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文憑的貶值自然是焦慮的源頭之一
◆ 與文憑貶值交織在一起、構成焦慮的另一源頭則在於不斷固化的社會分層現象
◆ 在當代社會，家長焦慮的另一源頭是商業機構——既包括教育公司、商業化的教育機構，也包括商業傳媒。它們不斷滲透進學校教育系統，販賣“焦慮”是他們核心的銷售技巧
◆ 附時評：不能讓校外培訓再造一個“教育體系”！
誰在販賣教育焦慮？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謝愛磊，系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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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不能停？
家長們大概從未像現在這樣焦慮過孩子的教育與前程。未上幼兒園時，就要擔心孩子上什麼樣的幼兒園；幼升小，又要擔心上什麼樣的小學；等上了中學，又要擔心上什麼樣的大學。上了學，還要擔心上的學好不好？萬一學校教育的內容不夠，該怎麼辦？在學校教育之外，是不是該給孩子上上補習班？又要上幾個補習班？總之，不等孩子到達學校教育的終點，焦慮總是不能停。只短短几代人的時間，普通家庭用於撫養孩子的時間、放在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和投入的金錢就都有了極大的提升。新時代育兒的基本精神幾乎可以概括為：時間要長，花錢要多，知識要足，情感要真。總之，高度重視才是王道，情感上焦慮才是常態。
▲ 2021年3月9日，合肥市瑤海區38所小學開啟“三點半課後服務”，分“普惠託管”和“個性化課程”兩種模式，共有名著導讀、趣味程式設計、航模+無人機、小提琴、書法、舞蹈、長笛、武術、足球等975門課程可供學生選擇。解琛攝/光明圖片
當然，悖論是，過去幾十年間，普通人的受教育機會實際上一直在增加。義務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入學率也在不斷提升。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高達51.6%，也就是說，18至22歲的成年人當中，大概有一半以上能夠進入各種型別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習。那緣何家長總是前所未有的焦慮呢？想想二十年前，關於教育，父母要做的一般努力，大約就是“將孩子送進學校”。
學校文憑的貶值自然是焦慮的源頭之一。在《文憑社會》一書中，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柯林斯曾問，現今普通人對教育投資的增加，難道就真是工作變得複雜，對知識和技術的要求不斷提升的結果嗎？未必是。文憑主義的泛濫不過是社會排斥需要的結果。也就是，優勢社會群體需要訴諸一定的手段才能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不變，而文憑則提供了在各類職業中劃分出了掌握知識的權威以及低等級的人員的可能性。
與文憑貶值交織在一起、構成焦慮的另一源頭則在於不斷固化的社會分層現象，家長們一要擔心孩子能否保持自身的社會地位，不至於落入底層，二要探索孩子持續的社會流動、實現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對於普通城市家庭，這兩重考慮可能尤其如此。例如，美國社會學家埃倫瑞奇在分析該國中產階層的世界觀轉向時，曾提及他們“擔心失敗”（the fear of falling）的心態，並將其視作理解當代中產背景家庭重視教育並不斷增加教育投資的觀念根源。埃倫瑞奇認為中產的立身之本在於他們自身的專業化工作。但專業知識本身又不同於擁有金錢和資產。後兩者是上層人士較為有效的社會排斥手段——難以為其他社會群體的人輕易獲得，這就意味著在自身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設定了一道有效的藩籬。但中產所掌握的專業知識本身實際上是向所有人開放的。對於中產和他們的子女而言，專業知識堆砌起來的壁壘並不堅固，除了投資教育，不斷給孩子壓力，讓他們走自己曾經走過的路以外，似乎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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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焦慮”
——商業機構銷售教育的核心技巧
