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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點燃了太平洋的戰火，徹底將美國拉進了戰爭的泥潭。太平洋戰爭初期，由於日軍進攻勢頭兇猛，美國準備上不充分，結果被打的節節敗退，1942年1月2日馬尼拉失手，1月9日日軍開始進攻巴丹半島，又因為美國的戰略中心仍以歐洲為主，太平洋戰場的美軍沒有得到足夠的資源傾斜，因此在與日軍的作戰中打的十分艱苦。1942年3月11日美菲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奉命離開菲律賓，往澳大利亞就任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留守呂宋島的溫萊特被提升為中將，負責指揮美菲聯軍。同年4月3日日軍再次發起總攻，9日日軍突破美菲聯軍最後防線，巴丹半島失手，美軍被迫投降。
1932年5月6日克雷吉多島也被軍攻陷，溫萊特將軍向華盛頓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後率1.5萬美菲盟軍投降，勝敗本是兵家常事，戰敗淪為俘虜也很正常，可此時美軍恐怕沒有想到一場可怕的噩夢即將來臨。
1942年4月9日，美菲聯軍戰斧在日軍的武裝押送下，從馬利弗里斯機場東面向120公里以外的奧迪那兒戰俘營開始徒步行軍，沿途經過卡白卡比機場、巴丹機場、巴蘭家等地，在耗時三個晝夜行軍48公里後，於1942年4月12日凌晨抵達歐倫尼，後又經過貝德摩加成盧包奧蘭尼到達邦巴省省會聖費爾南多，從聖費爾南多成功罐車到達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鎮，從那裡徒步行軍11千米，抵達這次行軍的終點站，100多公里的行軍，對於一個職業軍人來說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困難，途中出現人員大面積的死亡是不正常的。
在戰俘轉移過程中，負責押送的日軍對戰俘進行殘酷虐待，但凡掉隊，偶然跌倒，拒絕回應問話的戰俘，一律被日軍殘忍虐殺。在此期間，日軍不僅不為提供食物，而且禁止戰俘自行獲取食物，自行獲取食物和水的戰俘，一旦被看押的官兵發現，基本就是死路一條。
就是在如此嚴苛的條件下，美軍戰俘很快出現了問題，身體缺水的他們開始嘴唇乾裂出血，喉嚨刺痛、頭昏眼花，讓大多數戰俘變得四肢無力，行動遲緩，甚至開始出現幻覺。
其實行軍的路上並非沒有水源，美軍士兵想要喝水，就必須趁著看守不在的時候，並且不能扎堆鬧出太大動靜。一個戰俘發現路邊有一口自流井，他在仔細觀察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後，拉著另一個戰俘快速跑到井邊大口地喝了起來，並迅速把自己的水壺裝滿，幾分鐘之內又有十幾個戰俘聚到了井邊。
奇怪的是一名日本兵看到了他們的舉動卻沒有阻止，只是在一旁竊笑，在連續幾個人喝過水後，日本兵突然衝了過來，端起刺刀對著一名戰俘的脖子紮了下去，頓時鮮血噴湧，栽倒在地，很快就死了。
類似的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在戰俘們從一個池塘邊走過時，一名戰俘壯著膽子找到一個日本軍官，問能否去喝點水，軍官果斷地點頭答應了，得到同意後立刻有十幾個美國大兵跑到池塘邊喝水，過一會這名軍官突然開始讓幾個日本兵檢查戰俘們的衣服，身上有水漬的全部拉出來，站成一排當眾槍斃。
除了在食物和飲水的限制，日軍對待生病受傷的戰俘的行為同樣令人髮指。由於當地的氣候炎熱潮溼，大多數戰俘的健康狀況都十分糟糕，瘧疾在隊伍中十分普遍，一名得了瘧疾的戰俘發了高燒，神志不清，在實在撐不住後跌倒在地上，他本想努力站起來可為時已晚，一名日本兵超級槍托便朝他頭砸去，戰俘應聲栽倒，嘴裡還在勉強呼吸。
