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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並、汾，遄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諒由天啟。然帝昔蒞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迴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睹為君之德也。”。
《水滸傳》引言中有一首詩：
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說的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之一五代十國的歷史。
梁唐晉漢周5個朝代共53年（公元907~公元960年），其中存在時間最長的是後梁（907~923）共16年，存在時間最短的後漢（947~950）只有3年。
後唐、後晉、後漢建立者都是河東沙陀集團武人，被稱為“沙陀三朝”，再加上後周、北宋，後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都是前一個王朝的臣子，都是以謀反登基稱帝。
在五代的開國皇帝中，以後漢高祖劉知遠最為昏聵無道，殘忍嗜殺，縱觀他的一生，可以稱得上是亂世奸雄。
河東猛將
劉知遠，生於唐昭宗乾寧二年（895年），沙陀族人。
他的父親劉琠，是晉王李克用的列校。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河東（今山西）沙陀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兵。
沙陀人是唐末五代的戰鬥民族，李克用曾率沙陀騎兵幫助唐朝剿滅黃巢起義。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是勇猛，敗契丹，滅桀燕，打的後梁軍大敗。
連後梁太祖朱溫都驚歎： “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生子當如李存勖，李克用雖死猶生啊。我的兒子們跟他一比，簡直如同豬狗一般。
後來李存勖更是滅後梁，成為後唐的開國皇帝。
世世代代的尚武之風讓每一個沙陀人都精通騎射，悍勇善戰。
長大後，劉知遠就在李克用的養子李嗣源（即後來的後唐明宗）手下為軍卒。由於作戰勇敢，被升為偏將，
一次，晉軍與後梁軍隊在黃河岸邊的德勝軍（今河南濮陽）激戰，晉軍戰事不利，被迫撤退。
石敬瑭的馬甲突然斷裂，無法騎乘，而後梁軍眼看就要追上。在這危急時刻，劉知遠將自己的馬讓給石敬瑭，自己則騎上石敬瑭的馬，在後面掩護，石敬瑭順利脫險。事後，石敬瑭非常感激他捨命相救。
在李嗣源繼位稱帝並任命他擔任河東節度使後，石敬瑭就將劉知遠調到自己手下任職，做了一名牙門都校，成為他的親信。
後唐閔帝時期，李從珂作亂，閔帝出逃。
在衛州（治今河南衛輝）城東數里處，閔帝遇到了率軍入朝的石敬瑭。
石敬瑭將李從厚安置在驛館中，李從厚召石敬瑭到屋內密談。劉知遠為防萬一，派勇士石敢貼身保護。
李從厚的隨從覺得石敬瑭沒有忠心保護李從厚，欲殺石敬瑭。石敢掩護著石敬瑭躲進旁邊的一個屋子裡，用巨木將門擋住。
劉知遠率人趕到，將李從厚的所有隨從全部殺死，把李從厚囚禁起來。後來李從厚被李從珂派人殺死。
後晉重臣
後唐清泰三年（936年），後唐末帝李從珂討伐盤踞在太原的石敬瑭。石敬瑭得助於劉知遠等人謀劃，假借契丹軍的力量，消滅後唐，在太原稱帝，建立了後晉，是為晉高祖。
為了報答契丹的幫助，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稱比他小11歲的耶律德光為父。
劉知遠認為條件太屈辱，而且後患無窮，說：“對契丹稱臣即可，當兒子則太過分，多送些金帛使遼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許，割地會造成將來後患無窮啊！”
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兵，不必許其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
不得不說，劉知遠在戰略眼光上遠超石敬瑭。
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給契丹，讓中原門戶大開，無險可守，給後世王朝造成了百餘年的邊患。
後晉建立後，劉知遠以軍功歷任檢校司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許州節度使、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北京（今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等職，封疆大吏。因在忻口大破契丹軍隊而受封北平郡王、太尉。
劉知遠手握重兵，權勢熏天，連石敬瑭都怕他三分。
石敬瑭卑躬屈膝以事契丹，但繼承後晉皇位的後晉出帝石重貴是個有志青年，不肯向契丹國稱臣，惹怒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契丹發兵攻打後晉。
結果大將杜重威在前線臨陣投敵，致使十萬大軍被俘，另一將領張彥澤引兵南下，攻入汴梁，俘虜石重貴。
耶律德光派大將偉王領兵進入雁門關，意圖佔領河東。劉知遠在忻口大破偉王，又在朔州陽武關再破契丹。兩敗契丹，讓劉知遠保住了他的河東地盤，也為他日後南下佔領中原稱帝，奠定了基礎。
後晉開運四年（947年）正月一日，契丹進犯汴梁，後晉滅亡。
耶律德光在汴梁崇元殿接受朝拜，詔令改晉國為大遼國，大赦天下。
劉知遠遣牙將王峻向契丹奉表投降，耶律德光詔令褒揚嘉獎，稱劉知遠為兒子，並賜給一根木拐。按契丹的禮法，貴重的大臣才能得到這種賞賜，就像按漢族禮儀賜給假節一樣。
王峻回來後，對劉知遠說契丹政治混亂，一定不能佔領中原，於是便商議如何南下中原。
契丹人在中原到處以“打草谷”的名義掠奪財物、殺害無辜百姓，中原人民怒不可遏，紛紛起義，四處打擊契丹。
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住，被迫被返，途中病逝於欒城（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欒城區），被製成“帝羓”（木乃伊）帶回遼國。
劉知遠見中原無主，於是眾將的擁戴下，在太原稱帝，但卻沒改國號。不久，他採納了部將郭威“由汾水南下取河南、進而圖天下”的建議，舉兵南下，很快拿下了洛陽和汴京。
他自稱東漢明帝八子淮陽王劉昞之後，改國號為“漢”，史稱後漢，是為後漢高祖。
