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明龍 | 啟蒙時代法國思想家如何論述中國人口

在18世紀的法國，人口是許多人關心的一個大問題。18世紀初，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伏邦（1633—1707）在《王國什一稅計劃》中描述了農村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廢的情景，認為必須進行稅務改革，減輕農民負擔，才能促進人口增加。他還以中國為例指出，只有當農民不再衣食無著，荒廢的土地才能重新得到耕耘，這樣既增加社會的財富，又促進人口增長。

與伏邦持相同想法的大有人在，因為18世紀的法國苦於勞動力不足，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依照當時歐洲流行的觀點，人口多寡關乎一個國家的聲譽，人們普遍認為，人口是財富的源泉，人口越多，生產的物質財富也就越多，甚至有人極端地認為，人口是國家唯一的財富。

此時的法國正處於“中國熱”的高潮，中國的人口狀況吸引了許多法國思想家的關注，也在情理之中。他們都沒有來過中國實地考察，藉以進行論證的主要是在華傳教士們在信函和報道中提供的狀況和數字。

普遍而言，傳教士們覺得中國人口多得驚人。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1614—1661）的說法是“走在大路上的人就像是一支軍隊在行進”。法國傳教士李明（1655—1728）談到中國的人口時寫道：“我們人口最多的城市，與中國的城市相比，就好比是窮鄉僻壤一樣。”另一位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1692—1745）認為“單是北京這個城市，就有二百多萬人”。

當時中國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中國的學者迄無一致的看法。何炳棣、葛劍雄、高王凌等專家說法不同，但各有所據。一般認為，17世紀初，中國的總人口介乎1.2億至2億之間，相當於明朝的最高值，但由於明末旱災和蟲災施虐，清兵入關過程中的兵員損失以及滿人對漢人的殺戮，中國的總人口驟降為七八千萬左右。此後因先後引進了玉米、紅薯和土豆等外國作物，農業產量有所上升，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也有助於人口增加。有學者認為，1734年人口為一億三千萬，到了1794年為三億一千萬，可見18世紀為中國人口劇增期。

傳教士們之所以幾乎眾口一辭地驚呼中國人口眾多，其實與他們所處地域有關。清代人口分佈以江、浙、皖、魯、鄂、豫、贛、閩等地密度最高，而傳教士去得多的也正是這些省份，且大多居住在大城市裡，對鄉村並不瞭解，稍後來華的托缽修會傳教士倒是深入鄉村傳教，但他們不太注重向歐洲傳遞資訊，在歐洲出版的信函和報告數量上也遠遠不及耶穌會傳教士，所以，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基本上來自耶穌會士們的著述。

伏爾泰（1694—1778）對人口問題頗為關注，著名的《百科全書》中的“人口”詞條就是他執筆撰寫的。他認為，人口多是一樁不易多得的好事，是中國一大優越性的體現。中國有兩大舉世聞名的工程長城和運河，此外還有第三大工程，那就是巨大的人口。人口只能是富裕和安寧的結果，世界上絕無乞丐結婚生子之事。他的這種看法，與我國明代著名政治家丘浚（1420—1495）的看法如出一轍：“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

他進一步探討了中國人口眾多的原因，認為中國人的生殖能力強，且氣候比較適宜生存，所以兒童死亡率很低，瘟疫也很少見。他還一再強調，由於中國的政體溫和，統治者愛護百姓，平時稅收較低，土地因而得到充分利用，遇到災荒時政府還開倉賑濟，幫助百姓渡過難關，民眾的財富逐年增加，人口也就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

國務大臣貝爾坦（1720—1792）指出，中國人充分利用土地的潛力，不但在平地種植作物，還將山坡修成梯田。中國人擁有先進的農業技術，實行深耕、灌溉、施肥，“將取之於土地的東西，以某種形式還給土地”。據他計算，法國的土地產出是1∶4-5，而中國土地的產出則高達1∶15-20。糧食高產，人口眾多也就不足為奇。

重農主義學派創始人魁奈（1694—1774）認為就增長速度而言，人口高於財富，這是普遍的規律，生活在一個不良政體下，人民往往因貧病而早亡，生殖能力也相對低下，所以人口難以增多。反之，在一個優良的政體之下，人民安居樂業，樂於生育，也有能力養育後代，所以人口增殖較快。

在財富促使人口增殖抑或人口促使經濟繁榮這個問題上，思想家們陷入了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彼此爭論不休。發生這種爭論的背景之一，是當時人們對待中國的評價和態度。

當時的法國人認為，人口眾多說明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治國有方，人民生活幸福，所以當有人認為中國人口並非如傳說那樣多時，還會招來不滿。格魯賢（1673—1743）在為馮秉正的《中國通史》所撰寫的前言中，駁斥了一個德國人在一部遊記中的說法。遊記說，為了彌補某些地方人口不足的弊端，康熙皇帝於1662年頒詔，令沿海居民後撤三十里，力爭使人口處於平衡狀態。格魯賢譏笑這個德國人無知，中國到處都是人丁興旺，康熙皇帝的敕令是為了抗擊海盜，而不是為了解決人口問題。

