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紀錄片《苦幹——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在紐約上映。這部記錄中國抗戰的影片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還獲得第14屆奧斯卡紀錄片特別榮譽獎。
二戰結束後，這部影片卻神秘失蹤，成了唯一一部“遺失”的奧斯卡獲獎片。直到2009年，華裔女電影製片人羅賓龍才從攝影師雷伊·斯科特家的地下室找到唯一存世的完整複製。
一個偶然的機會，研究“重慶大轟炸”30年的中國教授周勇，發現了《苦幹》的巨大價值，並於2015年將其引進回國，使其從歷史的風煙中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5年過去了，周勇和他的團隊執著於發掘《苦幹》這座影像寶庫，並試圖揭開關於它的種種謎團：作為製片人、出資人的華裔女性李靈愛，在《苦幹》的職員表中，為什麼只是一個技術顧問？片尾長達17分鐘34秒的日軍轟炸重慶的影像，如何詮釋？如何讓今天的觀眾更好地理解那段慘痛的歷史？在一幀一幀、一句一句的解讀中，一個“更有溫度”的戰時重慶也隨之鮮活起來。
轉讓合同簽署，周勇與羅賓龍擊掌相慶。
羅賓龍與李靈愛跨越70年的凝視。
《苦幹》的宣傳海報獨一無二
2014年7月5日，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收到了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郵件。
昔日老師李丹柯在郵件裡說，在美國發現了一部叫《苦幹》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其中一段記錄了重慶大轟炸的歷史。她的朋友羅賓龍，就是這部紀錄片的發現者，但羅賓龍不是專門搞歷史的，所以希望得到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的幫助。李丹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周勇。
“如果真有一部記錄重慶大轟炸的影片，還得了奧斯卡獎，我怎會全然不知？為什麼國內外都沒有關於《苦幹》的報道和學術論著？”對周勇來說，這個訊息有點不可思議。
他從1985年開始研究重慶大轟炸，對國內的相關資料相當熟悉。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之後，周勇決定帶領團隊走出去，到海外更大規模地蒐集史料。他和他的團隊先後去中國臺灣和美國、英國、日本、荷蘭等地開展學術交流，找到了大量有關抗戰大後方的歷史資料。
然而，讓他深感遺憾的是，有關重慶大轟炸的影像資料一直缺乏。“即使有一些黑白影像，也是平視的遠遠的鏡頭，以及攝於日軍轟炸機上的投彈場景。關鍵是，影片往往只是記錄了轟炸的那一刻，既不清楚轟炸時間，也不清楚轟炸的現場，既無前情，也無後續，更不清楚影像流轉的經歷，使這些資料的價值大打折扣。”
“這次，我的直覺是，機會來了。”周勇說。因為李丹柯教授是美國費爾菲爾德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一向沒有虛言。他很快回復老師，希望對方能夠發一部分影片過來，以鑑真偽。
第二天，羅賓龍就給周勇發來了紀錄片的三個片斷，大概有25分鐘，內容都是關於抗戰期間的重慶。
看到第三個片段時，周勇的熱血一下子沸騰起來。憑藉三十年來研究重慶抗戰史的經驗，他相信，這就是“眾裡尋他千百度”的重慶大轟炸資料。
“獨一無二，令人震撼！日本飛機對重慶的轟炸，過去我們只是看文件，看照片，沒有親身感受，而那個長達10多分鐘沒有一句旁白的畫面，原聲原色，都是身處其間最近距離拍攝的畫面。”
灰濛濛的天空佈滿日機，200多噸炸彈呼嘯而下，整個渝中半島濃煙滾滾、火光沖天，一片片民房化為廢墟……在總長17分34秒的畫面裡，攝影師在濃煙和火海中，記錄下了日本軍機於1940年8月19日到20日出動370架次飛機，對重慶實施無差別轟炸的實況。
所謂“無差別轟炸”，是指不區分軍事、非軍事目標的全面性轟炸。大學、教堂、醫院、民宅、街道、市政設施……全都成了被轟炸的目標，這給當時的重慶造成了十分慘烈的災難。
