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59歲的胡宜安站在廣州大學的課堂上，給學生們佈置了一份特殊的課堂作業：書寫遺囑及撰寫墓誌銘。
遺囑中要包括遺體處理、後事安排、財產處理、要交代的話。拿到題目，講臺下的學生苦思冥想，課堂上靜悄悄，只有寫字沙沙的聲音。在廣州大學，這門選修課“一座難求”。
胡宜安是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內第一個在大學課堂裡開設《生死學》課程的教師。這門課，他至今已經開了22年。他說，殯葬是生死學中涉及的一部分內容，這門罕見的課程關乎尊嚴、疾病、衰老、臨床、安寧療護，它啟示人們關注全週期生命質量，放下對未知的恐懼，在當下更好地生活。
以下是與胡宜安的對話。
【1】學生對“預立遺囑”和“生前預囑”表現踴躍
九派新聞：學生們會關心什麼問題？
胡宜安：學生對“預立遺囑”和“生前預囑”這兩個東西表現很踴躍。“預立遺囑”就是交代後事。很多學生都表示對他觸動很大，我知道很多“00後”開始考慮給自己立遺囑。這說明他們不單單是在思考未來可能會怎麼樣，而且他也在思考怎麼用一個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個挺好的。
“生前預囑”就是關於個體道德，這是一個專用概念，講的是個體到了患病不可治的最後階段，要不要上呼吸機，要不要搶救等醫療決策的問題。他們的表現非常積極。“00後”，包括一部分“90後”，比很多可能更早面臨死亡的“40後”、“50後”都要理得清。這也和年輕人得傳統思想負擔不重有關，傳統的那些迴避死亡的文化影響力慢慢地淡了。
九派新聞：上生死課的時候，學生的情緒如何？
胡宜安：給他們放影片，帶他們去參觀的時候，都能感受到學生的茫然和恐懼。但對死亡的恐懼不是負面的東西。如果一個個體不怕死，不恐懼死，那我們的種族怎麼會延續呢？“趨生避死，好生惡死”，這是生命的本能。死亡恐懼需要我們辯證、理性地對待。
當我們瞭解到死亡是生命必然的歸宿之後，我們能夠放下不必要的枷鎖，坦然活在當下。這就是莊子所說的“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古希臘“認識你自己”這句話，它是更古老的一個特拉普修道者的一個問候語轉化來的。這句問候語就是說，請記住，你將死。唯有建立在記住我將死去的基礎上認識我自己，這才是我對人生的真理性的認識。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很多很多東西，很難用一兩句話把它說清楚。
九派新聞：學生上完課後有變化嗎？
胡宜安：這個肯定是有。現在大學生都是十八九歲，家裡面可能也經歷過一些失去親友的悲傷，但是他不知道究竟怎麼去處理才是最恰當的。我的課堂會告訴他們死亡是怎麼回事，我們應該怎麼樣，他回過頭來就會“覆盤”，未來就會比較清醒，這是一個改變。我在課堂上講面對親人臨終，如何進行臨終關懷，學生以後就知道怎麼辦了。甚至有很多同學表示願意捐獻自己的遺體。
九派新聞：很多年輕人現在會有一種“無意義感”，來上這門課的學生是否會抱著消極的態度，甚至有自殺念頭呢？
胡宜安：以前很多媒體記者採訪就問，有沒有強烈要求自殺的人，被我的課程干預到。我就說，其實選我這個課的人沒有強烈的要有自殺的意願。但是自殺問題是在課堂上的一個重要內容。我這個課提供給學生的一個前提就是敬畏生命，珍愛生命，這是第一位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咱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情緒情境主義的體驗來否定生命的存在，而且把它毀滅掉。
九派新聞：您會用什麼方式去傳遞這樣的觀念呢？
胡宜安：也不能一上來就說“不應該自殺”這麼一個簡單粗暴的結論。我會引導學生進入對自殺的性的審視過程。首先是人有沒有死亡的權利，有。但是透過分析，是不是有死亡權利，就應該去死，肯定不是。然後引導學生對尊嚴問題的思考，經濟不缺失了，當個體尊嚴受到侵犯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死，以及什麼是尊嚴。儒家有這個文化，“君子寧折不彎”，但難道你的尊嚴受到侵犯就應該去死嗎。生命有比尊嚴更高的存在的意義。比如司馬遷，他受的屈辱是非同一般的，但是他不去死，結果他成就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透過這種理性的、合乎邏輯的分析，我會引導學生得出結論——生命只有一次，活下去才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
九派新聞：現在各地都有“死亡咖啡館”的活動，是否能對生死教育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
胡宜安：“死亡咖啡館”畢竟只是一種民間的行為，對於普及人們對生死的接受，有它的意義。但是它不能夠系統地、可持續地對個體實施影響，這個是他劣勢。死亡包含太多東西，尊嚴、疾病，衰老、臨床、安寧療護等這些內容，它實際上有一個主線去貫通。否則的話，到了死亡咖啡館只能體驗一下這個話題，不可能把前後左右伸展開來，它產生的影響就有限了。關鍵還是要學校和網路媒體向社會大眾提供一些系統的生死教育的課程。這才是要真正做的事。