伏爾泰和魁奈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堪稱歐洲的典範，長期的安居樂業促成了人口的高速增長，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百姓生活得到改善、繼而維持了政權穩定，如此環環相扣，造成了中國在東方一枝獨秀的局面。相形之下，馬布裡（1709—1785）生活在法國的“中國熱”降溫的時代，因而駁斥魁奈的說法。他認為，農業發達和人口眾多與政體是否優良，兩者間沒有必然的聯絡。他舉例說古代希臘的人口比現在的中國更稠密，但是希臘的政治制度並非依據自然法的原則建立起來，並無優良可言。

孟德斯鳩對於中國人口眾多原因，有他獨到的看法，他從多方面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從物質方面來說，他認為中國的國土在山和海的包圍之中，只有北方偶而遭到外族入侵，很少發生大規模戰爭，所以人口損失比歐洲國家少。且中國的氣候條件相當好，適合種植稻米，而稻米是高產的糧食作物，可以滿足較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從制度和民情風俗方面看，中國不像波斯等東方國家畜養閹奴，而是實行多妻制，因而人口出生率高。就習俗而言，中國人秉性溫和儉樸，且由於鄙視外邦而不願遠行，所以人口流失較少。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喜歡多子多孫，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究其原因是他們確信，父母的靈魂泯滅於天上，將會再次投生於人間；人人都希望，如此恭順的子女，在他們身後也能事父輩如事神明——所以必須要有子孫，且多多益善，否則無人祭祀先祖。對於後輩來說，沒有子嗣就是對父輩的忘恩負義，是不容饒恕的罪過。

然而與此同時，在傳教士們的報道中，中國各地有大批貧民，還出現父母遺棄嬰兒、出賣兒女，甚至溺殺剛剛出生的嬰兒等現象。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的人口過剩了。就連對中國備加讚頌的魁奈也無奈地說，儘管那個帝國領土廣闊，卻因人口的大量聚居而顯得過於擁擠了。

人口過剩的後果當然是負面的。狄德羅（1713—1784）認為中國人口大約多了三分之一，這就迫使民眾做出如上不人道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一心只想著如何填飽肚子，無暇顧及其他，人們便只關心眼前的蠅頭小利，無人重視科學，學會裁衣料遠比懂得物體的三種形態更能賺錢。著名傳教士馬若瑟（1666—1763）亦持此看法。伏爾泰並不否認棄嬰等現象，然而他對此所作的推理實在讓人哭笑不得。他說，這說明多妻制是必要的，可謂一舉多得——男子因作戰、服勞役而早逝，如果實行一妻制，女性就會多於男性；而這些棄嬰的生母如果有夫可侍，就不會拋棄自己的骨肉，嬰兒不但能得到母愛，同時還能得到父愛。孟德斯鳩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他認為人口過剩引發的種種惡果反而促使中國的統治者們改善施政，以避免發生饑荒，即使出現飢情，也要盡力設法讓老百姓活下去，否則饑民揭竿而起，皇帝只怕連性命也難保。這與法國的君主多考慮權力、財富與來世的幸福不同。

對於如何解決中國人口過剩的難題，法國人沒有什麼高招。馬布裡的辦法是讓中國開拓殖民地，移植人口，並從殖民地獲取本國不足的財富。他指出，中國毗鄰地區有一些廢棄的島嶼，是處理中國過剩人口的好去處。馬若瑟也說應該讓國土擴大；他還主張實行晚婚，並引印加人為例——為了讓子女為父母提供更多的服務，為家庭積累更多的財富，印加人禁止男子25歲之前，女子20歲以前結婚。他認為這種做法也適用於中國。魁奈則從經濟因素入手籠統地說，由於人口發展總是快於財富增長，所以應該依據財富狀況解決人口問題，其實也就是控制人口的思想。現在回過頭來看，馬爾薩斯理論的思想已經初露端倪。

英國人馬爾薩斯（1766—1834）提出的人口理論的依據之一，正是杜赫德在《中華帝國全志》中有關中國人口的材料。他認為，中國發達的農業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對祖先的祭祀、遺產實行兄弟均分制而不是長子繼承製，都是造成人口繁多的原因。

其實早在清代前期，人口問題已經引起中國統治者和學者的關注，康熙和雍正都主張以發展經濟來解決人口問題。學者洪亮吉（1746—1809）認識到人口過多的弊端，悲觀地認為人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必然不足，人民生活必然困苦，社會必然發生動亂。解決的辦法是“天地調劑之法”和“君相調劑之法”，具體地說，就是倡導墾荒移民，減輕人民負擔。

無論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持何種觀點，當時的中國人口並不過剩，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對於中國人口的種種議論，其實是在並不掌握統計資料的情況下信口開河。但是，他們對於人口與政治、經濟、科學乃至人倫道德、風俗習慣之間的關係所作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無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