更讓周勇震撼的是，在滅頂之災到來之時，奔忙在大火和廢墟中的重慶人民“沒有嚎啕大哭，沒有悲觀絕望，只有堅定和不屈”。
在刺耳的警報聲中，與撤退人潮相反的，是一隊隊消防員、救護員，逆向而行。當日本飛機離去後，首先出現在鏡頭裡的，是在大火包圍中進行自救的重慶人民，明知杯水車薪，仍以血肉之軀奮力滅火。
“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這個東西一定要拿回來，讓重慶人看到自己的先輩曾經遭受的苦難，讓世人知道重慶大轟炸的真相。”周勇說，他之所以執著於對重慶大轟炸的研究，因為這是“未審之罪”，這一暴行沒有被徹底清算，所以更需要被今天的人們記住。
全面抗戰爆發後，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國戰區統帥部的所在地，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為了徹底“摧毀中國的抗戰意志”，日本於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間，對重慶城區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長達6年零10個月的無差別轟炸，浩劫之下，整個重慶被稱為“火棺材”。
二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軍所犯下的大部分暴行都進行了清算，比如泰緬死亡鐵路、南京大屠殺等。然而，對長達六年多的重慶大轟炸竟然不了了之了。
“重慶這座倔強的城市堅守著，成為與華盛頓、倫敦、莫斯科齊名的二戰英雄城市，那是何等的悲壯和慘烈啊。可是，戰爭結束都半個多世紀了，卻沒有多少人瞭解這段歷史。”這位兩鬢花白的教授坦陳，自己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而且學的是歷史專業，但在很長時間裡，都不知道重慶大轟炸的真相。
1985年，周勇協助父親整理大轟炸受難者的口述史，才開始瞭解這一日軍罪行。從那以後，他作過多次相關報告，包括給日本訪華青年團講這段歷史。1988年底，他還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訪問日本，參觀了廣島原子彈轟炸紀念館。
這次參觀讓他的心難以平靜，連侵略者的苦難都被銘記了，而被侵略者的哀痛，重慶被轟炸的歷史，卻逐漸遺忘。為此，他在留言簿上沉痛地寫下了“不應忘記”。
在他的推動下，從2008年開始，重慶市組織了100多人，查閱了40萬份檔案資料，形成了431頁的研究報告，披露了重慶大轟炸的傷亡人數和財產損失確切數字，隨後蒐集整理出版了相關檔案、證言、圖片、著作等史料21卷，1000多萬字。
然而，直接傷亡近3.3萬人，災民人數達17萬餘的數字，並沒有換來日本政府的歉意。大轟炸受害者對日本政府提起的民間訴訟，官司打了十幾年，不僅屢屢敗訴，日本方面還狡辯說，轟炸是正常的戰爭行為。
鐵證如山，仍需要更鮮活的東西來對抗遺忘。僅憑羅賓龍發來的幾個片段，周勇已經認定，這是迄今為止，由西方人拍攝的，重慶大轟炸時間最準確、史實最完整、內容最翔實、畫面最震撼、評論最客觀的，而且是唯一彩色的重慶大轟炸影像史料，“是日軍屠殺中國平民的新鐵證”。
電影的其他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做了這麼多年的抗戰研究都不知道這部影片？為什麼它獲得奧斯卡獎後卻失蹤多年？……
疑竇叢生的周勇立即致信羅賓龍，歡迎她攜《苦幹》訪問重慶，沒想到對方比他還急切，“我正準備去”。
尋找《苦幹》
兩週後，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羅賓龍在《苦幹》看片會上，講述了自己尋找《苦幹》的故事，令在座專家無不唏噓。
紀錄片《苦幹》的發現者、電影製片人羅賓龍，是一個已經不會說漢語的第四代夏威夷華裔移民，她在名字裡用“龍”來表達對於身世的認知。作為一名電影製作人，拍一部關於華裔女性的影片是她的夙願。
可是，拍誰好呢？羅賓龍見人就問，誰是他們熟識的華裔成功女性，為此，甚至到好萊塢的大街上隨機採訪路人。從這種“不靠譜”的方法開始，她找到了《苦幹》的靈魂人物李靈愛。
