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陳存昌
中國家長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匯豐銀行2017年統計，中國大陸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以42892美元居於世界第五；有93%的中國父母選擇給孩子請私人輔導，排在世界首位。然而，在社會逐漸走向穩定的時代，“望子成龍”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小，大學應屆畢業生收入和如今教育的巨大投入相比，顯得杯水車薪。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無底洞”式的教育軍備競賽，引發了全社會、尤其是生育年齡群體的焦慮。
東亞社會歷來有高壓教育的傳統，高速成長的經濟也渴求教育輸出高素質勞動力，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開啟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日本社會大力推行的“填鴨式教育”。為了“金榜題名”，日本有一個詞叫“四當五落”，意思是“每天睡四小時就能金榜題名，每天睡五小時就只能名落孫山”。然而，這種教育模式下形成的“考試戰爭”，在有效輸送人才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恰逢日本經濟由10%的高速增長降至5%的穩步增長時期，日本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此時產業人才需要也發生了變化。進入安定成長期後，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業迅速發展，產業界認為，國家經濟不再需要那麼多擅長“死記硬背”的應試型學生，而需要具有獨立思考和研發能力的創新型人才。於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場被稱為“寬鬆教育”的改革在日本拉開了帷幕。
日本“寬鬆教育”的理念和提法，和中國的“素質教育”不乏相同之處。首先也是“減負”。然而，“減負”措施帶來的實際效果卻一直為人非議。1998年、1999年兩年間，日本數學學會在日本幾所一流大學實施了中小學水平的算數測試，結果慘不忍睹。2003年，在OECD的PISA學力評估專案中，日本學生的閱讀能力國際排名從三年前的第八名大幅滑落到第十四名，又引起了一次輿論震動。寬鬆教育成了罪魁禍首。寬鬆教育所產生的“寬鬆世代”的青年人，也遭到了上代人的質疑。除了“學力低下”，他們還被認為是“自我”“不守規矩”和“吃不了苦”的一代人。甚至有人認為，當今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和這一代人的不願付出直接相關。但寬鬆教育真的不可取？答案似乎沒有這麼簡單。日本人將青年問題歸咎於寬鬆教育，而從未實行過寬鬆教育但同屬高齡少子社會的中國臺灣，同樣出現了與日本類似現象。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在“升學戰爭”中取勝，就意味著職業和收入的保障：在終身僱用和年功序列的制度下，只要考試順利，考上好大學，就往往能進入大公司，也就意味著穩定的中產生活。但也只有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應試教育的篩選作用才會體現得如此顯著。
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終身僱用和年功序列制度逐漸瓦解，日本的“學歷社會”開始崩潰。這種情況下，普通家庭繼續為了“升學”而無止境地增加教育成本，價效比已經極低，對個人階層上升或維持社會地位，也已沒有太大意義。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教育成本也壓制了人們的生育願望，而低迷的生育率又促進對孩子更加“精雕細琢”。繼續進行“升學戰爭”，更像是一場提升焦慮、浪費資源的“軍備競賽”。
“寬鬆教育”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對於高速增長期結束後的日本，並不是最差的選擇。以飽受詬病的公平問題為例，“寬鬆教育”雖被指責放大了社會分化，但這種感受的主要來源是經濟增長的停滯、上升空間的縮減。反過來說，即便以“應試教育”為主導，亦無法扭轉教育資源分配在空間和社會階層上的不均。
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資源的相對充沛，降低淘汰率、使更多的人獲得高等教育，是正常社會良性發展的應有之義。淘汰率的降低，必然意味著競爭的鬆懈和考核標準的放低。而在迅速實現現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齡化，適齡學童數量逐年銳減的東亞社會，“教育的寬鬆”時代的到來可能是必然的結果。1977年到2016年，中國高考錄取率由5%提高到82%，總生育率卻不斷降低。數字在證明，被嫌棄的“寬鬆世代”，已經降臨了。 （劉喜）
來源:濟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