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寧一中高三學生合影。
運動會上的跳高比賽。
一戶會寧人家在中堂掛的對聯。
孩子們假期邊放牛邊讀書。
地理課堂。 本版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我是帶著好奇去會寧縣的。
在此之前，作為在甘肅另一座小縣城唸了小學、初中和高中的人，我聽過這個地方的很多“傳說”：
我的老師在課堂上舉例，會寧有老師在黑板兩側掛一隻草鞋和一隻皮鞋，告訴學生，你考上大學了穿皮鞋當城裡人，考不上就穿草鞋回農村。
父母指責我不夠用功：“你就是日子過得太好了，人家會寧娃娃沒水喝、沒飯吃，一個個下苦學，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條會寧街呢。”
儘管我的家鄉離會寧縣城還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數千裡之外，但大人們肯定的語氣，讓我一度覺得，這些事情就發生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
能讀書、能吃苦以及窮，成為會寧人留給我的第一印象。
會寧一中，成為回應我好奇的一個切口。在縣級中學普遍“塌陷”時，這所中學在去年被列入甘肅的“卓越高中建設方案”。學校也曾收到北大、清華等名校校慶的喜報，感謝中學為大學培養了傑出的校友。
校長張貴榮答應了我的採訪，他說，可以在學校隨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結束後的開學日，一個高中生給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點遺憾地說，她沒考上一中，一中的錄取分數線要623.5分，她所在的學校只需要500多分。
計程車司機得知我要去一中，說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畢業的，後來考上了大學，留在蘭州當了幹部。接著又說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學生考上清華大學，“創造了歷史”“攢勁的很！”司機後來又自嘲，“我只讀了小學二年級，不知道咋和你們這些文化人說話。”
會寧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數縣城中學沒有兩樣，但也有些許不同——新修的校門右側有一件浮雕，寫著“仁義禮智信”。再往裡看，有兩座雕塑，一個是抽象派的，類似雙手託舉出希望，下面寫著“人文日新”；還有一個是寫實派的，孔子像。
在清華的大禮堂裡也高懸著一塊寫有“人文日新”的匾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原副院長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終是大學教育的靈魂和基礎。日新月異的人文思想像一輪不落的太陽，在這所大學飽經憂患和坎坷的每一個時期，都照耀著它，讓它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不致墜落；它讓所有的清華人都記住：自己不僅應該學習一技之長，更應該學會怎樣做一個有品位的人。
張貴榮說了類似的話，他希望會寧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績之外，有藝術特長、體育技能，到了大學裡，仍然是一個佼佼者，到了社會中，還是一個活躍的、優秀的人。
考慮到會寧縣在2020年年底才脫貧的實際，我覺得這樣的想法或許只能停留在“想”的層面。
“落後是全面的。”我讀研究生時，一位教授感嘆東西部差距時用過這樣的句子。
二
在這個被群山環繞、素有“秦隴鎖匙”之稱的會寧縣，很多人家在中堂掛一副對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
步入縣裡專門修的會寧教育展館，迎面就是1位老師帶著4名學生的雕塑，背後是一件意為“碩果累累”的浮雕。這裡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間影響會寧教育發展的大事。