【2】十多年前，人們認為“生死學”在作秀
九派新聞：您曾說過，“很多情況下，這個時代在遮蔽死亡”？
胡宜安：這就很遺憾。很高壽的人，他們都還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死亡，但人總是要步入到最後階段。本來時間就很寶貴，如果能坦然都面對死亡，他會充分利用這最後的有限的時間去做一些該做的事兒。幾十年的人生，總有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總有一些事情要做最後的處理，可遺憾的是，很多人一直在掙扎中，一直在抱有希望，但結果是絕望，絕望到最後沒有了時間。
九派新聞：生死學現在是否被作為一個具體的學科去討論？
胡宜安：這肯定是一個學科，咱們出版的版權頁裡面都有“死亡哲學”這個分類。如果說是一個知識體系的話，那麼死亡顯然是一個最頂端的，作為這個世界觀的那個本體論層面上的。生死學是屬中間的一部分，作為知識體系的下端，就包括一些具體的分類。在臺灣地區，它有本科、碩士和博士，是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
九派新聞：生死學是否存在一個標準的價值模式呢？
胡宜安：任何人的生活都是個體親密性的。生活和經歷的過程，包括橫向縱向，上一代人和下一代，是不可以替代的。我們不能跟學生說，我給你提供一個模式，你按照我這個模式去對待。但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出於人類的共性的會有一種價值模式的東西，大家可以去你去溝通。一個社會、民族、群體，有他的關於生活史的一個共有的價值。這個時候就可以去交流，我去設計一個課堂，所以教學才有必要。
九派新聞：教了生死學20餘年，您感受到了人們對生死學態度的變化嗎？
胡宜安：在十多年前或者更早，沒有人提這個事兒。最早2009年那時有媒體開始報道這個課程，很多人認為，它是在製造噱頭，只是在作秀。到了現在，很多領域都開始往生死學的方面去尋求一個解釋的框架。學校的生死教育需要一個系統的知識體系，醫療行業自然不用說，現在的安寧療護，討論個體臨終者到在生命最後階段的尊嚴問題，以及我們如何面對親人在最後階段的醫療決策，這些方面都在尋求生死學的知識來搭建解釋框架。
九派新聞：生死教育應該如何去推廣呢？
胡宜安：這是一個從出生到最後的一個漫長的、可持續的全過程的教育。個體出生，開始看世界之後，他開始問爸爸媽媽問題，必然問到路邊的花兒為什麼會謝，我那個寵物小狗怎麼會死。小孩也有悲傷，他的玩具破損了，小倉鼠死了，他會有這個失落。有失落就有悲傷，咱們就應該由淺入深的，引導他們面對，因為他的人生還長得很。
九派新聞：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是否一直很迴避這個話題？
胡宜安：這個迴避的影響是負面的。家長把“去世”說成他去了更好的地方，這是在美化死亡對生命的毀滅。小孩他一旦發現，這生活那麼苦，算了，那我死了之後再到好的地方去了。但這是十多年前，現在的年輕的父母思想還是會更開放一些。
九派新聞：在學校開設生死課程會受到阻力嗎？
胡宜安：社會民眾和在校學生，對這個課基本都是正面的理解，歡迎程度是非常高的，這叫做自下而上的探討。但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和實踐，就基本上還缺失。有大學老師規劃都寫好了，生死學都當作通識選修課，報上去。領導一看，什麼鬼生死學啊，看都不看，就把它否定了。別看咱們現在好像是鋪天蓋地談這個話題，實際上相當一部分人他的思想完全被遮蔽的，密不透風的。這才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要緊、很現實的問題。
【3】在生命不可逆的階段接受“安寧療護”
九派新聞：現在人們的生死觀是否存在變化？
胡宜安：傳統社會人到最後還是待在家裡，不可能住在醫院，那時候他家裡的所有人都沒有遠離他，他不孤獨，而且整個病程家裡面都是非常瞭解、全程參與的。但是現代社會不一樣。一個方面，我們現代醫學，包括現代生命科學，好像是在給我們的個體許諾，疾病是可以治癒的，生命是可以長壽的。另一方面，患者每一個過程，在醫學給他的這個承諾之下，他是抱有希望的。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個體一方面是沒有心理上的準備，另一方面，個體進入到病程的最後階段，他面臨的肉體和心理上的痛苦，比過去就更加厲害，更加突出。我們要向民眾提供一個必要的生死觀念的引導。到了生命不可逆的階段，咱們就要進行安寧療護，放棄不必要的治療，把病痛的緩解放在第一位，讓他非常寧靜地、有尊嚴地走完最後的旅程。
九派新聞：家屬難以接受會表現在什麼方面呢？
胡宜安：第一是，他們總是把它往前放在那個疾病治療的階段，反覆地，甚至用一句不太好聽的話就是“死馬當作活馬醫”，好像這樣的話才能夠表達他已經盡責。第二個是他不瞭解到最後不可逆的死亡階段究竟是怎麼回事兒，不願意承認。咱們要明確的就是，真到了最後階段，死亡的機制正在發生作用，就是他的腸胃不再能消化吸收，他的呼吸系統對氧的吸收功能也喪失，他的所有這些對外界溫度的反應系統也不再發生作用。