我要強調的是，在當代社會，家長焦慮的另一源頭是商業機構——既包括教育公司、商業化的教育機構，也包括商業傳媒。它們不斷滲透進學校教育系統，販賣“焦慮”是他們核心的銷售技巧。
所謂販賣焦慮，核心是製造“欠缺感”，兜售需求。欠缺感，就是一種“別人有而自己沒有”的感覺。例如，通常育兒機構營造的意象就是你還缺乏足夠的育兒常識，或者說和別人比較起來，你的知識還不夠，而這一點可能導致“你的子女輸在起跑線”，那麼就把孩子交給“專業人員”，要不就買幾本“育兒常識”“學習學習”。近年興起的“家長教育培訓課程”，其銷售前提也是告訴你：教育孩子，僅憑一份熱情還不夠，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教育技巧，便無法成為“有效的家長”。商業機構製造欠缺感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告訴你，“別人都在做，而你卻不在做”。看到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上，別人家的孩子都手拿學習機、結合當今最流行的教育技術學習的時候，你是不是有一點點心虛呢？看到報道上，補習機構裡滿眼都是孩子在補習功課的時候，你還能不如坐針氈嗎？當受眾最廣的傳播平臺都在一遍遍刷屏校外線上培訓機構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然覺得這個世界只剩自己的孩子沒有上培訓班了？最讓人揪心的商業運作，則是告訴你，在面對教育時，不同的社會階層面臨不同的選擇。來自底層的孩子在放棄，來自中層的孩子在應試，而來自上層的孩子在享受教育，而你則要選擇哪一種道路？
販賣焦慮的第二方面是銷售所謂“正確”的教育方式。商業公司本身往往會迎合被大多數人認同的教育理念，聲稱教育方式有著多樣化的選擇。問題是“多樣性”本身往往難以捉摸，普通家庭的教育實踐也往往難以透過大型媒體廣泛傳播。商業公司則往往佔有獨特的優勢，藉助自身的話語權——對影響力稍大的媒體的佔有——定義何為“專業”與“合理”，“科學”與“正確”。被包裝上市的“虎媽”和“狼爸”的育兒故事，儘管本身揭示了家庭教育的多樣性，卻無一例外地被媒體展示為：有一條可被學習和複製的家庭教育正規化。成功者故事的兜售，是商業利益使然，所謂“正確”，則是故事銷售的保障。你是否會“正面管教”？又是否掌握了“培養孩子專注力的60種方法”？在全民雞娃戰中，你如何做到“務實”？“慢慢來”是不是更加“正確的姿勢”？網路神曲“我們不一樣”大概是對差異的有感而發。但在育兒這件事情上，父母不能容忍“我們不一樣”，不一樣的只能是資源（那在父母的控制之外），觀念上絕不能犯錯。因為孩子的生活是由他們能得到的養育質量決定的。無處不在的商業營銷好似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怎麼養育孩子將對他/她的一生產生深遠影響！”
販賣焦慮的第三方面則是鼓吹競爭的意象。當代研究人員針對社會分層與教育間關係的研究，最起勁的鼓手，應該是商業性的以售賣教育產品為己任的公司。目前，研究人員能夠證明教育或能影響個人流動的機會，但決定一個人生命際遇的，的確並不完全在教育。然而，在商業公司那裡，教育卻成為維繫著一個人一生幸福與際遇的唯一，是個人獲得競爭力的基礎。而當代社會全部的社會關係，可以全部地抽象化為競爭二字。父母的教育使命，則在於培養出適應社會競爭的孩子。所有教育的行為，不過在於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教會孩子領先其他孩子的技能。在我們這個年代，“高強度育兒”已是主導的育兒模式。在高強度育兒的話語體系之下，父母的幸福和子女的一切取決於養育質量這一關鍵變數。和競爭意向一起被鼓吹的是“父母決定論”——孩子發展的好與不好和父母是否職稱更加緊密地聯絡到一起。對父母養育行為也有了道德審判的意味——快，要力爭做全能父母，要為孩子創造美好的童年，因為他們需要為一個競爭的年代做好充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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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緣何得以維持？
資本對教育系統的強力滲透，一方面緣於近代教育治理理念的變化——在全球範圍內，市場被看作是更加有效的教育資源配置手段，放松管制、教育供給的公私合作都成為可能，自然也為資本進入教育系統開啟一扇窗。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商業公司自身強大的影響力。
