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都觀察家（naradainsights）
要堅決地打擊超級中學的現象南都觀察：現在的教育面臨著所謂“五唯”的問題——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唯帽子就是行政考核上的要求。這些問題確實給教育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我們有什麼辦法來破除這些呢？
楊東平：這個就要說到教育生態的問題了，這些現象確實發生在教育系統裡，但問題的來源是社會性的，有一些是在教育內部，有一些是在教育之外的。
像唯分數的問題，在教育系統內部是有可能解決的，這個內部主要是指政府責任，而不是校長和老師的責任。現在大家往往會說，校長、老師好像沒有依法執教，達不到教育部對減少作業量的要求。其實這後面的指揮棒是在教育局，如果教育局要用升學率來考核，校長和老師就必須承受著壓力，並且會把這個壓力轉移給學生。
如果教育局的評價改變了，校長和老師就被解放了，學生也被解放了。所以它的管理的鏈條是在上面，不是在學校。但是你要規範一個地區的行政領導的教育行為，這是很難的，尤其是一把手，很多地方的教育生態是由這個一把手的教育理念和他的喜好來界定的。
我聽有一個教育局長跟我說，當地新上任了一個書記，他們去彙報工作，說他們去年優秀率提高了多少，教育普及率提高了多少……那個書記說：“你這些都不用說，你就說考上清華、北大的有沒有？”
這個局長就沒法說話了，因為新書記不看整體的教育效果，就要清華、北大，唯“北清率”為追求。但其實如果一個地區的教育主管，尤其是黨政領導對教育比較開明，不對學校施加過大的壓力，這個地區的教育生態就會比較緩和，教育氣氛就比較寬鬆。這也有好的例子，就像我們今年講的山西晉中。
另外，存在高考制度的情況下，想讓學校完全沒有競爭，沒有分數和考試，這不真實。剛才講到了，主要是在義務教育階段，要儘可能地形成一個低競爭的生態，競爭應該在高中以後。包括高中階段的教育目標，也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在高中階段達到了普及教育的目標。原來是要到2020年，實際上我們已經提前實現了，這個普及教育是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
為什麼現在的中考競爭比較激烈？因為我們有一個人為的政策，要求普高和職高要達到五比五，所以註定有50%的學生不能上普高，不能進大學。現在在大城市，這個比例通常是6:4，上普高的比例達到60%。但是這個劃分仍然是很簡單的，所以我們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原則，一個是普通高中的均衡化，原來我們的均衡化只是對義務教育提出的，我覺得在高中基本普及了以後，對普通高中也該提出均衡化的目標。
什麼道理呢？因為在普通高中階段也會出現嚴重的不公平競爭，或者馬太效應，最典型的現實就是超級中學的崛起，一個地區有一所超級中學，它把最好的學生，最好的老師都集中到一所學校，其他的學校馬上無法跟它競爭，垮掉了。而一個縣的高中一垮，它的初中也不穩，就“水土流失”了，好的教師，好的學生都走了。所以在高中階段，每個地區都能夠有一所好的高中，是它的基礎教育生態穩定的一個前提條件。山西晉中就能夠做到這個，它下面有九縣市二區，每個縣的高中都很好，都有上清華、北大的，或者至少是上985的，那他的學生就很穩定了，教師也很穩定。
所以高中教育的均衡發展，就是要堅決地打擊超級中學的現象，因為這是最典型、最粗暴的違反教育規律、傷害學生的一個做法。很多人會說，超級中學給農村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學機會，其實這是一個假象，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了，比如說著名的衡水中學，一開始是100多個，現在是200多個上清華、北大的，我跟他們校長說，你能不能公佈你這一兩百個學生的來源？衡水籍的有幾個，河北籍的有幾個，其他是來自哪裡的？
我們把19世紀形成的學校稱之為教育工廠，這種超級中學比教育工廠還要惡劣。工廠只不過說它是制度化的、標準化的、流水線的，但超級中學離學校的本質已經很遠了。比如說它一個年級，可以達到有60個班，一個學校的體量能夠達到一兩萬人。在這樣的學校，為什麼必須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因為人太多，一舉一動都可能出校園安全事故，上下樓、吃飯……但是如果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這還叫學校嗎？這不叫軍營了嗎？
現在國內有很多三五千人的小學，一兩萬人的高中，這都是世界奇觀，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學校，在世界範圍內，越是優秀的學校，學生越少，因為只有小規模才能實行個性化的教學。
我們也號稱要實現教育現代化，但是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對教育的理解，還遠遠沒有進入現代化，還是前現代的、科舉時代的。所以我經常說這句話，一般人不太喜歡聽，我說我們首先要實現教育正常化，然後再談現代化。正常化，就是把兒童當兒童來對待，老師像老師，校長像校長，學校像學校，我們大多數學校還遠遠做不到，學校像個戰場，像個軍營。
