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沁涵
攢的100多萬日元留學存款已消耗見底，本科無限期延遲畢業，和相戀3年的女友分手，“我一無所有地來到2022年，唯一的願望是去日本學習。”瑞典青年菲利普·尼爾森向澎湃新聞表示，他預訂了一張今年3月底飛往東京的機票，能否成行仍是未知數。
就讀於瑞典林奈大學的尼爾森早在高中時期就在心中埋下了赴日留學的種子。此前，他透過多項考核獲得了早稻田大學國際交流專案的一年期留學名額，早早規劃好了未來定居東京的藍圖。然而，新冠疫情席捲而來，他不得不在日本國門外苦等2年。眼下，他終於等來了希望。
日本政府決定試探性地拉開國門，從今年3月1日起放寬入境政策，允許除遊客以外的外國人入境，每日入境人數上限從3500人上調至5000人。
“假使外國工人還不能順利入境，工廠要撐不下去了。”日本岐阜縣ISJ縫紉工廠負責人野呂告訴澎湃新聞，該廠生產力主要依賴外國技能實習生，而在過去兩年，幾乎沒有新來的技能實習生報到，原有的一些外國工人也因簽證到期回國，人力問題關係著工廠的存亡，現在久旱逢甘霖。
新冠疫情暴發後，日本從2020年4月初開始，原則上禁止來自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員進入日本，並從2020年12月28日起暫停批准所有外國人入境。直到去年11月，日本對外國人的入境限制稍有放寬，但不到一個月日本再度“封國”，“新冠鎖國”的批評聲不絕於耳。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資料顯示，從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約有40萬人獲得日本簽證卻無法入境，其中留學生15.2萬人，技能實習生12.9萬人，此外還有短期商務人士等。
在商界和學界的強烈呼籲下，雖然日本入境政策有所放寬，但該國“第六波”疫情尚未看到盡頭。自2月以來，日本全國單日新增病例數量多日逼近10萬人，死亡病例也在快速攀升，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對敞開國門的決策尤為謹慎。
日本新首相上任、眾議院選舉結束、加強針接種範圍擴大，尼爾森曾期待這些節點是日本放寬入境政策的時機，但他一次次失望。這一次好訊息再次到來，在激動之餘，尼爾森也開始思考“未來是否要移居日本，日本社會究竟如何看待和接納外國人”。
“對日本熱愛的一種消耗”
今年2月9日，日本新增病例近10萬例，東京已連續16天單日新增超過1萬例，日本政府考慮延長“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的期限。就在這一天，瑞典政府宣佈疫情結束，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新冠將不再被視為瑞典社會的危害。
眼下，生活在瑞典的尼爾森幾乎感受不到新冠的威脅，他想不通，喜歡戴口罩又很自律的日本人為何沒能快速戰勝疫情，而且長時間對外國人敬而遠之。他2月25日告訴澎湃新聞，“又一個春學期來了，我第二次開始準備簽證材料。”
尼爾森對日本的瞭解始於遊戲《塞爾達傳說》，之後他看了大量的日本動漫，並兩次到日本旅行，愛上了這個國家。2017年，在考入瑞典林奈大學經濟學系後，他便著手準備申請早稻田大學的1年期交換留學生專案，2019年向日方和瑞方大學先後遞交了13份申請材料，處理學分對接等事務，並花費了大量精力備考託福和自學日語，最終獲得了2020年春學期交換留學的名額。
“這是迄今為止，我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尼爾森說道。
2013年尼爾森看到東京鐵塔，是他對這個城市的初印象。 受訪者 供圖
2020年2月末，尼爾森的同學們已經開始大四的課程，而他退掉了在瑞典斯莫蘭合租的公寓，把傢俱和行李都存放到了朋友家的車庫，在網上預約租賃了早稻田大學附近的單間宿舍，做好一切準備等待啟程飛往東京。然而，新冠疫情快他一步到達日本，赴日簽證遲遲沒有下發，他被迫回到家鄉布羅斯等待。
當尼爾森得知日本收緊入境政策，因簽證問題不能在當年入學早稻田時，他已經錯過了林奈大學2020年1月的開學工作，這意味著他在瑞典的畢業時間必須推遲一年。
由於在斯莫蘭和東京兩地租房和退房花掉了一大筆存款，尼爾森不想給家裡增加額外的經濟負擔，於是找了兩份臨時工，每天打工到深夜。然而，辛苦大半年後他再度收到噩耗：自2020年12月28起，日本全面禁止外國人入境。
“當看到推遲一年後舉行的東京奧運會迎來全球各地的運動員和官員時，我很困惑，為什麼不能接受外國留學生？”日本“封國”逼迫尼爾森考慮是否要放棄赴日留學，權衡之下，他決定申請加入中國臺灣高校的交流專案，獲得所需學分以拿下學位，然後再申請早稻田大學的研究生。不過，由於時間過於倉促，他的計劃未能如願，只能等待2022年去日本。