一次，朋友給她推薦了一本已經泛黃的小說，主人公是一位中國女偵探，她獨立、智慧而性感，生活在夏威夷和紐約。羅賓龍覺得，這麼活靈活現的人物並非虛構，透過分析小說裡的情節，她竟在夏威夷一個醫生世家找到了人物原型——李靈愛。
此時，李靈愛已經去世多年，但她寫過一本書《生命是長久的》。可惜，在那本書中，李靈愛用很大篇幅講述了家族移民史，對自己卻著墨不多。儘管如此，封面摺頁上的一段話一下子便抓住了羅賓龍的眼球：“李靈愛自稱是奧斯卡獲獎影片《苦幹》的聯合制片人，曾在二戰期間與一名叫斯科特的攝影師合作，拍攝了一部記錄中國抗戰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發現，讓她欣喜若狂。有資料記載：1942年2月，第14屆奧斯卡電影節首次設立紀錄片獎，兩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片獲獎，而《苦幹》是其中之一。
為了研究心中的女英雄，羅賓龍又開始尋找《苦幹》原片，但遇到的困難卻遠超想象。
二戰後，這部影片就“人間蒸發”了，不但從來沒有放映過，甚至連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資料庫都沒有收藏這部影片，在資料目錄中，它被註明為“遺失”。
連同這部紀錄片一起“消失”的，還有它的投資、策劃人李靈愛以及攝影師斯科特。“瞭解李靈愛非常困難，沒人給她寫書、拍電影，連她的親戚對她的經歷也瞭解不多。”
所幸的是，羅賓龍找到一段1993年李靈愛接受電視臺採訪時的影片，時年85歲的李靈愛，面對鏡頭侃侃而談，身世之謎和《苦幹》的若干細節浮出水面。
李靈愛，1908年生，父親李啟輝是夏威夷名醫，曾與孫中山同學，在當地創辦了明倫中文學校，母親江隸香是一名產科醫生。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李靈愛排行第六，曾就讀於夏威夷私立學校“普納荷”（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曾就讀該校）。大學畢業後，她到中國學習戲劇，還曾師從梅蘭芳。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李靈愛一心想著救中國。為此，她接受過飛機駕駛訓練，希望能駕駛運輸機前往中國協助抗日，後來又參加過美國援華聯合會時裝表演，為中國抗戰籌款。
1937年夏天，在夏威夷拍攝沙灘美人的攝影師斯科特，採訪了正在學習飛行的李靈愛。
第一次面談時，無線廣播裡剛好傳來上海遭受日軍轟炸的訊息：“上海變成了人間地獄，死傷人員遍佈街頭巷尾……”
“不要在這裡浪費時間了，去報道真實的故事吧。我給你介紹信，星期五就有船，你去不去？”李靈愛“隨性而為”地轉換了話題，斯科特則連連搖頭，沒有答應。
“雖然我是一個黃皮膚女人，但你內心卻是一個膽小鬼！”熟識之後，李靈愛再次使出激將法。“去就去，我才不怕！”這回，斯科特“接招”了。
李靈愛動員祖母變賣了首飾，並用時裝秀和各種兼職籌措資金。在她資助下，從1937年到1940年，斯科特扛著當時最先進的16毫米彩色攝影機，四赴中國，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行程長達3萬多里。
故事有了，但《苦幹》這部片子仍找不到，只有美國國家檔案館儲存著35分鐘的片段。看到這些片段後，羅賓龍驚喜地發現，這部分影像非常清晰。她還意識到，紀錄片《苦幹》講了一個非同凡響的故事，比華裔女英雄的故事還要震撼。
在羅賓龍尋找《苦幹》的同時，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資料館館長卡特也在尋找完整版本的《苦幹》，雖然想盡辦法，但他一無所獲。
由於李靈愛的家人對《苦幹》一無所知，她的遺物遺稿中也沒有線索，羅賓龍只得另闢蹊徑——尋找攝影師斯科特。
從2009年開始，羅賓龍不停地在網上搜索斯科特的資訊，偶然間發現一個特殊的網站：墓園網站。它由美國各地的志願者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標上具體地點，上傳到網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羅賓龍從訃文中找到了斯科特，並順藤摸瓜，在Facebook上找到了斯科特兒子的賬號。