有的家人有些無知，看到老人有點發抖，就馬上給他蓋個被子，實際上這是很不應該。你蓋薄薄的一層，對他來說好像是很沉重的壓力。它的身體已經喪失了有機的利益互動關係。我再舉個例子，病床上的老人呼吸急促喘氣，實際上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麼難受，他可能是死亡症狀之後一些正常的反應。家屬就會認為，他喘氣缺氧，我們給他輸氧。其實他已經喪失了對氧的吸收能力，輸氧只能加重他的痛苦，這是無知。
九派新聞：現代社會對待病人的方式有變化嗎？
胡宜安：現代社會就是講究個人的生命權、自主權，在醫療行為上，個體開始被社會重視。傳統中國，一個是交給醫生，一個是交給自己的家人，這是很不應該的。以前常說“養兒防老”，好像人到了這個最後階段，反正也沒用了，我毫無意義。或者說孩子他能夠怎麼對待我，我坦然受之，放棄自己的所有的決策。大家會覺得我到這個地步，還提出要求可能會讓孩子煩。這是過去生活，現在不應該這樣。
《經濟學人》每年都有死亡質量排名，“健康中國戰略”裡面也包含著全週期生命健康。全週期生命健康包含著最後生命的質量。就是說這個生命健康不只是指我們還有社會活力的時候，還包括最後快要離世的時候。家屬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更多的是他不願意面對或者不承認自己的親人，會有最後的不可逆的死亡的階段。
九派新聞：疾病會起到社會隔絕的作用？
胡宜安：是的，不要說“沒事”這個虛假的謊言，也不要把他當做是等死的人，不要把他看作是一個病人。就把他看作是一個人，我們家裡的一個人，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一種態度。床上的病患，他是很敏感的，他所恐懼所害怕的就是被遺忘、被拋棄。咱們習以為常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舉動，長期以來我們習以為常，實際上是不應該的，這也是我一直在課堂上強調的一點。
我們在影視作品裡面經常看到這樣一個畫面，家裡面有些人在病房裡，到最後階段，我們有一個人在床邊陪護，等一會兒進來一個人，就把這個人拉到房間的陽臺上，或者拉到牆角竊竊私語，揹著床上的人，一些話好像不讓他知道的，估計可能是從主治醫生或哪裡得到有關病情的一些不太好的訊息。
這種現象這是不對的。這時候床上的病患他自己非常清楚他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家裡很多事不讓他知道，包括他的病情，在一邊偷偷說，給他的感覺就是他被拋棄了。臨終陪護就是跟他平靜地在一起，跟他說說外面的事，比如家裡的小孩上學怎麼樣，說給他聽，或者是徵求他的意見。如果床上這個人，他對生死比較理智，也可以跟他談談生死問題。把他當做是家裡的正常的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快要死去的人，這就是給予他的存在感。
九派新聞：對生死學瞭解得這麼深，您面對生死問題時會惆悵嗎？
胡宜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從事生死教育，如果我自己沒有現在生存內在的一些體驗，怎麼可以？我自己也曾經遭受車禍動手術，瀕臨死亡過。至少我講課的時候，我傳遞的不是純粹的客體的知識性的東西，是有人生的體驗包含在其中的。
我有一個同事患直腸癌，她有天搭我車時說，胡老師，我昨天晚上很幸福。我說怎麼回事呢？她說我終於能夠睡四個小時。她這個腫瘤一直在那裡，痛苦的時候站不是、坐不是、側臥不躺不是，怎麼都緩解不了那個痛。我就可以理解。沒有自己的病痛體驗。我們領悟不到疾病末期患者的疼痛是怎樣令人沒尊嚴的。
九派新聞：您會和家人談論生死話題嗎？
胡宜安：有的。我第一本書出來之後，我的兩個女兒找我要書，她們都看，都知道我在搞生死學，還就經常在群裡轉發生死學相關的東西。我家侄女，她前不久跟我說，和我哥談他的後事安排，我哥現在七十多歲。我覺得這挺好的，我家裡的人能夠這樣清醒面對自己父母親的衰老和後面的事，那麼有條不紊、理性地去處理。
人的一生實際上就是踏上一列沒有返程票的火車，在這個車上，咱們都要經歷無數生離死別。當我們瞭解到這件事之後，我們就不會把家人離世看作是內心一個不可觸碰的東西，而是很坦然地把它變成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比如說老父親去世之後，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家庭的忌日，我們家裡搞個聚會談論他過往人生的經歷，這個時候我們去回憶他，就不是一個悲哀的事情。他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挺有意義的組成部分，能讓我們的當下生活充實。
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實習記者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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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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