奪取政權的可能。
處於這一政治旋渦的賈充，其所持的立場對於雙方力量的消長，具有關鍵的作用。而素來以擅長觀察政治形勢著稱的賈充，此時保持沉默，並不代表無所作為，恐怕其也需要進一步觀察事態的發展和雙方政治勢力的對比，從而決定自己的政治選擇。
但武帝幸運地活力下來，並且恢復了建康，那麼所有擁立齊王攸的勢力只能暫時高一端，西晉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之中。但可以想見，武帝一旦獲悉其在病危期間，朝野上下關於齊王攸的種種密謀，心中的震驚與不安會是何等的強烈。
鐘擺雖然暫時回到了原點，但齊王攸的威脅已經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觀察其後幾年武帝一系列的政治舉措,可以清晰地發現武帝政治策略的轉變。
武帝一改原來政治平衡者的形象,而是利用皇權的力量重組西晉政治的權力結構,從而保證皇帝的權威不再受到挑戰與威脅,進而鞏固太子的地位。
武帝病癒之後所採取的第一項行動便是針對這場密謀的兩個關鍵人物夏侯和與賈充。武帝解除了夏侯和河南尹的職務,遷為光祿勳的閒職,接替夏侯和出任河南尹的是王恂。
王恂是王肅之子,司馬炎之舅,武帝以外戚出任此職,重用親信,鞏固權力的意圖相當明顯。當然在西晉政治中,夏侯和只能算是一個小角色，武帝更重要的舉措是解除了在這場風波中首鼠兩端的賈充的兵權。
西晉以重臣加兵作為一種優寵的手段,如楊駿受命輔政,“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是典型的例子。賈充此前曾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後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可知其在咸寧二年之前直領有營兵。
當然對於賈充這樣的朝廷重臣,武帝尚不無借重之處,故在防備之餘,亦須籠絡其心,因而在同年八月,進賈充為太尉,以示優寵。
透過以上這一系列的人事調動,武帝在病癒之後,初步完成了政治格局的調整,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除此之外,咸寧二年十二月,武帝特地徵召魏晉時代著名的隱士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皇甫謐雖是隱者的身份,但在魏晉之際頗孚眾望,“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晉武帝此舉大約是想仿照西漢呂后請商山四皓出山輔佐太子的故事,藉此提高太子的政治聲望,以塞群臣之口。
接下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當武帝對功臣和宗室都產生懷疑之後,如何來建立自己可以信任的政治班底,輔佐愚魯的太子司馬衷繼位。帝王是如何權衡政治勢力，且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