2020年，毛坦廠中學高考再傳喜報：本科達線人數超10176人，連續七年突破萬人大關。圖為2017年毛坦廠中學萬人送考場景。 夏偉聰、楊一凡 / 財新網
南都觀察：我們剛才說的教育這個破五唯的問題，有的是教育的內部解決，比如說在外部要怎麼解決呢？
楊東平：比如說這個唯學歷的問題，為什麼高中的升學競爭圍繞著985、211、清華、北大，“北清率”成為一個顯性的指標？我們現在每年的考生是1000萬出頭一點，今年是1071萬。有人做了一個統計，清華、北大每年招7000人，考上清華、北大的機率是0.07%。985每年招幾萬人，考上的機率是0.5%，還是不到1%。所以1000萬學生都奔著百分之零點幾的目標作為自己的追求，或者你的教育規劃是這麼來做的，這不是開玩笑嗎？
這完全是不真實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人就被犧牲了。為了追求這個遙不可及的非常小的機率，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工程師或者農藝家，或者一個糕點師，最後可能什麼也不是，成為被教育篩選淘汰的人，他的個人的興趣、能力、方向全部都喪失了。所以即便在這種狀態下，即便上了名校，很多人為什麼也沒有很多的作為？也是這個道理——他的內心學習的熱情消失了，他自己獨特的能力的方向、愛好沒有培養起來。
教育的變革必定是一個漸進、緩慢的過程南都觀察：您說晉中的一些改革，是每個區縣都有一個比較好的高中，讓他們的中學和小學都能夠保持在一個比較平均或者一個穩定的生態下。他們做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楊東平：晉中是一個老典型，在這些治理得比較好的地方，必定有一個優秀的教育家，它的上一任教育局局長鹿建平，首先他的教育理念、價值觀非常正確。然後他有行動力，不為世俗的意見所改變。而且還要能夠有本事爭取到上級領導的支援，給他一個操作的天地。所以有一個過程，逐漸形成了教育局有很大的權威，大家都很相信他。逐漸的，教育的狀態就越來越好。
南都觀察：看一些資料，說當地教育部門對教師的考核，不單是升學或分數，這些比重是降低了的？或者對校長的行政職級也是有改變的，不再是行政的角色？
楊東平：對，他們都實行了校長職級制，改變了行政化的幹部管理。另外，他們用評價一個區的教育，來替代評價一個學校的教育。市裡面只評價區的整體的教育狀態，而不是評價學校，這樣子學校就鬆綁了。
校長職級制的改革，是最近20年來很多地方都在搞的，做得最早的其實是山東濰坊。我們現在的學校校長管理，是把他納入地方的黨政幹部的序列。因為很多重點學校，有的是科級，有的是副處。像最優秀的縣一中，往往就是處級了，它跟縣長是平級的。所以這些校長不跑教育局，而跑組織部，他的心思就在其他的方向了。所以當時濰坊首先實行了校長職級制，使得校長安心教育，按照你的教育工作的成效來給你相應的職級。
現在上海還有其他一些地方也這麼做，但是有些地方是實質性的，而有些地方表面上只是這麼一個殼，內裡還是行政化的。
南都觀察：讓校長來管理學校，其實他最後管理的成果是會更好一些的？
楊東平：對。讓他安心教育。努力成為一個教育家。
南都觀察：在一些鄉村學校，其實已經有很創新的實踐了，他們在幾年前就引入了線上教育，還採用了一些專案制的教學方式，所以這些學校在這次疫情中能很好的過渡到線上教學。但是這種教育創新的發生，好像沒有很大範圍地推展開，我們的作者就走訪了一些學校，發現這種更現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創新還是少數。其實它是有機會發生的，並且已經有一些實際的例子了，但是其實在更多的學校裡，它並沒有出現。
楊東平：這個是一個普遍現象，放眼世界，也應該是這樣的，創新型的學校還是極少數的，在美國，大量的學校也是這種循規蹈矩的公辦學校，還是像教育工廠這種模式的。
所以改變教育工廠的模式，促進教育創新是一個世界性的主題。它依賴於造就一批教育家，要一批有志於改變教育的人去探索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另外，還有賴於制度環境，提供一個改革的機會或者空間，要有相應的辦學體制的改革。這就是我們特別呼籲的。在中國近二三十年來進行的改革，有兩項重要的改革，一個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一個是課程體系的改革，也就是新課改。但是我們始終沒有進行辦學體制的改革，始終是“大一統”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局辦學，校長很難有什麼作為。
在世界範圍內來看，很多國家都已經著力在這個方向上去改變教育了，打破過於刻板的、行政的教育體制。在美國、英國這些國家，包括瑞典，都是採取了一種叫“特許學校”，或者“自由學校”的概念，允許公辦學校自行設定新的教育方向、內容、課程結構等等，允許你做不同的教育，而不是按照教育局的規定來做。教育局跟學校簽訂一個協議，三年以後來檢查，如果學校達到了它自己提出的一些理念、要求，繼續辦，達不到的話，教育局再收回，它是在公辦教育學校系統當中改革。
1992年，明尼蘇答州的聖保羅市立中學（St. Paul City Academy）成立，成為全美第一所特許學校。截至2017年，全美特許學校已經超過七千所，佔全美所有公立中小學的8%。 MPR News
類似的，臺灣地區2014年年底頒佈了“實驗教育法”，也是這個概念，每個區域要拿出不少於15%的公辦學校做實驗學校的改革。進入“實驗教育”的學校，可以在現有的政策法律之外，去做的創新型的設計。這就是給它一個特許權。所以臺灣地區的實驗學校現在開展得非常熱烈，而且把這個概念擴大到了高等學校這個階段，希望在高等學校也設立一些實驗教育。