尼爾森他嘆了一口氣說：“等待的過程不僅消耗時間，也消耗對日本的熱愛。”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2月報道，早稻田大學是日本接受留學生最多的一所高校，過去2年內，有2000多名留學生在獲得入學通知書的情況下無法赴日，日本大多數高校從前年停止了國際交流專案。筑波大學今年2月宣佈，將從3月起執行面向海外學生的網課系統，眼下已有30多所日本大學加入該系統，“希望將其打造成連線日本與海外高等教育的門戶。”
東京一家留學中介機構的負責人大衛·羅西對澎湃新聞表示，疫情暴發後，很多海外學生向他傾訴赴日留學計劃中斷的煩惱，絕大多數學生不接受網課選項，因為他們去日本不是為了獲得文憑，而是想要切身體驗，尤其是申請語言學校的學生，網課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
大衛·羅西 視訊通話截圖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不斷諮詢各個語言學校和大學的政策，希望它們給海外留學生更多選擇，但是在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下，學校幾乎沒有自主權。”羅西說，他自己2008年作為義大利留學生來到日本，對留學生感同身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下屬部門曾不止一次召集民間人士討論留學生問題，羅西在多次線上討論會上發表觀點和建議，“官方的確在傾聽外界的意見，但是大家更想得到一個解決方案。”
羅西認為，從防疫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去往全球各地後，在完成隔離後依然能夠回國，而想要赴日學習、工作的外國人卻沒有一點機會，“這並不公平，甚至是歧視。”現在即使入境政策放寬，接納留學生的數量也很有限，疫情的變化會隨時導致政策變化。他曾兩次組織留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發起倡議活動，希望以輿論的力量施壓決策者，優待留學生。
長期以來，各方發聲敦促日本政府為留學生敞開大門，這一方面外界是對留學生的聲援，同時這也因為留學生群體關係著教育產業中的每一環。
巨大的“機會損失”
今年1月，多國留學生參與的“停止日本入國限制”抗議活動在社交平臺上持續進行，他們手持“被日本政府拒絕入境天數”的照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獲得各國人士響應。
多國留學生線上抗議日本入境限制。 社交媒體截圖
羅西也曾兩次組織留學生髮起線上倡議活動，他本人也從去年4月開始密集接受各國媒體採訪，希望讓日本民眾理解留學生的處境，客觀看待外國人入境。
實際上，留學生難以入境之苦也是日本語言學校、職業技能學校、日本留學中介等相關機構之痛。
“去年，機構在日本留學中介業務上的收入幾乎為零。”羅西透露，疫情暴發前，他的機構一年為超過2000名赴日留學提供中介服務，這也是他的機構的主要盈利來源，由於疫情暴發後日本政府限制留學生入境，不得不將業務範圍擴充套件到赴韓國留學，同時承接一些廣告。
地處日本本土的留學中介還能拓展其他國家的留學業務渠道，而對於海外的日本留學中介而言，生存則更加困難。中國大連一家日本留學中介負責人杜老師對澎湃新聞表示，他們營收渠道中所佔比例較大的一部分就是日本語言學校的返利，由於學生無法到日本入學，這部分收入就難以獲得，“即使疫情終結，日本全面開放，日本留學中介也可能需要5年時間才能完全活過來。”
日本語言學校被視為留學生進入日本高校的“入口”，受疫情影響其近年招生情況慘淡。此外，日本一些職業學校的經營也高度依賴留學生，關東地區一家時尚產業職業學校今年2月對《每日新潮》表示，學校9成以上的學生是以越南人、尼泊爾人為中心的留學生。受疫情影響，教育規模由原先的600人減少到200人。以每位學生一年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8220元）的學費計算，學費收入減少近3億日元。同時，由於學生數量銳減，教育組織撥發的補助金也大幅下降。
留學生被拒之門外給日本教育相關產業帶來衝擊的同時，日本於人才引進方面的隱形損失也在持續。
日本文部科學省2021年4月釋出的在日留學生調查顯示，2019年日本登記在籍的外國留學生人數為312214人，完成了政府早前提出的“30萬留學生接收計劃”。至於2020年的留學生數量，其較上一年減少10.4%，而2021年的統計資料尚未公佈，但外界預計留學生數量將進一步減少。
吸納留學生是日本多屆政府的重要課題之一。1983年，針對留日學生人數遠遠落後於歐美國家的狀況，日本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接收10萬外國留學生的計劃，日本用了20年時間實現了這一目標。2008年，日本時任首相福田康夫在施政演說上提出，到2020年，日本努力接收30萬外國留學生，提議構築一套由“產官學”共同扶持留學生進入日企就業的援助機制。
“留學生是日本強大軟實力的一部分，近2年針對留學生的入境限制背叛了人們對日本留學的期待和信任。”日本一橋大學國際教育學教授太田浩對澎湃新聞表示，“留學生不僅是未來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的人力資源，也是文化和學術資產。暫停接受國際學生兩年，對日本來說是巨大的機會損失。假使不能實施有效的對策，這種負面影響將是長期的。