有圖片資料顯示：出嫁的女孩在裙襬上繡上狀元出行圖，寓意孩子以後考狀元；不識字的老奶奶看見散在地上的字紙也會撿起來塞進牆縫裡，因為“有字的紙不能被人踩”。上世紀50年代，時任會寧縣長的馮琯或步行，或騎驢，頂風冒雨奔波，整頓學校、修繕房屋、安排校長，甚至在每一位教師的任命書上親自簽字。還有供出3個大學生的單親媽媽；揹著乾糧蹚水上學的兄弟倆；放驢時，擠在一起讀書的小夥伴……
這是窮山溝，2020年第一季度，會寧縣人均GDP僅0.28萬元，在白銀市墊底。但再窮不能窮教育，2017年起，會寧縣引進免費師範生，有不少於20萬元的住房和生活補貼。
縣教育局的另一組資料顯示：自恢復高考以來，該縣已向全國輸送大學生13萬多人，其中，獲得博士學位的1500多人、碩士學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華、北大149人。
因為教育，很多人的命運像縣裡流淌的祖厲河一樣轉彎。一位會寧人回憶，他的父親和五叔分別是鄉村教師和鄉村醫生，他們“在那個時代家鄉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
會寧一中教師王國良在1980年考上大專。他記得很清楚，那年，會寧全縣只出了56個大學生，他是他們村裡的唯一一個大學生，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個大學生。他拿到通知書後，“走在路上，社員議論（他）”“親戚挨個上門”“父親的腰板也直起來了”。
有人開玩笑叫他“國家幹部”，更實在的是，在大學校園裡，他每個月能領到19元6角的生活費，還有6元的獎學金、4元的醫療費。“當時，一個化工廠的工人每個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資。”王國良說。
在大學，花3角錢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錢就能吃到番茄炒雞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熱狠了，王國良的父親才會在集上買幾個洋柿子（番茄），讓他們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農門的佼佼者，成為“知識改變命運”最有說服力的成功標本。王國良說，他打頭上了大學後，第二年村裡就出了兩個大學生，其中一個還考上了蘭州大學。
“透過讀書有所作為，讓家人不再那麼辛苦是我讀書的動力。”2020年考上清華大學的劉佳維說。她家裡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親外出打工。
前些年，有些家庭為了孩子上高中，荒著農田不管，父親外出打工，母親去縣城陪讀，出現了“因教致貧”現象。
三
王國良在會寧一中執教30多年來，沒有聽過皮鞋和草鞋的故事。一次，去周邊學校參觀，他看到教室裡貼著“要想生富貴，需下死功夫”的宣傳語，還覺得有點誇張。
會寧一中的教室裡，也有學生貼的標語：“每天六問”——問自己是否學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時間，是否竭盡全力，是否有所收穫，問老師問題了嗎，高考目標是什麼？
校園裡，有人會站在學校大門附近的幾棵槐樹下晨讀、晚讀。有老師這樣鼓勵學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樹下背書。“有可能以前某個狀元就是在這棵樹下讀書的，我們也要認定一棵樹，好好學習，爭取超過他。”
教室裡後排擺著空桌椅，學生累了，去那兒站一會兒、坐一會兒。教室門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讓學生解乏，老師也會在晚自習時坐在那裡，一對一為學生解疑答惑。
這兩年學校注重學生自學，老師針對每一個學生的薄弱點進行專項輔導，“之前是把一個班當一個人教，現在是把一個人當一個班教”。