但商業公司所兜售的“焦慮”是否能夠擴散並持久地保持下來則被如下幾個因素影響。第一是焦慮情緒本身是否迎合了人的本性，第二是它是否能夠與當下獨特的社會生態、經濟條件掛鉤，第三是這種情緒本身是否能夠藉助技術得以廣泛傳播。不幸的是，擔心匱乏，因為“欠缺”而產生焦慮正是人性的基本特徵。而當下持續的社會轉型與地位分層則提供給了商業公司編織教育與個體競爭力之間決定性聯絡的現實基礎。不斷固化的社會結構，則增加了家庭投資的“風險意識”，是否能夠維持既有的社會地位或者成功地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成敗似乎在“教育”一舉。媒體的扁平化使得群體性的情緒更易獲得傳播，加上群居本性，稍不留神，個體就能變成群居性感受的接收者，成為“焦慮”這一特定社會心態的建構者、參與人。
孩子從來都在父母手裡，但教育未必。父母為子女所構建的偉大教育工程，說不定正在資本的手中！
不能讓校外培訓再造一個“教育體系”！
來源：半月談新媒體
評論員：儲朝暉
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在學校這一國民教育體系之外，培訓機構正在構建另一個“教育體系”。
根據相關統計，在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之後，校外培訓機構總數在2019年新增到達近60萬家峰值，2020年又新增40餘萬家，登出10餘萬家，機構總數遠超同期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數量。加上同一培訓機構可以多點辦班，客觀上，校外培訓機構已成為國民教育體系之外，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存在。
實際上，多數培訓機構鑽了教育評價體系和考試招生制度不完善的漏洞，不注重開展全過程教育，只關心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一些學生和家長受“唯分數”“唯升學”影響，也僅從提高考試分數出發，將越來越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用在參加校外培訓上，越來越多的學生難以依據國家義務教育的課程標準、課時安排、教育程式，完整、系統地接受義務教育。
學校教育、家長、學生、教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訓機構綁架，校外培訓大有再造一個國民教育體系的趨勢。
校外培訓的大量出現，在治理過程中反覆變身存活，已成為全社會的關注焦點，將學生和家長置於兩難面前：是選擇快速“提分”以應對短期、功利需求，讓孩子上一所“好”學校；還是選擇依據規範和規律，循序漸進獲得健全成長。
現實中，大多數家長不能理性選擇，焦慮情緒產生不斷蔓延，帶著孩子湧入培訓機構加入“提分”競標賽。培訓機構又利用家長“不願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攀比心理營銷，推高家長和學生對校外培訓的需求和依賴，使得不少孩子失去童年、失去自主、失去生成志向的最佳時機，背上超重負擔，損害身體健康，形成被動型人格。這或許能在“提分”競標賽中實現短期功利性願望，卻可能影響到每個孩子、每個家庭的長遠幸福，甚至可能影響到國家發展、民族前途。
面對這種愈演愈烈的不良趨勢，任何一位有責任感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必須讓越來越多的教育當事人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大範圍過度培訓直接影響到教育考試評價結果的真實性，阻礙了教育實質公平；違揹人的成長髮展規律，不利於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和人的健康成長；擠壓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時間、內容和價值取向，難以實施完整的教育，與“堅持立德樹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針相背離。
立德樹人，是“十四五”時期和未來更長一段時期教育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任務，確保國民教育體系的健全和正常執行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基礎。
治理寄生在現有教育體制機制和考試招生制度上的培訓機構頑疾，需要防止它們在現行教育體制外的一條利益鏈上執行，自成體系；需要引導教育培訓機構遵從教育方針，為學生多樣性學習服務，成為學校教育資源不足的有效補充。只有整體形成良性教育生態，才能更有效推進教育現代化，提高教育質量，建設教育強國，培養出能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人。
來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