對方給她打電話那一刻，羅賓龍覺得“像大夢一場”。2009年底，90分鐘的《苦幹》膠片在斯科特家老房子的地下室裡被找到，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苦幹》的完整原始複製。
歷時3年，羅賓龍“用苦幹的精神”找到了消失70年的《苦幹》，不過這份唯一完整的膠片已經“慘不忍睹”。羅賓龍把它送到卡特那裡，希望能夠修復並重映這部影片，但苦於膠片質量太差，大螢幕放映已不可能。
又花了4年時間，斯科特家人手中的膠片被修復成85分鐘VHS家用錄影版本，《苦幹》終於重見天日。
不過，如何鑑定這部影片的價值和意義呢？於是，有了2014年7月李丹柯那封郵件，和重慶的專家看片會。
《苦幹》榮光
儘管尋找《苦幹》的故事已經足夠傳奇，可在真切地看到這部紀錄片後，在場的專家們無不激動，無不感動，無不震撼。
紀錄片的“前言”，由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撰寫，他說：“今天，侵略者的鐵蹄雖然跨過了長城，但他們仍然需要面臨一堵新的長城，那就是‘中國人民面對外敵時堅強不屈的英雄精神’。《苦幹》就是對這一堅強精神的真實寫照，它記錄了中國人民一步一個腳印建立新中國的不屈經歷。”
斯科特拍攝重慶大轟炸時，林語堂也在重慶，不得不整天帶著家人躲警報。由於無法安心寫作，他重新回到紐約，動手創作一部以抗戰為背景的作品《風聲鶴唳》。為《苦幹》寫“前言”就是這一時期，林語堂寫小說與李靈愛資助拍攝《苦幹》有著相同的初衷：讓美國瞭解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並給予支援。
正如副標題所示，《苦幹》就是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是什麼？編導者在旁白中多次使用一個詞：奇蹟。他用影像的方式，介紹了中國人在民族危亡時刻創造的一個個奇蹟。
——在廣東，大刀隊的游擊隊員們穿著青布衣衫，和一般農民、店主、學生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可以隨時聚攏，抽刀給敵人致命一擊，也能瞬間變回農民、店主、學生，與敵人持續周旋。
——在西南，美國工程師預言，即使在擁有機械裝置的情況下，修建滇緬公路也需要7年，而中國民眾依靠人力，僅用14個月，公路就通車了。由於青壯男人都應徵入伍，這支修路大軍以老人、婦女和兒童為主。正是這條公路，成為抗戰時期物資供給的生命線。
——在西北及藏區，中國少數民族雖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當外敵入侵時，這些不同民族的人站在了一起。紀錄片中一位少數民族婦女，從丈夫手裡接過鋤頭，極為平靜地說：這個給我，你上戰場。
——在“不死的重慶”，當滿城掛起紅燈籠時，意味著敵機已經起飛。大街上，一位穿著藍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著太陽傘，一臉鎮靜地往防空洞走。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輪渡，向南岸轉移。消防、救護、醫護人員則列隊奔向最容易被轟炸的地方，準備救援。轟炸結束後，火光沖天，重慶市民迅速參加救援，並在轟炸的廢墟中尋找任何可用的材料，準備重建家園。
——無論在西南還是在西北，生活在戰火下繼續。重慶賣水果的小販，依然在認真地計算著斤兩；在轟炸難得的間隙，孩子們在彈坑的泥水裡游泳。這些日常的細節，讓那個苦難的年代顯示出更多溫情。
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不在達官顯貴，而在普通百姓之中。《苦幹》沒有直接表現戰場，而是把鏡頭對準了抗戰大後方的社會生活，從人的精神層面，用鏡頭告訴世界，中國人勇敢、堅韌、沒有抱怨、沒有恐慌,他們接受命運,更勇於對抗命運。
就如《苦幹》最後，畫外音響起：“這就是‘苦幹’，刻苦的奮鬥·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精神，深入在他們的靈魂與命運之中，永垂不朽!”