一如石敬瑭的老套路，沙陀武人都很熟。
《舊五代史》評價他：“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
登基後，劉知遠頒佈了詔令，將境內契丹人全部處死，從而獲得了後晉舊臣的人心，文臣武將紛紛歸降。
奸雄昏君
劉知遠雖然是登基為帝，但他和李存勖、石敬瑭一樣都是河東沙陀武人，毫無治國才能，只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他僅僅做了半年的皇帝，而他的後漢小朝廷僅僅存在了3年就被推翻了。
後漢的統治是五代十國中最殘暴的時代，皇帝昏庸無道，貪官酷吏橫行，百姓困苦難活。
劉知遠的惡政有以下幾個方面。
1.苛政濫刑
在河東時，為了製造軍備，所以劉知遠下令他的轄區所有的牛皮必須由官府收購，嚴禁民間私自買賣，否則處死。
但後漢建立後，劉知遠依然保留著這條苛政。
當時上黨有人犯了牛皮罪，依法要被處死。但昭義判官張璨覺得這個法律實在荒唐，便向劉知遠進諫：“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於此乎？”
劉知遠大怒，要處死張璨。
他的倒行逆施胡作非為，連官場老油條馮道都看不下去了。
本來一直對城頭變化大王旗作壁上觀的“老臣”馮道，此時卻正義感爆棚，挺身而出，冒死向劉知遠進諫，說張璨言之有理，這條牛皮令早就過時該廢除了，對張璨應該獎賞而不是治罪。
劉知遠自知理虧，又深知自己要治理國家還要靠馮道這一干文臣，所以才赦免了上黨人的死罪，但卻仍然將張璨罷官。
經過長期的戰亂，中原的社會秩序很亂，人民生活困苦，衣食無著，到處都是“流寇”搶劫。後漢初建本應該招募流亡，開墾荒地，恢復生產，以安定社會秩序，這樣會使社會秩序逐漸穩定下來，流寇自然也消失了。
但劉知遠卻採用嚴酷的手段，殘殺“流寇”。他“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還規定“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論多少皆抵死。”
同時，他還重用酷吏。
如蘇逢吉是個“貪詐無行”、“喜為殺戮”的人，居然被任命為宰相。
一次，劉知遠為了慶祝生日，命蘇逢吉“靜獄”，其實是想大赦。但蘇逢吉卻把囚犯全部殺光，號曰“淨獄”。
蘇逢吉曾草詔要將為盜者的本家和四鄰、保人全族處斬，有人抗議說：“為盜者族誅，已不合王法，何況鄰保，這樣做不是太過分了嗎？”蘇逢吉自知理虧，才刪去“全族”二字。
另一個酷吏劉銖，更是心狠手辣，“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新五代史·漢臣傳·劉銖》。
對於這些殘忍嗜殺的酷吏，劉知遠既不罷免，也不懲處，反而讓他們身居高位，殘害百姓，上行下效，使得後漢朝政更加腐敗混亂。
2.言而無信
在劉知遠初入汴京時，有曾投降契丹的燕軍1500人歸順了他。
這支燕軍曾與契丹大戰，後不敵投降。
劉知遠在招降後，卻言而無信，以謀反為由，將燕軍在汴京附近的一個叫繁臺的地方全部殺死。
後漢建立後，杜重威佔據鄴城反叛。
杜重威在後晉時，奉命領兵抵禦契丹，但卻在陣前投敵，可謂後晉滅亡的第一罪人，後漢建立又反叛，可謂罪上加罪，罪不可赦。
因為他也曾投降契丹，所以據鄴城死守，誓死不降，劉知遠親征，但屢攻不克。
劉知遠被迫“累令宣諭，許以不死”，但叛軍不為所動。叛軍將領幽州指揮使張璉因怨恨劉知遠盡殺燕兵：“繁臺之卒，何罪而戮？” 拼死守城。
但糧草用盡，城中叛軍多逾城逃亡，杜重威無奈，只好請降。
張璉為了活命，“邀朝廷信誓”。劉知遠答應了。
但當張璉等人離開鄴城後，立即派人將包括張璉在內的數十名將官全部誅殺。
劉知遠卻赦免杜重威，封檢校太尉。
但劉知遠在臨死前，以杜重威反覆無常，下令將他處死。宰相蘇逢吉誘殺杜重威，屍體棄於市。汴梁人憎恨他賣國，紛紛踐踏他的屍體。
劉知遠不守信用，以前後晉歸順他的將士非常疑慮，唯恐被殺，以至於叛亂四起，讓後漢到處用兵，財政枯竭，這也是後漢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永興節度使趙思綰接到調令，心懷疑慮，唯恐遭到不測，於是奪取永興城反叛，與官軍大戰一年有餘，結果十萬人口的永興城收復後只剩下一萬多人。
在後唐末年，後唐雄義節度使安元信率領親兵投降石敬瑭。
石敬瑭很驚訝，為安元信為何歸降？
安元信說：“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指石敬瑭）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為強也。”
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作為人君，要言而有信，取信於天下，才能人心歸附，長治久安。
但劉知遠卻反其道而行之，結果導致人心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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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遠並沒有治世之才，只是因為契丹入侵，滅亡後晉，中原空虛無主。他身居河東，握有重兵，趁機南下，佔領了中原，稱帝建國。
他不過是一個時勢造就的梟雄而已。
所以，他建立的後漢僅僅存在了3年就覆滅了。
《舊五代史》評論劉知遠：
《新五代史》評論劉知遠：
“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 帝開運四年，複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 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 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 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 可勝嘆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287》中所言：
“漢高祖（劉知遠）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眾，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司馬光這一段精闢史論，可謂對劉知遠做了蓋棺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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