太田浩指出，現在超15萬留學生等待入境日本，每日5000人的入境名額當中只有一部分名額屬於留學生，他建議日本政府公佈入境程序時間表，以供留學生做好個人規劃。
此前，日本私立大學聯盟發聲明表示，申請日本私立大學的外國學生八成為自費留學，假使不能及時入境，會有很多人放棄留學，建議在簽證申請中優先接受留學生和研究人員。對此，日本文部科學相末松信介2月18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對於留學生、技能實習生和商務人士的入境不設定優先順序。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指出，儘管入境限制開始放寬，但距離“開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財界要求“開放”的呼聲此起彼伏。
被嫌棄的行業崗位
在岐阜縣ISJ縫紉工廠一間不足百平米的工作室內，一半的縫紉機位空著，四五個女工埋頭趕製一批樣衣。工廠負責人野呂說，由於招不到外國技能實習生，只能拒絕大批次訂單。
ISJ縫紉工廠是岐阜市一家小型服裝企業，主要業務包括代理製作品牌服裝、樣衣定製和二次加工，工廠規模不大，操作工一直維持在10個左右，絕大多數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國技能實習生。去年4名技能實習生因簽證到期回國，該廠生產力頓時減半。
ISJ縫紉工廠 受訪者 供圖
“我們面對技術型勞動力斷檔的嚴峻問題，疫情期間海外勞力得不到及時補充，本土工人招聘困難，這危及小型縫紉工廠的存亡。”野呂指出，雖然縫紉技能並不是什麼高階技術，但是縫製夾克、連衣裙等成衣需要經過培訓和長時間實際操作才能達到熟練水平，因此即使入境政策放寬，外國技能實習生陸續入境，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提高工廠的生產量。
“面向日本人無論招募多少次都沒用， 3K（髒、苦、危）行業總是被人嫌棄。而海外的年輕人都很認真地工作。”日本松山鋼材公司社長對《朝日新聞》表示，外國勞動者對日本鋼材加工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技能實習生減少使得人手不足問題更加顯著。
在日本，農業、紡織業、機械業、建築業等行業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依靠外國技能實習生填補勞動力缺口。自1993年起，日本實施技能實習生制度，接受外國年輕勞動者，他們與企業簽訂僱傭關係，學習先進技能，最多留日3年，歸國後發揮所能為本國經濟做貢獻。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1月28日釋出的報告，截至2021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動者人數達172萬人，連續第9年增加。2021年日本接受的外國技能實習生中來自越南（26.2%）的最多，其次是中國，然而去年外國技能實習生的總數出現自2007年以來的首次下滑。
疫情之下，ISJ縫紉工廠開始重新審視用工制度，他們意識到過度依賴外國技能實習生將難以為繼，尤其是一些亞洲國家的薪資水平已不斷提高，正在分流海外勞動力。
日本人才和資訊服務集團Recruit的子公司RGF HRAgent上海艾傑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森大尚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疫情暴發前，日本的外國人才就業結構就已經出現變化，中國藍領類工作收入已逐漸與日本的水平接近，因此日本技能實習簽證對中國勞動者的吸引力下降，但對於東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這些國家和中國的人才素質和工作效率差距比較大，這是近年來日本僱主較為頭疼的問題。
而當下令日本跨國公司頭疼的是，由於外籍員工無法入境，海外合作專案陷入了幾近停滯的困境。
中國東北小夥孫凡2年前入職日本一家機械製造企業的大連分社，從事研發工作，原計劃在大連培訓半年後前往日本總部，但受疫情影響，他至今未能成行，“就機械製造行業的研發工作而言，有需要現場參與和實驗的工作，在不能赴日的情況下，只能進行遠端圖紙操作，工作進度受限。”
孫凡非常急迫地想要入境日本，不僅為了工作，他與在日留學的妻子已經2年多未見面，而去年到手的日本工作簽證今年2月剛剛過期，這些天他不斷撥打日本駐大連領事館的電話，諮詢有關簽證申請的資訊，“政策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必須抓住機會盡早入境。”