李靈愛在紐約為《苦幹》做宣傳。
斯科特為林語堂放映影片。
轟炸到來前，小販與市民正在交易
滿城掛起紅燈籠，轟炸即將到來
斯科特隔江拍攝大轟炸
正遭受轟炸的重慶
重慶在人們身後燃燒
如此真實而深刻的片子怎能不吸引人？2014年第一次回到重慶，專家學者為之動容。在1941年的紐約，它的上映同樣引發轟動。
1941年6月，《苦幹》在紐約首映，當時日本還沒有偷襲珍珠港，美國也沒多少人知道中國正在遭受日本侵略，但這部片子上映後，主流媒體的報道連篇累牘，社會各界好評如潮。
《紐約時報》評論稱：“這樣肆無忌憚的恐怖場面所帶來的痛苦，甚至超過了我們所看到的倫敦大轟炸。”
被稱為“時代之父”的美國新聞業巨頭亨利·盧斯對此片也推崇備至，甚至為員工開了一個私人電影招待會放映此片，他認為《苦幹》記錄的一些事件“史無前例，展現的是令人振奮與鼓舞的經歷”。
《洛杉磯時報》刊登的粉絲來信，信裡寫道：“影片的攝影和解說員的講述，都堪稱完美。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中國人民無畏的勇氣和永不言敗的精神。”
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影院，影片檔期一再延後，《苦幹》熱映了整整12周，這在美國極不尋常。
1941年元旦，李靈愛和斯科特受邀在白宮為美國總統羅斯福放映此片。媒體記載：“總統提醒說，他在20分鐘後有會議。但是一旦放映開始，羅斯福就被迷住了，他取消了媒體見面會，一直看到最後。”
後來，羅斯福曾親筆題寫卷軸贈予重慶：“以表吾人欽佩該市英勇之男女市民。當該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襲時，人民堅定鎮靜，不被征服，足證恐怖主義對於爭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毀滅其精神。此種為爭取自由表現之忠實，將鼓舞來世而不朽。”
一時間，《苦幹》成了抗戰籌款的最佳宣傳片，中國開始收到各種渠道的外援，1941年8月“飛虎隊”成立，許多美國青年在觀看該片後報名參加。
1942年，奧斯卡電影節首次設立紀錄片獎，《苦幹》攝影師斯科特因為“在十分艱苦危險的情況下用16毫米攝影機拍攝了中國抗戰實況的影片”而斬獲特別榮譽獎。
周勇團隊的羅輯專攻抗戰影像新聞史，在她看來，《苦幹》曾經產生過蝴蝶效應般的影響力。
羅賓龍也意識到，這部電影對中國、對重慶、對於歷史研究都有重要意義，於是決定將自己偵探般的發現過程拍成另一部紀錄片《尋找〈苦幹〉》。
拍攝《尋找〈苦幹〉》的過程，也是羅賓龍探尋身份認同、重新認識自我的過程。“發現李靈愛以後，我以中國為榮”，她在重慶接受採訪時說：“我對李靈愛的經歷非常感同身受。她給了我很多力量，讓我堅持下去。她沒有孩子，我感覺我就像她的孩子一樣。”
《苦幹》還能重回公眾視野嗎？羅賓龍被這個問題困擾著，正如她在《尋找〈苦幹〉》裡提到的那樣：“李靈愛和斯科特愛冒險，賭了他們的一切來拍攝《苦幹》——一個能推動歷史程序的影片，為什麼他們的故事被後人遺忘了？找到《苦幹》只是一個開始。”
《苦幹》回國
周勇也在思索，好不容易發現瞭如此重要的史料，如果僅在學術圈內放映幾場，僅在羅賓龍的紀錄片中出現幾個片段，而不能被更多人看到，豈不是太可惜了！
2014年7月羅賓龍回國幾天後，周勇給她發了一封郵件：“希望重慶能成為《苦幹》的家。”他表達了想購買《苦幹》版權的意願。
羅賓龍爽快地回應：“相信我們有更大的合作空間。”
雖然雙方都有意向，但《苦幹》的迴歸卻並非一帆風順。其間，因涉及公益與商業之爭，重慶與臺灣之爭，談判數次中斷，險些“夭折”。
最後，經歷9個多月，300多封郵件往來磋商，在授權使用合同反覆修改了39次之後，周勇和羅賓龍終於在重慶擊掌相慶。
2015年4月3日，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與斯科特子女達成了《苦幹》在大中國區的使用權轉讓合同，由周勇與羅賓龍方簽字，《苦幹》從此完整地回到了重慶。