在午休結束後，一些孩子會主動到講臺，給其他同學講“每日一題”。“給別人完整地講下來，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張馨丹說，這是自發的，誰對這道題的把握更好，誰就上去講，有時候會有爭議，同學們就一起討論，直至將一道題延伸至一類題、一種有效的解題思路。
走在縣城，看不到一家學科輔導機構。縣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篤定地告訴我，哪怕在“雙減”前，會寧縣都沒有一所學科類的輔導機構。這樣的機構在會寧縣活不下去，在學校學就夠了。
張貴榮告訴我，西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甘肅每一個縣都留招生老師的電話，唯獨會寧縣沒有。家長覺得，去省城讀高中，趕不上在家鄉讀書。
“苦”學帶來的不止一面——一些學生也會因此產生較大的心理負擔。
如今也是一名高中教師的校友王樂天就曾在日記裡給自己戴上“鐐銬”——“想想我貧窮可憐的父母，想想我因貧輟學的弟弟，我沒有理由揮霍光陰。從今天起，我要堅定信念，努力學習，瘋狂閱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請老天爺監督！”
王樂天是揹著舅媽上高中時用過的木箱和煤油爐子，扛著鋪蓋捲來到會寧一中的，吃的是母親優先留給他的白麵。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絲毫懈怠。在發現自己的短板是“文綜”後，高考前的那個寒假，他買了35套文綜模擬題。每天五更，聽到家裡的花公雞打鳴後，就趴在被窩裡開始做題，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雙肘磨出老繭，至今還有痕跡。
做題的成效凸顯出來，高三第二學期，王樂天的文綜成績從152分提升到了182分、202分、222分。為此，他還把“2”當成了自己命中的吉數。
2002年高考，作為高考改革後“3+綜合”模式的第一次考試，王樂天吃了敗仗，他的文綜僅僅考了150多分。他倒在床上，3天沒有吃飯。
另一位85後的會寧學子有著類似的感受，他直言，讀書不光為自己學，還為父母學，考不好就無顏見江東父老。“對教育太執著了，容易把高考當成唯一一條路，時間長了，一點挫折都會成為壓死人的稻草。”
這個擔子長時間壓在了他的心裡，即便後來他有機會留在大城市工作，但在“夢想實現的中途”，總覺得“欠別人太多，有放不下的人”。他又回到了會寧。
畢業後考入軍校的張金峰說，特定時代條件下，“會寧教育純粹的‘死學苦學’帶給會寧學子根子裡的固執和與大環境的格格不入”。
他說，自己身邊大部分會寧的老鄉，每次一聽大家說去KTV唱歌，就害怕，“用會寧傳統的觀念看，學生就要一心學習，而不是去唱歌跳舞”。
他至今記得，為了他和他哥讀書，初中時，父母把電視送給了親戚，他高考結束後，才又買了電視機。
還有一位畢業生說，他讀高中時，最怕父親瞪他，“哪怕就一眼，也是一種生理、心理的雙重碾軋”。
“讀名校”一度成為會寧學子的“迷信”。王國良記得，自己班上有學生是全校前10，考上中國地質大學，但還想著復讀，考清北。幾個老師輪流動員，才把這名學生說服。到了象牙塔，這名學生總是寄來長達六七頁的書信，訴說自己的苦悶。但4年後，他還是考上了清華的研究生。
進入大學後，一些會寧學子會陷入不善交際、知識面較窄、創新能力不足的“落後”局面。
2015年，從會寧一中考入南京資訊工程大學學法學後，裴慧慧有過這樣手足無措的時刻，她說，專業課會設模擬法庭，要模擬辯護方、公訴方，大一時，她總會在分組的時候說，“我能不能光寫辯護詞，交給其他的同學去說”。
知乎上，有早年在會寧一中就讀過的學生，匿名寫下“討厭會寧一中”的言論——“我現在不喜歡再跟以前一樣滿口廢話嘰嘰喳喳，也不喜歡參加任何集體活動，並且不會跟很多人一樣一說起高中就滿滿的幸福”。
讓他產生傷痛的源頭也是一件小事，一次考試，他沒帶手錶，估錯了時間，在距離交卷還有10分鐘時，理綜卷子裡的化學科目還沒有作答，班主任很憤怒，認為這是一種挑釁，撕掉了他的卷子。
以前的教育方式，可能培養出了一批應試高手，這是當地在創造“高考神話”時隱藏掉的另一面。
