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界和明史愛好者當中，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明之亡，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指萬曆時期，雖然還有餘力千里迢迢派兵進入朝鮮抵抗日本，但揮霍了大明朝的家底。此外，萬曆廢除了張居正的改革，也讓明朝失去了重新富強的可能。確實，朱翊鈞的所作所為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但他卻未必是明朝覆滅第一個掘墓人。朱翊鈞的爺爺，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時的一系列施政舉措和治國方略，早就讓明朝走上了衰退的不歸路，儘管有徐階、張居正等有能力的大臣試圖力挽狂瀾，但也終究無法挽狂瀾於既倒，解大明於倒懸。
社會背景
朱厚熜繼位時的大明，還處於“年富力強“的中期，在此之前，儘管已經有過明英宗率領50萬大軍出征，卻被瓦剌生擒的恥辱，但好在當時的蒙古部落實力一般，無法像蒙古那樣對中央王朝構成真正的威脅，明英宗的被俘以及多次邊戰的失利，雖然有損大明顏面，但還不至於對其統治基礎造成決定性的打擊。
與此同時，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承平歲月，大明人口快速增長，隨著人口激增而來的，就是社會發展的不斷繁榮和多元化。在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中，所需要的官僚數量是有限的；此外，那時候也不像現在這樣，有各種各樣的國企和事業單位，朝廷也無法給社會人員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渠道。
顯然，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科舉考試的獨木橋更難走了，要靠讀書出人頭地，對大多數人來說，無異於水中撈月，痴人說夢。光靠務農，有限的農地也無法滿足大量新生的“閒散人口”，於是，很多沒有產業的人口湧向了城市，透過自己的手藝或是口才混口飯吃，也正因如此，大明中期的工商業曾有過井噴式的發展。
1522年，朱厚熜頗為戲劇性的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寶座，此時大明工商業的繁榮程度，可以說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全國各地興起了很多商業發達的城鎮，水路商道和陸路商道四面通達，交通便利；因此，無論是產、運、銷，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李鼎這樣描述當時商業流通之利：
燕、趙、秦、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楚、甌、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
可以看出，當時明朝南北商業流通是多麼便利和興旺，《天工開物》中寫道：“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檄宦商，衡遊薊北”。從東北到雲南，從兩廣到黃崖關，商人的足跡遍佈了九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甘冒風霜刀劍、雨雪跋涉之苦，不畏湖海江河、波濤難測之險；一切都為了生計和財利而奔波。
朱厚熜的倒行逆施
然而，好日子總是過得很快。對於中國古代的商人更是如此。商業的繁榮，商賈的富足，極大地刺激了皇帝、皇親國戚及各級官吏和爪牙的貪慾。他們將商人視為最容易宰割的羔羊，目之為取之不盡的搖錢樹。這其中，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率先垂範”，給其它虎視眈眈的“虎狼們”立了一個“表率”。
首先，嘉靖剛剛繼位後，就接連搞了兩件大事，一個是“議大禮”，嘉靖以偏宗入繼，在有關於嘉靖生父生母地位的問題上，掀起了一次大波瀾；另一個就是“興大獄”。這兩次政治風潮，雖然樹立了嘉靖說一不二的權威，卻嚴重打亂了明朝原油的統治秩序。
獲得了“權威”的嘉靖開始“放飛自我”，將自己在藩王做世子時對道教的愛好和信仰“發揚光大”了。
嘉靖十年（即1531年）起，嘉靖為表達對道教的虔誠信仰，屢次動用鉅額國帑，興建富麗堂皇的工程建築。其數量之多、規格之奢、運費之貴，都令人瞠目結舌。為了加緊催辦“神仙宮祠”，嘉靖親自下諭，所需的物料，一律由產地和運輸經過的地方“就本身輸納”。這一政策，令全國各地都苦不堪言，浙江、江西、湖廣、四川、貴州等地的民眾整日價忙於採集木材。被官方選派採購運輸木材的商人和木工更是掙扎在生死線上。除了朝廷的重壓，地方虎狼吏還要藉機撈上一筆，他們往往以商人和工人“上納濫惡貨物”為由，命令他們重造或者繳補“差價”。可憐的商戶和手工業者們早已傾家蕩產，哪有餘力多繳追繳？於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府等地被強迫燒製大磚大甕的窟戶只好逃離，廣東沿海打撈蚌珠的珠戶甚至逃往海外，現今南洋一代的華人，有不少就是他們的後代。
所謂“皇店”
此外，窮奢極欲的嘉靖還想方設法“廣開財路”，這從其對“皇店”的“關心”和控制上就可見一斑。