“這是最好的結果。”簽字儀式上，周勇掩飾不住心中的激動:“今天是一個新的開始。接下來我們的任務，就是開展有關《苦幹》的學術研究。我們中心將透過各種方式，把這部作品所載的歷史瞬間，介紹給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澳門的觀眾，讓全體中華兒女都能從這部難得的作品中汲取萬眾一心、苦幹奮進的力量，以這樣的實際行動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
很快，《苦幹》有了全新的中國版本：周勇團隊將斯科特家族儲存的85分鐘家庭錄影版與美國國家檔案館儲存的35分鐘電影版進行精確的比對，選取最好的畫面；由團隊成員周昌文對影片解說詞進行精準的聽、錄、譯，然後在許多專家的參與下校訂、潤色，使之達到“信、達、雅”的標準。這是目前能夠看到的畫面質量最高、影片內容最齊、翻譯最為準確的一個版本——一部全新的中文翻譯版《苦幹》。
從此，《苦幹》中的畫面開始出現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製作精良的專題片和新聞裡。不過，這只是《苦幹》運用和研究的開始。
5年來，周勇帶領年輕學者唐伯友、周昌文、劉婧雨、顏毅、羅輯等進行了艱苦的研究，嘗試用影像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影片畫面進行一幀一幀的考訂，包括時間、地點、人物、服飾、工具、器物等。
“影像還原出來的歷史更有溫度、更為準確、更具說服力。”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2020年10月出版的《〈苦幹〉與戰時重慶》一書中得到精彩呈現。
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大轟炸，是影片中最珍貴的一段影像，也是研究的重點。唐伯友透過大量精細的考證，對重慶遭受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大屠殺、大破壞進行了精確還原。
日本對重慶的轟炸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三年間。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炸死近5千人，已經讓人觸目驚心。斯科特於當年夏天第一次抵達重慶，目睹遭日軍轟炸後殘破的市容。影片中的一幕，是蔣介石夫婦在黃山官邸下象棋的畫面，旁白說“距離蔣介石的悠閒花圃不遠處，中國戰士打著赤腳，在塵土飛揚的路上疾速行軍”，接下來就看到一段日機空投炸彈及消防人員奮力救火的影像。沒有解說，一切盡在不言中。
1940年，斯科特第四次到中國，先在西北拍攝，後來聽說日本製定了代號“101”的作戰計劃，誓言要把重慶從地表上剷平，隨即搭機趕到重慶。
1940年8月19日、20日，毀滅性的轟炸果然來了。日軍出動其最新型的零式戰鬥機護航轟炸機群，連續兩天投下大量燃燒彈和新型凝固汽油彈，市區多處被炸，加上暑熱，火勢猛烈，極難營救。
日機這兩天的轟炸，是抗戰時期對重慶實施的最猛烈的轟炸，燃燒之慘與火勢之猛，遠超過“五三”“五四”大轟炸。幸而重慶早已在“疲勞轟炸”中積累了經驗，能有效進行人員疏散，也改善了防空裝置，這才免於遭受1939年大轟炸那樣慘重的人員傷亡，但大量房屋財產毀於一旦。
斯科特目睹並記錄下這般慘景，感性地描述：“隨著最後一波轟炸結束，長江邊上的重慶城陷入一片死寂之中，到處濃煙四起。升騰的濃煙如雙手般指向天空，希望得到上蒼的憐憫，但這一切似乎都已太晚了。”
這段影像中的每一幀畫面都成了研究物件，比如，反覆出現的紅燈籠。當時重慶防空司令部規定：懸紅色球1個，表示敵機有空襲本市動向，市民應預先準備或疏散；懸紅色球2個，表示敵機1小時內將空襲，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報解除前不許外出；懸3個紅球就意味著日機已經到達重慶上空，轟炸即將到來。