我也有過這樣不停刷題，同時擔心自己考不上大學會讓父母蒙羞的時刻。後果在我考完高考、離開縣城後逐漸顯現——父母想讓我考師範，畢業後當老師，我因為分數不夠去了師範學校的新聞系，但在當時，我壓根兒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記者，我對未來是茫然的。包括到現在，很多時候，我對自己的價值判斷會來源於外界對我的評判——我是否符合了家庭對我的期待，社會對我的期待。
“沒有太大的壓力，也沒有過多的動力，對自己不瞭解、對生活沒主張、對命運無選擇。間歇性躊躇滿志然後又繼續做著短視的選擇，沉迷於眼前的安逸”，張金峰也有這樣的擔憂，他覺得，如果一直這樣，考大學、工作、買房、結婚、在一座城市紮根，“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活，談不上成就”。
四
“如果孩子只是一個讀書人，不是一個社會人，那他不是人才。”張貴榮認識到問題所在。
在一所鄉村中學當校長時，一位歷史教師告訴他，班上有個學生能把歷史書從頭背到最後一個字，但是在考試的時候，歷史考得相當不理想。從那時起，他就在思考，老師要怎樣改變課堂，學生要怎樣把書本知識靈活應用。
後來，他成為會寧縣教育局副局長，分管全縣教育教學工作，還去了東部很多教育發達地區參觀。
“東部的教學設施和手段比較先進，為學生提供了更好和更高的平臺。”張貴榮還注意到，東部的教師會設計自己專業發展的路線圖，會主動進行校本教研，開展團隊合作；課堂也有很多新花樣，注重突出學生的主體作用。而彼時，會寧的教師還比較傳統。
2012年調任會寧一中校長後，張貴榮決定成為“改革者”，將震撼到自己的東西帶到學校——讓學生學習辛苦，但不痛苦。
他想辦一所有溫度、寬度、高度的學校。他說，教育要有寬度，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不能僅盯高考，“以分數論英雄”，“只抓成績難有好的成績”。教育也要有高度，對學生的培養標準不侷限在縣城，要對標國家教育改革發展中最新的要求。
這些“寬高”說起來容易，落實在教學的縫隙裡很難。從開始，他就明白，如果靠行政命令去推動，改革只能短命。學校要先改變教師的“教”，再改變學生的“學”。
他記得，有一位物理教師，上課很認真，教學能力和水平也很高，但是教學成績上不去，後來該教師試著自己儘量少講、讓學生多做，課堂果真面貌一新。
學校將原本45分鐘的一節課變成40分鐘，“留給學生合作交流探討的時間一點兒都不能壓，反過來倒逼老師備課、講課時更加精煉。”
學校給教師留時間，不能覺得某個教師不成，就不去搭建發展平臺，就一棍子打死，“因為這個老師廢掉了，就廢掉了這一屆的學生，甚至是幾屆、十幾屆學生。”
很多東部學校來這個不塌陷的縣中考察。有教師發現，這個窮山溝教育很有活力，這裡的教師流動性不大，也沒有周邊大城市的虹吸效應，教師90%都是會寧籍，對當地教育很深情，很“主人翁”。
一位福建南平市的教師表示，“校長就應該像醫生那樣，為學校的每一天‘診斷’，也要幫助每一個教職工‘診斷’，使學校在這種和諧的診斷中發現‘病灶’，並在自我的反思與管理者的服務中自我痊癒。”
五
不止一位會寧一中中層領導告訴我，自己寧可不要領導職務，也要當班主任。
陳海龍就是其中一員。他對外校一位教師提出的“誇誇法”感興趣。那位老師提到，他的婚禮從主持到證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學生客串的，這讓他很羨慕。
“辦婚禮做不到了。”陳海龍說，他把這套“海誇”用到了教學中——學習差了誇同學字好，字寫得差了就誇同學完成作業態度認真。
班裡一位同學因為沉迷看小說，成績退步，他在批評即將脫口而出時選擇了“剎車”，反而用一套《大秦帝國》和學生打起了賭，許諾他，高三畢業後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學，就把這套書送給學生。“強人要有強大的意志，要會選擇”，他覺得，這本書能告訴學生這個道理。
教導處主任溫振堂現在還帶語文課。學生說他“如深潭是溫，似高山是振，元氣滿滿感染他人是堂”。溫振堂謙虛，覺得這是學生有才。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攤開的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在春天夜晚裡，他也會主動提起郁達夫《春風沉醉的夜晚》。