所謂皇店，是有明一朝，以皇帝名義做背書，進行“特種”經營的官方壟斷商業模式。加了“皇”字，皇店的威勢甚至不是一般“官店”所能望其項背的。皇店肇始於正德皇帝朱厚照，卻“光大於”嘉靖皇帝朱厚熜。
相比肆無忌憚的浪蕩天子朱厚照，嘉靖顯然要精明的多。他曾多次親自對皇店直接下達指示：
十四年題準，寶源、吉慶二店並福德等五店前鈔巨中半折銀，每鈔一千貫折銀四錢，每錢二千文折銀二兩八錢六分，每十二兩傾成一錠。內寶源、吉慶按季解部，聽候年終類進；福德等五店按季解內府，聽候取用及太常寺光祿寺支用。
從該指示的內容，不難看出嘉靖是一個算盤打得很精的皇帝，也有一定的商業才能。而當朝皇帝不厭其煩，詳細指示徵納款項的數額、上繳期限和支配用途等瑣碎事項，這在以前的明朝皇帝是聞所未聞的。嘉靖透過將皇店的收益納入財政制度的做法，加強了對皇店的控制和管理。這樣一來，皇帝自己的小金庫也就有了源源不斷的收入，可謂“理財有方”。
表面上看，嘉靖管理皇店增加收入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皇店和官店收入的背後，是一個又一個被逼破產的商人和手工業者。
當時的皇店，一般以皇帝由皇帝的親信太監執掌，有著凌駕於地方官府之上的“治外法權”，有權在明政府的官方稅關之外在另行設定關卡徵收商稅。很快，這些背靠皇權的“大戶”們就在各地的水路要道及四通八達之處設卡，以各種名義橫徵暴斂，路過的來往客商全被攔截，很少有人能夠倖免。
為了更有“效率”的斂財，皇店還擁有武裝巡邏隊，到處耀武揚威，勒索錢財：從肩挑揹負賣點小貨物營生的小販，到趕考路過的莘莘學子、甚至連一些低級別的官員都無法逃過這些鷹爪孫的騷擾，一律開囊檢查，拿出部分盤纏“孝敬”自不可免。在皇店的淫威之下，小民苦於行旅，商人苦於苛稅，時人嘆曰：“皇店設立，盈耳嗟怨之聲。”
商人的血淚史
當然，皇權和公權力對商人的殘酷壓榨還遠不止於此。有明一代，有一種所謂“照上買辦”的行為，指的是政府將一些採購和買辦的任務交給民間商人，類似今天的招標採購。這一制度起源於宋朝，又被稱為“和買”。原本，官府應該按和商人商議好的價格，在物資採買運輸到位後，將對應的金額付給商人。顯然，這一制度天然就隱含著一個問題：在古代中國絕對強勢的官府面前，商人根本沒有議價和要求給付的對等條件。
事實也是這樣發展的，所謂的“和買”，很快就演變成了強買強賣。一般情況下，官府強行攤派採購任務，商戶採買後以各種理由拖欠款項或者明確不予償付，甚至尋找各種藉口如“採購的貨物質量差，數量不足”等，甚至還強逼商戶“補交”貨物。
在明朝早期的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宮廷官府還比較崇尚節儉，沒有太多因享受而需要上貢的奢侈品，和買問題尚沒有造成重大影響。但正德朝之後，明王室的奢靡之風漸熾，驕奢淫逸成為了常態，需要商人供應的物資，無論從數量、品種還是質量上都呈爆發式增長。
王室的需求大增，苦了底層的大量商戶和手工業者。除了“和買”，明朝還有一招“僉辦”，根據該制度，一旦政府有需要，所有商戶鋪面必須受命買辦，是明朝商人不容逃避的役，根據朱棣的詔令：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
於是，幾乎所有朝廷和給及官府所有的物資需要，都交給了商戶來採買。然而“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半。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招商置買，物價多虧，上古匿跡。”在當時，幾乎所有的官方採辦業務都是虧損的，因此當時的商人一旦被要求僉辦，便等同於宣告破產，應僉者就像赴死的死囚一般，幾乎沒有生還的希望。
小結：明朝崩潰的起始
不可否認，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視和關心中小商戶，在其親自制定的《大誥》中，朱元璋強調“天下府、州、縣，今後毋得指以慶節為由，和買民物。”朱元璋很清楚其中的貓膩“往往指此和買名色，不還民錢者多，此弊虐吾民久矣”。因此，朱元璋如此規定“敢有如此者，許被擾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將該吏拿赴京來，斬首以除民患”。
苦出身的朱元璋，很瞭解虎狼吏們是如何橫徵暴斂，如何壓榨百姓的。然而，朱元璋的這一良苦用心，卻不被養尊處優的後代子孫們所體諒，正德、嘉靖等皇帝開啟了明王室的奢靡之風，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為了儘可能的斂財，皇權無孔不入，四處出擊，重稅剝削，名目繁多。然而這些當權者不知道或者說不願意知道的是，這樣做無異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沉重的賦稅和巧搶豪奪，令很多商賈只好放棄行商，商業活動萎靡不振，此時，再想收商稅，也是無從收起了。
事實上，明朝商人的境遇是不可避免的。在沒有法制概念，公權力無邊無際的明王朝，指望一兩個“好”皇帝為民作主是不現實的，沒有制度保障，皇權可以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一般商人和小民在絕對權力面前，如同待宰的羔羊，毫無反抗的能力。這樣的明朝，又怎麼談得上“資本主義萌芽”呢？其滅亡，也是咎由自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