“紅燈籠和紅球檯分設於市郊和市內製高點，‘紅燈籠警報’成為戰時重慶的特定產物。”如今，在重慶還留有“紅球壩”地名，可見影響之深。
延展研究還發現，轟炸並沒有摧毀重慶，反而加速了重慶的城市擴充套件。為了減少轟炸損失，大批機關、工廠、學校團體及市民遷建和疏散至市郊，使遷建和疏散區迅速發展起來。到1940年11月，重慶市轄區增至十區，面積擴充套件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戰全面爆發前的3.5倍。
日本試圖在地圖上將重慶抹掉，但重慶人骨子裡就有樂觀、耿直、豪爽的氣質。轟炸來臨前，人們在買水果，而市區的一面被轟炸的斷牆上，則寫著“愈炸愈強”的大幅標語。
畫外音質問道：“看看你們對這裡的人們做了些什麼，他們雖然在轟炸中倖存下來，經歷了恐怖絕望。但看看這裡的人們，他們展現出了恐慌嗎？對，他們經受了痛苦，但他們並沒有被擊敗，對於你們這些侵略者來說，你們的目的沒有達到，只是讓世界更加仇恨你們。”
《苦幹》之謎
周勇團隊還對片中的歷史人物、事件進行了解讀、延伸，並試圖破解《苦幹》的許多未解之謎：
為什麼這部反映中國抗戰的奧斯卡獲獎影片，沒能在當時的中國放映？為什麼《苦幹》像蒸發一般，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為什麼作為製片人、總策劃、出資人的李靈愛，在《苦幹》的職員表中只是個“技術顧問”？
國際合作獲得的資料顯示，李靈愛之於《苦幹》，遠非影片演職人員表中的“技術顧問”那麼簡單。
李靈愛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奇女子，她是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戲劇編導。1975年，美國婦女藝術家協會在慶祝本會200週年紀念日時授予李靈愛傑出年度女性獎。
李靈愛不僅創意策劃了《苦幹》整個拍攝方案，還籌集資金,僱請導演、攝影師及其後期製作團隊，尋找發行商，最後花光所有家產，只為完成她心心念唸的援華抗戰事業。可以說，她完全承擔了“製片人”的職責。
影片為什麼叫“苦幹”？有一種說法，是林語堂起的名字，“苦幹”意味著“少說多幹”。而李靈愛在晚年接受採訪時說，“苦幹”是她起的，是“在艱苦受難中的英雄氣魄”。
但是，李靈愛的名字為什麼在片中幾乎被抹去了呢？原來，《苦幹》上映時，美國的《排華法案》尚未廢除，為了實現讓美國人瞭解真實的戰時中國，改變對中國的態度的初衷，李靈愛選擇了妥協與隱忍，退身幕後全力推動影片的宣傳推廣。
除了她的華裔身份外，李靈愛的“沉寂”或許和她特立獨行的個性不無關係。她行事高調，緋聞不斷，好多親友甚至和她切斷了來往。李靈愛雖然願意講起《苦幹》，但她的後代親眷卻對羅賓龍說：“你不覺得這是編造出來的故事嗎？……她一直喋喋不休地講這個電影的事情。”
在《苦幹》的歷史資料中，最耀眼的明星當屬攝影師、美國記者斯科特。奧斯卡評委會把紀錄片獎頒給他，主要是嘉獎他的勇氣。
一個從來沒摸過攝像機的新手，用“一個人＋一臺攝影機”的配置，拍出奧斯卡獲獎影片，這在奧斯卡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在那段戰火漫天的年代，他靠“吃百家飯”“搭百家車”，足跡到達上海、南京、廣州、香港、越南海防、廣西、貴州、重慶、四川、甘肅、青海和西北藏區。無論是飛機、卡車、輪船、摩托車、腳踏車等現代交通工具，還是小馬駒、驢車、人力車、羊皮筏子等原始交通工具，都為斯科特所用。
除了勇氣和毅力，“命硬”也是斯科特成功的關鍵。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斯科特冒著日軍攻佔上海、轟炸南京、轟炸重慶的戰火，目睹過200萬難民逃離家園的悽慘場景，也見證過八百將士視死如歸的悲壯情景。