他鼓勵學生讀報紙、朗誦，提出不同意見，高三總複習時，他也讓學生去思考命題人的思路、相互點評同學們的觀點看法。
年輕教師馬英英研究生畢業於中南大學，去過斯坦福等多所大學交流，履歷漂亮。
她發現，哪怕她教的宏志班有整個學校成績最好的孩子，但大家還是有點兒怕說英語。她挨個兒鼓勵，給每個人發了她設計的獎牌。
她教學生流行的課桌舞，帶著學生讀英文原版小說、英文報紙，探究英語學習方法，合力完成一本英語學習筆記……省裡組織“用英語講好中國故事”系列展演活動，頭年，沒人參加，第二年，學生願意參賽，她又興沖沖排練了一臺話劇。比賽後，她帶著孩子們去慶祝，吃火鍋、玩密室逃脫……
漸漸地，孩子們不再懼怕英語，他們看用英語講授的物理課影片、討論時下的新聞熱點，前不久，還因為兩會有代表委員提出“網路遊戲應該對未成年人全面禁止”，她組織了一場小型辯論賽，大家一致認為，這個建言沒考慮到未成年人的實際需求。好玩的是，課上要學蕭伯納的《賣花女》，一些男孩子爭先恐後要去反串這個角色。
馬英英也在這個過程中感受著作為老師的“幸福感”，學生親近她，一會兒叫她“領頭羊”，一會兒又叫她“新世紀的啄木鳥”，還戲稱她是 “愛因斯坦”，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喊她“英子姐”“老英”……
一次，班上的英語沒考好，班裡有同學給教師寫了一封古文道歉信。信的最後是，“吾輩必能以此為戒，因矢於先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改之，是謂進矣。學生必進，豈無過焉。既往不咎，未來可期。”
馬英英在假期裡沒有佈置作業。這也是她的教學風格，她覺得假期就是玩，放鬆，開闊眼界。
開學後，孩子們都帶來了自己總結的英文筆記。
“現在，我們的學生明白了，即便沒有給出選擇，他們的人生也可以豪華定製。”馬英英說。
六
“老師成長為完全的老師，孩子離成長為完全的人的目標會更近。”張貴榮說。
老師努力讓四周的山峰不限制孩子們的視野。高一新生入學，要在“體育、藝術”兩大類10多門校本課程中選課，同時，至少加入一個社團，培養一個“特長”。一位地理教師平時喜歡跳拉丁舞，辦起了拉丁舞社團；一位政治教師，臨近退休本該“躺平”，卻在書法社團裡挑起了大梁。
美術教師馬偉斌上素描課，他編了一本校本教材。考慮到學生並非“美術生”，他對教材裡的內容多次篩選，將常出現的16個石膏體簡化成正方體、圓柱還有球體，“時間有限，既然要學就學最精華的部分。”馬偉斌解釋，這三個石膏體幾乎能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體。
玩並沒有耽誤學生學習。體育教師任海亞至今與2015級足球隊的學生保持著聯絡，那是他進入會寧一中後帶的第一支足球隊——18個學生，10人考上了研究生，還有3人讀到了博士。
學校的硬體不算好，社團有些簡陋，教具、器材大多來自捐贈。航模社團的指導老師李重君說，剛學航模時，他不敢飛，因為這些都是西部的部隊給學校捐的，大飛機一個好幾千元，怕弄壞，只能反覆在網上找教程，買一些便宜的模型來組裝、試飛。
電子控制技術社團的一些元器件也要從學校淘汰的舊電腦上拆。但這些仍然在學生身上播撒著科學精神的種子。
梁開彥曾是這個社團的，高二有大半個學期，每個課間都會跑去社團做收音機，一遍遍走線、一遍遍焊接，直到收音機接收到電臺訊號。他還在收音機背面焊上了會寧一中和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後來上了大學，他研究汽車燈光的自動轉化。如今，他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從事智慧家居研發。
七
穿行東西部學校的張貴榮說，會寧一中不怕與周邊任何一個縣的縣中去比較，甚至也不怕和全國的縣中比。
在這個梁峁起伏、溝壑縱橫，自然環境不優越，常駐人口約50萬的縣城，學校連續9年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在5人以上，二本上線率在2021年達到98%。
