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不平，哪裡就有反抗。但我們華夏民族的子民，卻是最能隱忍的一批人，不到活不下去，絕不會走上造反的道路。
根據出土的青銅器（商朝）以及一些甲骨文，我們知道商朝的君主總是四處征戰，不是為開疆拓土，而是鎮壓不服。商朝一直取得勝利，直到周武王姬發伐紂，才被推翻。
西周平穩度過最初的200多年後，便進入更大的亂局，春秋的諸侯兼併，戰國的七雄大戰，怎一個亂字能形容的。但有一點——這場大亂，同底層百姓無關。
在西周早期，打仗是貴族的事，最起碼也得是一個“士”，普通人和奴隸則組成僕從軍，負責揹負輜重、運輸補給等後勤工作。
由於各種原因，西周以及春秋多車戰，步卒也有，但很少，根本無力在戰場取得絲毫的優勢。西周諸侯間打仗，總是約好地方，大家排好軍陣後，才開始廝殺，選取的地方大多為平原地區，而在此地形下，戰車完全碾壓步卒。
整個西周、春秋戰國，總是卿大夫弒殺諸侯，沒有底層百姓，甚至沒有士一級的造反（刺殺不算），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級別越低，組成的勢力便越小。
諸侯依靠卿大夫，卿大夫養著眾多的武士，而武士靠替上層賣命獲得特權。底層的百姓，因為生產力的原因，無法組成足夠的“勢力”（造反的人數），自然無力反抗貴族統治。
春秋到戰國，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形勢越來越複雜，用孫子的話來說就是“兵者詭道也”。戰爭變得“詭”，在於參與戰爭人數的增加，人數一多，打仗可選的方式便越來越多——山地戰、水戰、平原戰、攻城戰等等。
戰爭的人員來自底層百姓，戰爭的糧食也是來自底層的百姓，古時候打仗，誰的人口多誰就佔了優勢。而這時，底層百姓漸漸有了反抗貴族的力量。
七國和秦朝實行的是徵兵制，天下的成年男子，都需要服兵役，也算是全民皆兵。秦將章邯領著驪山囚徒去剿滅六國叛亂，這些“囚徒”可不是戰爭菜鳥，多少是服過兵役的老兵，所以不要因為他們的身份，而小瞧他們。
陳勝吳廣是我國第一次農民起義，也標誌著“農民”階層力量的登上歷史舞臺。陳勝是屯長，自然懂得一些帶兵打仗技巧，而戍守漁陽的百姓，大多也不是第一次服役，機緣巧合之下，走投無路的陳勝開始反秦。
陳勝等人遲到，“領導”被處死的可能性更大，不可能全部處死（睡虎地秦簡不全，不能說明“遲到”僅是罰錢，陳勝屬於邊戍，而邊戍是軍事行為，按軍法行事完全說的過去），大多數人大概也明白，所以陳勝用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為口號，而不是“為了我們的小命，大家一起反秦啊”。
陳勝不可能勝利，因為他沒有得到“貴族”的支援。陳勝懂得些軍事技巧，可不懂治理民事，失敗只是早晚的事，更何況他是第一波反秦的，自然會面臨秦朝的瘋狂絞殺。
東漢末年的張角，利用太平道將百姓串聯起來，使人數眾多的底層人士有了共同目標，使聯合成為可能。人多勢眾是種優勢，卻不是決定性因素。
東漢的世家大族人數處於劣勢，卻擁有更大的優勢：兵器生產、充足的糧草、大量的人才。黃巾軍前期聲勢浩大，貌似東漢隨時會滅亡，可漢靈帝取消“黨錮”，世家大族參與進來後，沒多久，黃巾軍便被撲殺剿滅。
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混亂的一段時期，但為何我們甚少聽說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農民脫離自己的土地，歸附於士族豪門，形成莊園經濟制度，整個天下被士族豪門分割成一個個“莊園”勢力，農民失去聯合的可能，而人數是農民起義的唯一優勢。
唐宋的皇帝們，將活躍歷史舞臺上千年的世家豪門力量剔除殆盡，底層百姓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便是知識的傳播。
受影視、小說的影響，武將在我們心中大多是“大老粗”的形象，這是完全錯誤的。歷史上的名將，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關羽讀春秋、杜預註解春秋，目不識丁的大老粗，無不是以一當十的猛將。
豪門大族在宋元后完全消散，底層百姓獲得更多的知識，這給朱元璋（也包括張士誠、陳友諒等人）提供了機會，農民勢力有著人數優勢，又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才有推翻“暴政”的機會。
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天國，無不訴說著農民力量的崛起，曾經身為螻蟻的我們，直到近代，才擁有改天換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