據不完全統計，在《苦幹》拍攝過程中，斯科特一共經歷過200多次空襲。重慶“八一九”大轟炸時，斯科特就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處(位於長江邊的一座小山上)的屋頂上，他曾對兒子說：“我躺在地上，拿著攝像機，可以看到炸彈艙艙門開啟投放炸彈，但不知道炸彈飛向了哪裡。”
在由寧夏去往青海的旅途中，斯科特乘坐的卡車失控了。就在卡車衝出路堤的一瞬間，他從車上跳到了路邊，逃過一劫。
有一次，日軍炮擊一艘輪船，時間長達40分鐘，斯科特當時就在船上。他機智地躲避著一排排子彈，迅速尋找逃命的辦法。
雖然冒死拍到了“不一樣”的畫面，但逃過日軍的道道控制線，將這些膠捲帶離中國，又是一劫。斯科特想到了400多年前，一名教父從中國走私桑蠶的辦法——他把竹竿破開，將膠捲藏在竹竿內的空間裡，又專門僱了一個不起眼的苦力，挑著竹竿隨行。這樣，膠捲才被帶到美國，經過剪輯、製作，成了今天的《苦幹》。
《苦幹》紅極一時，讓斯科特和李靈愛名氣大増。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斯科特並沒有像他的好朋友一樣往好萊塢發展，而是轉身又上了戰場。長袖善舞的李靈愛也切換了賽道，投入時尚和藝術領域。
殘酷的戰爭場面，給斯科特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和長久的負面影響。戰後，斯科特曾被緊急送往紐約長島的一家軍事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當時，人們將斯科特所患之病稱作“炮彈休克”。從訃告上看，他的後半生以為富人拍攝風景照片為生。
“我父親只是讓我們看這部片子，他從來不說什麼，甚至都沒提過曾經獲得奧斯卡獎的事情。”斯科特的兒子雷蒙德說，“他說他害怕(一旦提及《苦幹》)，他就會感到恐懼，所以他就不停地做事，讓自己忙起來。”
顯然，斯科特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但他是克服了極大的心理障礙才得以完成《苦幹》這部片子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沒能完全走出戰爭帶給他的心理陰影。
“影業公司倒閉，李靈愛的華裔身份，斯科特的戰爭後遺症，再加上二戰後冷戰政策的影響，陰差陽錯。”劉婧雨在美國訪學一年，蒐集了大量的文獻和影像史料，她分析說，這部影片突然消失，應該是多種原因所致。
不過，影像自有其對抗遺忘的力量，《苦幹》的失而復得，或許就彰顯了這種力量。《尋找〈苦幹〉》中有一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晚年的李靈愛，旗袍加身，簪花在頭，她說：“我這一輩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拍了一部電影，寫了一本書。”此時，羅賓龍在畫外音中說，我想起了她母親對她說過的一句話，“上帝給了你一張嘴，並不只是用來吃飯的。”
雖然研究已經持續了五年，團隊也逐漸成長起來，有的職務職稱得以晉升，有的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新的電影也即將誕生……但周勇仍堅持“關於《苦幹》的一切才剛開始”，“相信歷史會記錄一切，我們也會繼續記錄歷史”。
本文圖片均由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提供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 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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