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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二，駐蹕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一份來自西南邊陲的加急密奏。奏疏的內容既非軍事，也非救災，而是關於一份蹊蹺的奏摺。
雲貴總督在奏摺裡說，今年六月初八，屬地官員在例行檢查時，從一個客商身上發現了一份署名為當朝大臣孫嘉淦的奏摺。奏摺是抄錄下來的，內容充滿對當今聖上的詆譭謾罵之詞，“詞殊不經，膽肆訕謗”，還捏造了皇帝的批示。
這份奏稿“斥言（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過”，而且彈劾朝中大臣。孫嘉淦雖然敢說敢寫，但並沒膽子寫這種直白的攻擊當朝皇帝的奏稿。這份奏稿顯然是想借孫嘉淦擴大影響，吸引注意，而且也確實達到了目的。
接到密奏後，乾隆仔細看了附帶的奏稿，自然是氣歪了鼻子，他決定徹查此案，找到當初寫這份奏摺的人。他下令雲貴總督嚴審持奏稿的那個客商，務必透過他追查奏疏來源，揪出幕後真兇。過了幾天，雲貴總督回奏，持奏稿的客商在貴州和雲南之間販賣黃連，他的奏稿是從貴州的另一個商人那裡抄來的。
乾隆考慮到各省官員遇到跨省搜檢、盤查不好協調，於是傳諭由步軍統領直接負責此事，統一協調此案，但又害怕盤查會使得假奏摺流傳越發廣泛，還警告其要注意保密，“不可稍有張揚洩露”。步軍統領不敢懈怠，密令各省從速暗查當地是否有假奏稿流傳。僅僅十幾天，四川、湖北、湖南、直隸、山西、山東等省先後都發現了假奏稿。
案情奏報到乾隆那裡，他更加焦慮暴躁，下旨：這個問題波及全國，要引起重視，不得視為尋常事件，如若不然，輕則斥罵，重則撤職。
在乾隆的親自督戰下，各省都抖擻精神，搜查奏稿，即使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這一查不要緊，假奏稿越查越多，牽扯進來的人也越來越多，但到底誰是撰寫者依然沒有音訊。乾隆忙得不可開交，既要審閱各省奏摺，又要辨析奏稿真偽，剖析誰是幕後真兇，精神緊張到了幾乎草木皆兵的地步。
例如，山西巡撫上奏，當地抓獲一個落魄書生，他作了一首詩想獻給皇帝，詩中語言狂妄悖逆。乾隆認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關，或者可能是其黨羽，責令詳勘。經過一番折騰，結果發現此人不過是一個因落榜而受到刺激，精神不太正常，想借獻詩得到重用的瘋子，與假奏稿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他仍被亂棍打死。
各地查出假奏稿的奏報像雪片一樣飛來，類似這樣捕風捉影的例子不勝列舉。這份奏稿儼然成了最火爆的暢銷書，不知不覺間已經傳遍了偌大的中國。從九月份到年底的短短三個月間，除福建省外全國都發現了奏稿。乾隆為此還專門質問福建官員，為何他們那裡沒有。福建官員也很會辦事，過了兩天就奏報說，他們那裡也發現了奏稿。
乾隆在氣憤之餘也很明白，這類案子查起來比一般案子難得多：一來涉案人員多且雜，士農工商兵都有參與；二來涉案人員流動性強，尤其是那些販夫走卒，從一地到另一地，奏稿就隨之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了。
事已至此，再捂蓋子是不行了。乾隆橫下心來降下諭旨：改秘密查辦為公開嚴查，舉報有賞、私藏嚴懲！
如此大案轉為公開追查，各地要員於是紛紛親自出馬，擔任本地專案組組長，身體力行東奔西跑。全國17個省登時掀起一場跨省追捕的大混戰。
隨著抓捕的深入，被捕入獄的人越來越多。不過案件的進展並不大，案犯相互攀扯、誣告，被抓者在刑訊逼供下只好認罪，但稍一鬆刑就又大呼冤枉，弄得乾隆精疲力盡，焦頭爛額。
湖南查出有人攜帶奏稿進入貴州，乾隆聯想到，奏稿中有為前任雲貴總督鳴冤的內容，這人進入貴州，應該是前任雲貴總督的餘黨。於是命人連夜審訊，結果大失所望：此人只是普通百姓，只是因為好奇才花錢買了一份閱讀，沒想到引火燒身——朝廷的重視增加了這份奏摺的神秘感，更激發了百姓的獵奇心理。這條線索就此中斷。