“教育質量不等於分數，但分數是見證教育質量的一部分。老百姓也會從這個角度去評判教育。”張貴榮說，現在，他不擔心成績，也有好幾年時間，不在校門口張貼紅榜。他擔心的只是沒有正常發揮的孩子。
臨近高考，5月槐花飄香，高三學生不搞“臨陣磨刀”，他們辦文化節、科技節、心理節，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調整心態，把大考當平常考。功夫到了，瓜就熟了，“學習是12年的一個結果，不是幾個月就能把成績提上去的”。
學校也敞開校門辦學。上海曹楊二中的孩子來這裡研學，與會寧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學習；貴州省麻江縣第一中學學生也來學習，學他們窮則思變，堅韌樸實。
這些西部“沒見過世面”的孩子也讓東部的孩子吃驚，他們打破了會寧人“苦學死學”的刻板印象。張馨丹此前參加了在上海舉辦的3天研學活動，她全程參與全英文教學。
她們小組的討論話題是環保，剛開始，她向馬英英求救，馬英英拒絕了她美化句子、糾正發音一類的請求。最終，張馨丹與其他小夥伴完成了“生物多樣性”概念的闡釋，拿到了不錯的分數。
16歲的李寧經常和父親一起組裝航模。在動手過程中，父親越來越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品質，他改變了自己的教育思路，不一定要考多好的大學，而是希望兒子成長為有主見、能拼搏的人。
希望以後學習資訊科技的張婷喜歡畫畫，她說，哪怕是和相對枯燥的技術打交道，也要在心裡保留一份浪漫，“就像在一張普通的A4紙上創作，畫完之後，這張紙就有了價值。”
受邀參加清華大學校慶時，張貴榮發現，清華學生科協的副主席是會寧一中的學生，山溝溝的孩子不是隻會刷題。
八
還有一些“成績”和成績無關。一位叫“焦焦”的校友，從2019年參加工作以來，每年資助3名畢業生每人300元的上學車費。不同於其他畢業於名校的校友，焦焦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築施工員。他說，這個念頭是在2014年學校舉辦的成人禮上產生的。
校警“伏叔”頂著大雪清掃校園的身影被髮到了學生“槐花飄香”的影片號裡，不少學生為他點了贊。有一條留言說：“每一年無論秋天的落葉還是冬天的大雪，一中校門前的槐樹下總有伏叔揮動掃把的身影，掃把摩擦地面沙沙的聲音，大概是一中除了書聲外最美的聲音……”
伏叔回應了滿屏的溫暖，他說希望孩子們可以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變成自己想成為的樣子，然後學成歸來之時對我說一聲：“伏叔，我回來了”。
張金峰說了語義接近的話。我們最終將此歸結為一個教育快慢的問題——在要快速提成績的那個時間段，我們想著考高分，卻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了社會上，我們的成長是比較慢的。而現在，從一開始孩子們有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到社會上去，走得是要比同齡人更快的。
採訪了一圈下來，我開始有些理解會寧縣中現象——放在資源、見識、制度、經濟和發達地區都不是一個維度的現實下，一個普通孩子要改變命運，也許真的只有去放棄一些東西，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獲得參與社會洗牌的一次機會。
有人評價，能從貧困中奮鬥出去的他們，已經有能力有思想準備面對更大的貧富差距，然後改變。
一開始不敢發言的裴慧慧也在大學老師和同學的鼓勵下，慢慢走向臺前。本科畢業後，她在南京的一個區法院工作過一年時間，還在蘭州一家律所嘗試過做律師。之後，又報考了研究生。
偶爾，她會羨慕弟弟，這個00後還有70多天參加高考，他會吹薩克斯，很明確自己要考什麼學校。
但裴慧慧覺得，自己的路也沒有白走，“前面有一個人替你走過不少彎路之後，剩下的那個人肯定會有不少坦途”。
到了北京後，我發現北京根本沒有會寧街，那不過是大人騙小孩讀書的謊言，但想想那麼多從會寧考到北京的學子，這條街又似乎真的存在。
王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