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淩河之戰”，皇太極被祖大壽“玩弄於股掌之中”。
說起來，人的感情也真的是奇怪，接連五次敗於關寧軍手下，讓皇太極對於袁崇煥是恨之入骨，不惜用計也將要將其置於死地，然而他卻對祖大壽卻是“情有獨鍾”。
實際上，就在祖大壽取得“雙望之捷”前後，皇太極就已經開始了對於祖大壽的勸降與策反工作，目的就是希望藉著袁崇煥被崇禎下獄，關寧軍上下充滿怨氣之際，就此招攬祖大壽和整個關寧軍。
然而對於皇太極的勸降，祖大壽卻一再將計就計，令皇太極完全摸不清祖大壽的想法，為此還損失了不少使者。根據《孫承宗行狀》中的記載：
“大壽故與奴有連，降虜銀定，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奴營，留半歲，奉奴書來議款。款未就，銀定仍留大壽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黃旗，大書‘講和’字，詣大壽營。大壽以請，公報曰：‘聽大將軍處分。’而又密下教曰：‘毀其旗及書，焚之軍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壽懼，乃立斬其使。公曰：‘大壽真為我用矣！’”
儘管如此，皇太極仍沒有放棄招降祖大壽，特別是對於在永平以東三十里一村莊被抓捕祖大壽子侄親戚等七人，皇太極專門下令要求善待，准許其不剃髮，並且在出關前，還放回一人以繼續勸說祖大壽投降，結果依然是無功而返。
終於，天聰五年（1631年）的“大淩河之戰”，皇太極等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在得知明朝正在抓緊重修大淩河城的時候，皇太極火速徵調大軍，開赴前線。而明朝遼東巡撫丘禾嘉又出現了明顯的戰略失誤，沒有當機立斷的放棄尚未完工的大淩河城，致使正在城內的祖大壽、何可綱、張存仁等一大批關寧軍重要將領就此陷入皇太極大軍如鐵桶一般的包圍中。
“大淩河之戰”，皇太極可以說將“圍點打援”的策略發揮到了極致。祖大壽率兵數次突圍，皆是無功而返，孫承宗組織的數次救援也全部大敗而歸，特別是吳襄、宋偉、張春率領的四萬援軍被皇太極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後，明朝這面再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援助，只能任由祖大壽等人自生自滅。
而由於城內本就糧草有限，後金軍隊長達兩個月的圍困使得城中早已是彈盡糧絕，已經到了“人吃人”的境地。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太極在“圍點打援”的同時，也展開了積極的勸降攻勢。
皇太極是在八月初六完成對大淩河城的包圍，並且是一邊阻擊祖大壽的突圍，一邊進行勸降，特別是在九月十四和九月十八連續給祖大壽寫了兩封信，但接遭到了祖大壽拒絕。
而在皇太極全殲吳襄等人的援軍後，他又在十月初七，安排剛剛俘獲的幾十名明朝將領，進入大淩河城勸降祖大壽，並且在十月初九，皇太極再次致信祖大壽，保證不會殺降。
面對嚴酷的現實以及皇太極十足的誠意，祖大壽就此選擇妥協，與皇太極展開談判，並就投降事宜達成共識。
十月二十八，祖大壽在城下斬殺了執意不降的副將何可綱，正式率部投降皇太極。
當晚，皇太極就以最高規格的禮儀接待了祖大壽，並與祖大壽商議此前約定的“智取錦州”之策。
起初，二人協商讓金兵換上明軍的衣服，在祖大壽的率領下“以假亂真”混入城中奪取錦州，但因起了大霧，而無法實施。隨後祖大壽又提出願意單騎回錦州，透過策反城中守將和軍隊的方式，奪取錦州，向皇太極獻城。就這樣，祖大壽僅率二十六人，徒步回到了錦州。
然而，等待祖大壽好訊息的皇太極，等來的卻是錦州守備加強的情報，以及祖大壽一番極為“客套”的陳詞，皇太極這才反應過來，上了祖大壽的當。