日本兵馬上找出兩名戰俘，開始用鐵鍬挖坑，在坑挖到足夠深後，又要求他倆把戰俘抬進去活埋。兩名戰俘搖搖頭說他們不能這麼做，日本兵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了兩人，隨即又找了兩個戰俘，用槍逼著他們把這名重病的戰俘活埋。
在整個行軍過程中，這些日本士兵可以隨意的虐待、毆打和殺死這些戰俘，而不用負任何責任。他們用槍托用棍棒用刺刀擊打這些戰俘，這些戰俘身上大多沒有一寸完好的皮膚，他們中還有許多傷口潰爛感染，尚未走到目的地就已經失去了生命。
日軍有時又會拿這些美國大兵取樂，搞一些美國人完全看不懂的表演，他們讓一個戰俘跪在地上，雙手反綁，一名日軍軍官抽出自己的武士刀在空中比劃揮舞著，好像在展示他的武藝，在一通熱身後，他讓戰俘挪到了合適的位置，然後將武士刀高高舉起，然後迅速揮下，只見這名戰俘的腦袋已經滾到了地上，軀體還在地上跪著，這些日本兵一邊高呼萬歲，一邊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笑聲。
在從聖費爾南多到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鎮的路上，戰俘們被裝進了一輛輛本不是用來裝人的悶罐車，這些大約能容納二三十人的汽車被日軍強行塞進了100人左右。在車輛到達目的地後，車內的許多戰俘都因氧氣不足而被活活悶死，而正是日軍的這些殘暴行徑，讓這條不算太長的行軍路線上留下了超過1.5萬具屍體。
然而行軍的終點並不是噩夢的結束，那些活下來的丈夫們在抵達奧多納爾以後，發現6萬美菲戰俘將被迫擠在這座只能容納1萬人左右的牢籠。這裡沒有清潔的水源和食物，他們幾乎要靠尋找動物的屍體充飢，無論是貓、狗還是老鼠，惡劣的生活環境讓痢疾、瘧疾肆虐。
戰俘營裡每天都有30~50人失去生命，而在活下來的戰俘中，又有相當一部分被運到了日本本土，為三井公司的大牟田礦當礦工，他們週日生活在不見陽光的礦場中缺衣少食沒有任何報酬，就被要求從事耗費巨大體力的勞動，讓這些礦工在戰後被解救出來時，所有人都已經瘦得皮包骨頭了。
當我們回顧日軍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我們會發現他們似乎永遠是軍人中的異類，他們的殘暴視殺成性已經到了常人無法理解的地步，要想探究原因所在，就必須要了解當時日本民族的內心世界。
日本自古以來盛行崇拜強者，也是弱者的觀念，崇尚注重軍人榮譽的武士道精神，認為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陸軍省在戰爭時期編印的戰爭條例對此作出了規定，懂得羞恥的人才能自強，活著，就不能接受被俘虜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過禍害的壞名聲。要求日軍官兵支援在戰爭期間做到生不當俘虜，要求日軍官兵為了其所謂的帝國軍人的榮譽而願意付出一切。
日軍官兵片面認識了精神的作用，認為死是精神的勝利，只有誓死如歸才是一種德性，戰敗活著還是一種恥辱，所以他們其實一切戰俘認為放下武器當俘虜是奇恥大辱，當俘虜使軍人的榮譽全部喪失，特別是俘虜作為戰場上的被淘汰者，不應該有生存的機會，應受到懲罰，因此認為不應該優待俘虜。
由於長期受軍國主義教育，日軍官兵普遍存在著強烈的非理性的非道德化的屈從意識，蔑視和輕慢世界上其他國家認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低劣民族，只要他們敢反抗皇軍的征服，就理應受到嚴懲。
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曾說過，不認真對待自己歷史的人，就無法理解自己現在的立場，為什麼是這樣？否認過去的人將會有重蹈覆轍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