“日本是全球經濟的一員，不能成為特殊的島國。”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十倉雅和今年2月23日呼籲政府全面開啟國際人員往來通道。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商工會議所和經濟同友會並稱為日本“經濟三團體”，其會長更被譽為“財界總理”，在政經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三大重磅遊說組織反覆施壓，希望日本政府以“與新冠共存”為前提考慮啟用商業經濟活動。
強調“傾聽力”的岸田文雄頂住壓力，在2月17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入境政策一下子放開是不現實的，首先推進第一階段措施。”在經濟復甦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謹慎地把住國門，日本領導人究竟在堅守些什麼？
分裂的移民觀
日本是自疫情暴發以來G7國家中邊控政策最嚴格、時間最長的國家，如今的日本被外界批評處於“鎖國狀態”。此舉導致2021年的訪日外國人降至24.6萬人，較2019年下降99.2%，創上世紀60年代有統計記錄以來的最低值。
時間回溯到2021年1月14日，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宣佈暫停所有國家的外國人入境，彼時推遲一年的東京奧運會能否在7月舉辦被畫上了問號，日本政府揹負著難以放棄的“沉沒成本”，只有如期舉辦才可能將損失降至最低。對於菅義偉而言，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是他衝擊連任的籌碼，嚴控疫情是這一切的前提。
東京奧運會結束後，日本政府換人掌舵，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在眾議院選舉之後於11月8日取消了外國人入境禁令，卻因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奧密克戎來襲，時隔21天又下達一紙“封國令”。雖然此舉被世衛組織批評為“難以理解”，但卻在日本國內收穫好評。日媒民調顯示，約9成民眾贊成“閃電鎖國”。
不同於前兩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安倍晉三被批“被動防疫”，岸田的抗疫首秀被貼上了“速度感”和“決斷力”的標籤。日本生命基礎研究所綜合政策研究部研究員鈴木智也對澎湃新聞表示，日本民意明顯傾向於限制外國人入境，而即使放開邊控，日本經濟在短時間內也難有起色，就此來看，岸田選擇封國的理由不言而喻。“相信邊控措施的持續時間不會太長，接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新冠疫情應該成為政府重新考慮勞動力引進政策的契機。”鈴木智也說道。
直屬外務省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今年2月3日釋出的研究報告顯示，到2040年，日本需要引入674萬外國勞工，超過現有數量的4倍。然而，隨著東南亞國家也開始遭遇本國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減少的問題，其勞工輸出將越來越少。2040年，日本的外國勞力缺口預計將達到42萬人。
為了應對勞力缺口，日本歷屆政府都提議女性積極進入職場，並推遲老年人退休年齡。多項研究表明，這些努力是必要的，但還遠遠不夠。安倍和菅義偉在任期間，都推行了擴大接納外國勞動者的政策，岸田也不例外。
2021年11月，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人手嚴重不足的餐飲、護理等14個基礎行業設立最長年限5年的“特定技能”外國人居留簽證。此外，岸田還尋求進一步拓寬外國勞動者在日就業的行業，但這受到保守派的強烈質疑。
鈴木智也指出，日本政府正在逐步推進擴大接納外國勞動者的政策，現在國民討論的焦點慢慢轉移到永久居留權，人們對移民政策的意見仍然非常分裂。一些移民反對者認為，移民湧入增加國家負擔、威脅社會安定，以犧牲安全性去換取勞動力和經濟發展是不可取的。而贊成者則認為日本少子老齡化加劇，人口急劇下降，吸納移民不可避免。可以預見的是，日本政府很難在短期內著手探討移民政策，這個議題過於敏感。
“雖然日本人給人以友善接客的印象，但似乎難以瞭解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尼爾森說，他希望儘快去到日本切身感受一切，再決定未來是否要移居這個國家。
同樣在準備赴日留學的中國高三畢業生宋同學也對日本充滿無限憧憬，她對澎湃新聞說，自己已等待了近一年時間，經歷了焦慮、躺平、抉擇……卻一直無法放棄去日本生活的念頭。當入境限制一再延長，金錢、年齡增長、疫情風險以及來自父母的壓力持續累積，她留學的決定一度動搖。所幸日本宣佈“解禁”，她的夢想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