或許也是因為數次的勸降讓祖大壽明白了皇太極的“心思”，更是知曉了皇太極對他的看重，即便是他繼續率領明軍對抗後金，他也不需要為自己的子侄、部將這三十餘人的性命而擔憂。
最終的結果也正如祖大壽所料，儘管遭到了祖大壽的“欺騙”，可皇太極對於祖大壽的“真心”卻依然沒有變，並且兌現了他在祖大壽之前“投降”時對其的諾言。
“大淩河之戰”中投降的明軍將領及其家眷、部眾，連同城內剩餘的民夫與百姓，盡皆得到了安置。特別是祖大壽的這些子侄和部將們，不僅得到了皇太極的信任與重用，他們中的不少人更是在這之後成為了漢軍八旗的重要將領以及清朝初年的權臣高官。比如，祖大壽的長子祖澤潤，成為了鑲白旗漢軍的固山額真，養子祖可法憑藉戰功獲封左都督，其副將張存仁也做到了兵部尚書、直隸三省總督這樣的高位。
“松錦大戰”後，皇太極最終“征服”了祖大壽。
“大淩河之戰”後，祖大壽“先降後叛”，隻身回到了錦州，而崇禎皇帝對於他也是力排眾議，給予了極大的信任，依舊讓其統兵防禦。
至於皇太極，雖一如既往般的透過書信對祖大壽進行勸降，但祖大壽就是不為之所動，甚至有幾次還在刻意“玩弄”皇太極，而皇太極也依舊沒有選擇放棄。
就這樣，時間來到了清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極派濟爾哈朗等人包圍祖大壽鎮守的錦州，明清之間的最終大決戰——“松錦大戰”就此展開。
此時皇太極採取了與多年前“大淩河之戰”時同樣的“圍點打援”的策略。
面對洪承疇率領的十多萬明朝援軍，皇太極積極調兵部署，歷時近一年的努力，終於將全部明軍圍困在了松山。之後，皇太極發動總攻，就此全殲了明軍，並且生俘了明朝在遼東地區的最高統帥、薊遼督師洪承疇。
而此時的錦州城內，也經過長達兩年時間的圍困，也就此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人吃人”的慘狀又一次被重現。
祖大壽眼看洪承疇的援軍全軍覆沒，同時也自知突圍無望，於是選擇率部獻城，就此投降了皇太極。
祖大壽見到皇太極後，主動為他當年在“大淩河之戰”後的“降而復叛”請死罪，然而，皇太極卻寬慰祖大壽說道：
“爾揹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朕嘗語內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且復降，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
可以說，皇太極的這番話是至情至理，不僅把其對祖大壽的喜愛與看重表現的淋漓盡致，更是毫不掩飾這十年以來皇太極的“朝思暮想”之情。
皇太極如此的求賢若渴，盛情難卻，令祖大壽非常之感動，再加上他的子侄以及部將都受到了信任與重用，也讓祖大壽不再為自己的性命與未來感到擔憂。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朝的崇禎皇帝卻是性格多疑且剛愎自用，弄得朝堂上是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尤其是當年袁崇煥的議罪下獄以及後來的凌遲處死，給了祖大壽與其他關寧軍將領以極大震撼，所以說祖大壽與大明王朝之間有的只是“忠孝禮儀”的牽絆，而與崇禎本人之間卻是“毫無瓜葛”。
然而，皇太極也知道，此時的祖大壽與十年之前相比，確實有些“雞肋”了。一方面，祖大壽已經是六十三歲的高齡，在戰場上能夠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祖大壽在“大淩河之戰”前後的“降而復叛”，依舊令皇太極是心有餘悸，畢竟此時的大明王朝沒有徹底滅亡，對於祖大壽也是不得不防。
可即便是如此，皇太極在級別與待遇上，還是給予了祖大壽以極大的照顧，讓其出任漢軍正黃旗總兵一職，並且對其的贈予也是頗為豐厚。