所以這個方面，我們現在特別欠缺，在“大一統”的行政管理下，限制體制外的辦學、限制教育家辦學。即便在這個情況下，在中國很多大城市的邊緣，也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創新型的小微學校，在自我生長。儘管一開始可能不合規、不合法，但是逐漸地，它也在生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我覺得這種多樣化的教育，也是教育生態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只有在這樣的生態當中，才有可能來改變教育。
我們現在對教育的變革已經形成了一個很明確的認識，我們並不寄希望於自上而下、登高一呼、舊貌換新顏這樣的想法，這個是不真實的，教育的變革必定是一個漸進的、緩慢的、替代的過程。
新的東西出來了以後，逐漸地受到更大的家長和市場的歡迎，逐漸地有更多人來模仿、學習它，這是用一種新的正規化來取代舊的正規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就要靠教育家的努力，也要有一個寬鬆的制度環境。
“專項招生計劃”是個善政，但還可以做更多南都觀察：現在針對貧困地區的學生，也有一些定向招生的專項計劃，這其實是可以看作是在錄取結果上對貧困地區的一種補償，因為他們本身來自教育資源更低的一些地方。但是可能是因為一些基礎能力的差距，比如說英語這些學科，他們雖然進到了大學，可能追不上其他的同學。因為其他的同學來自教育資源相對更好一些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對學生基礎要求更高的學校。有些學生就因此休學或者退學，怎麼看待這種補償性的招生的計劃呢？
楊東平：研究型大學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收貧困學生的計劃，是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一個國家政策。其實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講，也是有不同的爭論的。對於這種補償性的行為，有的人認為它造成了另外一種不公平，是在透過降低標準來招生，認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種政策不利於貧困地區的學生透過提高自身的素質來參與競爭。我是不贊成的，因為在中國現實的這種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中，用這種方式來增加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的入學機會，我個人認為還是一個善政。
但是我覺得欠缺在什麼地方呢？兩個方面。我們對這個政策的實施過程，很少見到研究和評價，因為它一開始只有1萬多人，現在大概每年有5萬人左右。這5萬人到底是哪些人？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貧困地區不僅僅有貧困的農村學生，也有很多黨政幹部家庭的學生，也有很多商人的子女。這些地方的人往往會說：“一視同仁，我們也是在貧困地區生活，為什麼只有農民的孩子能夠享受這些機會，我們就不能？”這的確也是一個問題，涉及到一個怎麼來評價公平的問題。
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事實，這5萬人的名額，究竟農村的學生佔多少，沒有人知道。沒有資料，沒有調查，沒有公佈過，我個人最擔心的是這個。就是一個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讓農村學子受惠，這個可能是要劃一個問號的。
第二點，僅僅給他升學機會是不夠的，還要給他提供持續的幫助。我認為在這些研究型大學，應該根據這些學生的實際情況提供不同的教育，而不是進去以後就“大撥轟”（形容一群人在一起學習，不能照顧到每個人的學習狀況及成果）。我們現在高等教育的問題就在這兒，搶生源、搶高考狀元，搶來以後，高考狀元和貧困學生一視同仁，都是在大一統的常規教學當中自生自滅。
所以在大學的第一年，很多學科的不及格率非常高，很多高分學生掛科了。貧困學生也會有這種情況。也就是說，我們的大學教育尤其是在第一年，沒有對貧困學生提供重要的學習指導，以及針對性的補償教育。
前些年有一個公益組織，在西部地區的十幾所民族學校和師範學校開展一個公益專案——如何幫助這些貧困學生完成大學學業？這些學生儘管進入了學校，但他失敗的風險是很大的。所以要從他們的需求出發，知道他們最短缺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是英語，一個是計算機。但是後來他們調查的時候發現，還有一項比這個更重要的——普通話。不會說普通話，不敢跟人交往，不參加社交活動，自卑。所以普通話是造成他自卑的第一個因素。那麼，他們就針對這些農村學生，首先開辦的是普通話的學習班，讓他們儘快地改變語言，培養自信心。
也就是說這些問題是很具體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做好服務，而不是招進來就完了。這是福特基金會這些年做的資源極大的一個專案（提高高校貧困生能力，Pathways towards High Education），經費非常高，因為後來參加的學校越來越多，非常管用。