如此折騰了數月，乾隆下發的諭旨已經足足三萬多字，案情卻依然難以推進。他一面部署著全國範圍的跨省追捕，一面斥責某些官員不負責任，辦事浮躁。為殺雞儆猴，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乾隆下旨撤掉了他認為查案不力的兩江總督、江西巡撫的職務，提解二人到京問責。
乾隆原以為這下各地會賣力查辦，不想卻招來一些大臣的不滿和勸諫。十二月，有御史上奏，稱因一件假奏稿就處置大吏要員，很是不妥，而且這一案子株連太多，早該收手，應將所有涉案人員全部釋放，以展現皇恩浩蕩。
就此罷手，無異於宣告此前興師動眾追查的失敗，皇帝的臉面、朝廷的尊嚴往哪兒擱？此事“殊於大清國體統顏面有關”，沒有結果是不能罷休的。乾隆當即怒斥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如果有人咒罵你的祖宗，你會裝聾作啞嗎？之後將其革職發配了事。
巧的是，就在當月，新上任的江西巡撫查到長淮千總盧魯生及其子傳抄奏稿。經審訊得知，他們的奏稿來自南昌守備劉時達。而劉時達的奏稿，則是乾隆十五年七月由其子劉守樸託人捎來的。經過比較，劉守樸接觸奏稿的時間為最早，應該就是案子的源頭。
乾隆得到這一訊息，精神大振。但案子不久又重新墮入怪圈。劉守樸供說奏稿是他的屬下幫他送遞的，再問其屬下，則供說得自蘇州，而給他奏稿的那個人已經死了。眼看案情到此又要斷線，乾隆不忍再曠日持久地拖下去，決定儘快了結此事。於是，他找來了軍機大臣。
次年二月，軍機大臣奏報：經審訊，劉守樸屬下此前交代的都是捏造的；事實是，劉時達與盧魯生曾遭到時任湖廣總督的孫嘉淦的斥責，對其懷恨在心，於是兩人合謀捏造了這一奏稿誣陷孫嘉淦。這樣，偽奏稿案已經“真相大白”。
當月，乾隆就降下諭旨：盧魯生凌遲，劉時達斬立決。隨後通告全國，偽奏稿案主犯已經歸案，其他傳抄諸人全部赦免，但官員不能免罪。
就此，歷時一年零七個月、蔓延全國17個省，牽連上千人入獄、數十名大員受到處分的偽奏稿案匆匆了結。
只是，這一案件了結得太過倉促，稱得上漏洞百出，很難令人信服。奏稿中彈劾了不少大臣，其中有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和尚書訥親，但這四個人中有三個已經死了，另外一個也退了休，那盧、劉二人為何還要冒死彈劾這些人呢？從結案過程看，盧、劉本來是孤立的兩個案子，合為一個案子後，在乾隆的催促下兩人居然沒有對質就被匆匆結案處死。按乾隆的說法，該案已經“全行昭著、無可候質”，顯然人工斧鑿之處太過明顯。
後世的學者多認為，這一案件更可能的真相是：十幾年前，也就是早在乾隆三年，此奏稿的雛形就已經出現，彈劾的是鄂爾泰等幾個掌握實權的大臣，當時乾隆認為不必深究，禁燬即可。沒想到十幾年後，奏稿的內容增加了許多，進而形成了一個如此龐大的案件。如果確係如此，盧魯生、劉時達等人只能是替罪羊了。
綜觀這起偽奏稿案，實乃乾隆不惜耗費人力物力，親自導演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跨省追捕。聯絡當前頻發的因網上發帖而跨省追捕的事件，兩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是一脈相承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捂蓋子的觀念根深蒂固，看到網帖的負面影響，便擔心網帖會給自己抹黑，從而引起上級關注和輿論聚焦，於是輕易發動跨省追捕。
消除跨省追捕，為政者還是要及時發現問題，做到聞過則改，變堵為疏，主動化解矛盾，與民意形成良性互動。如此，因言獲罪和跨省追捕就不會再一次次上演。
有趣，有料，有深度關注微信公眾號淘歷史，和T君一起讀歷史作者｜如果石絮來源｜《百家講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