而皇太極之所以如此厚待祖大壽，也是因為此時的祖大壽，依舊有著他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
首先，祖大壽是招降吳三桂一枚重要“棋子”。
“松錦大戰”後，明朝遭受到了重大打擊，精心傾盡國力打造的九邊精銳損失殆盡，明朝已然徹底失去了反擊的能力，僅能困守山海關和寧遠等幾座孤城。而在整個“松錦大戰”中，只有吳三桂的軍隊建制較為完整的儲存了下來，而他鎮守的寧遠也是此前努爾哈赤、皇太極兩代君王歷經十餘年都不能攻克的。
所以，皇太極積極拉攏祖大壽，也是要利用祖大壽與吳三桂之間的舅甥關係，以對吳三桂實施勸降，進而拔除其揮師入關之路上的最後一顆“釘子”。
只不過，即便是自己的舅舅祖大壽出來勸降，吳三桂卻依舊不為所動。
“上方欲寵大壽諷明諸邊將，使大壽書招明寧遠總兵吳三桂，三桂，大壽甥也，答書不從。大壽因疏請發兵取中後所，收三桂家族。”
其二，祖大壽的子侄與部將，都已經皇太極漢軍營中的高階將領，善待祖大壽也是要讓其安心。
前文中也說到了，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極正式擴編創立漢軍八旗的時候，祖大壽長子祖澤潤成為了漢軍鑲白旗的固山額真，自領一旗。而包括祖澤洪、祖可法、張存仁等，也都在朝堂上擔任高官。
所以，皇太極需要借祖大壽，來對這些在“大淩河之戰”以及後來在“松錦大戰”中投降的漢族降官降將們進行安撫，以使其更加死心塌地的為其效忠。
其三，此時的皇太極已經將目光放在了揮師入關、逐鹿中原上，而這也是他的一種“懷柔之道”。
祖大壽是遼東的軍事世家，其本人更是在明朝遼東戰場以及在整個明軍隊伍中享有極高的聲望與影響力。對於祖大壽曾經“降而復叛”的既往不咎，繼續委以高官厚祿，無疑就此樹立其懷柔政策的榜樣，解除了明朝有投降意願的武將和官員們的後顧之憂，特別是那些曾與清軍進行過對抗的將官們，對他們的衝擊力是更加明顯和徹底的。
而這也為後來清軍入關爭奪天下，營造了一個良好的輿論基礎，做好了充分的鋪墊。
就這樣，歷經十數年的努力，皇太極終於“追求”到了他心心念念十多年，堪稱其絕對“真愛”的祖大壽。而這也是整個皇太極在位時期，其人才延攬與優待政策的一個重要縮影。
在此之前的努爾哈赤時期，對於漢族人採取的是非常極端的民族歧視與壓迫政策，尤其是漢族的官員與儒生，不僅政治地位上受到打壓，更是受到了極為不平等的對待，甚至還遭受到了努爾哈赤的驅趕與屠戮。
而皇太極自登基後金大汗開始，便一改努爾哈赤非常極端的民族歧視政策，力求緩和了國家內部的民族矛盾。與此同時，皇太極也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舉措，極力拉攏漢族官僚士大夫階層，使得整個國家的實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在此期間，皇太極仿照明朝制度，開科取士，遴選人才，打通了漢族精英階層的晉升通道，“清初第一漢臣”范文程便是這其中的最大收穫。對於明朝的降官降將，皇太極一律予以信任與優待，籍此吸引了一大批明朝官員將領來降，“三順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便是其中的代表。至於曾經的敵人，皇太極也同樣是既往不咎、笑臉相迎，以使其轉而為自己效力，除了祖大壽，洪承疇也被皇太極勸降，而他更是在之後清軍定鼎中原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也正是因為皇太極對於人才的重視，使得可用之人越來越多，朝堂上下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極大的加強，而這也為後來大清王朝最終能夠一統天下奠定了無比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