Pathways towards High Education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在全球14個國家/地區實行，主要聚焦於提高社會處境不利學生（弱勢群體）的社交、領導力等軟技能，以增加其就業潛力。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後來還發現這些學生到就業的時候，為什麼就業很困難？他們的短板就是交往能力，社交能力不行。這個社交能力不行就需要培養，需要在四年的學校過程當中給他機會，給他鍛鍊，所以後來這個專案裡面有一筆專門的經費鼓勵這些學生自助式地服務同學，比如說辦一個賣火車票的服務專案，他透過這種服務能夠獲得一些收益，擴大了的交往，提高了自信。如果和福特基金會的行為比較，我們現在的大學，這些問題完全都不在它的視野之內，它看不到這些問題，招進來了以後，就是自生自滅。
我覺得這個是很遺憾的。好學生也是如此，差學生也是如此，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青少年嘛，從來沒有離開過家，被應試教育戕害了那麼多年，這次寬心了、放鬆了，天天打遊戲。馬上第一年就垮了。
第一年的教育非常重要，然後是對這些弱勢學生的針對性的支援，這是真正的補償教育。
要抵禦從“人力資本”角度來規劃的教育南都觀察：現在會有一些觀點認為，教育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認為這是一種實現階層流動的前提，也是對社會穩定或者社會流動的一種支援。這種觀點當然也重視教育，但其實好像把教育當作了一種工具，是把人作為一種人力資本去教育的。您怎麼評價這種觀點？它和之前提到的“育人為本”的教育有什麼區別？
楊東平：其實這也是近些年來世界範圍內的一個教育反思的重要的方向，其中的一個標誌性的產物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它這裡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克服功利主義的教育和經濟主義的教育。也就是說，在人力資本的概念當中，世界各國都把教育視為一種人力資源的投資，視為一種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教育固然有人力資本的功能，有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但這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教育培養對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培養能夠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有社會關懷等等。
如果我們只強調教育的工具性價值，遺失了教育後面的基本的倫理和對人、對社會、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注，就會導致今天出現的現象——每個人都是自顧自的，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而對於人類共同文明的困境，最典型的就是環境問題，置之不理。
如果人類陷入了一個都各自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的狀態，這是一種文明的悲劇。受過最好的高等教育，最後培養出來的也是這種類似於工具型的人格，或者叫經濟動物，那其實也是教育的失敗。所以它非常明確地提出，要重新恢復教育的人文主義的價值。教育歸根結底，它的本質是一種人文主義，是關注人的發展、人的命運、人的情感、人的道德這些東西。
要抵禦功利主義、經濟主義對教育的傷害，抵禦以人力資本為概念來規劃教育這件事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報告第一次發出了強有力的批判的聲音。所以我覺得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警醒作用，因為多年來，我們是把人力資本理論作為一個教育學的奠基的理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發展出了龐大的教育經濟學的學科。
大家認為這些概念——把教育作為一種國家對教育的投資，作為人力資本的投資，作為個人的自我投資——是不證自明的，就變成了一個新的真理。而在這個背後，把教育的真正的價值掩蓋了，湮沒了。說得難聽一點，“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好工作，為了掙高薪”。那上大學、教育的功能難道就是這個嗎？所以現在有很多第一流的科學家、經濟學家、倫理學家，都在發出聲音，關注這件事情。
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他說人力資本理論是需要改變的，當然不是取消它，而是要超越它。否則把教育視為一個和培養物質資本同樣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贊美一個衣櫃那樣讚美一個人，這不是很可悲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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