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在明朝只是個不起眼的藩國，卻為何對大明死心塌地
中國古代由於國力強盛，周邊各國都迫於壓力亦或是仰慕的心態向中原王朝稱臣。但有這麼一個國家，似乎對中原王朝是死心塌地，即使在中原王朝覆滅後也十分尊重和懷念。
這個國家就是李氏朝鮮，它從建立到最後的滅亡，似乎一直對中原王朝有著一種特殊的心理。
上圖_ 高句麗、百濟和新羅
一、特殊的宗藩關係
唐代以前朝鮮半島上還上演著“三國演義”，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一直不穩定。直到唐朝時，宗藩關係才開始正常化，但這段正常化歷程也十分曲折。660年至668年唐朝與新羅聯合剿滅百濟和高句麗，但後來唐朝軍隊由於戰事連連失敗，外加吐蕃興起，薛仁貴不得不從朝鮮撤軍，並將安東都護府牽至遼東新城。伴隨著新羅統一，以及唐朝、五代十國、宋朝的消極政策，中原王朝始終難以對朝鮮半島實現長久統治，進而產生穩定又特殊的宗藩關係。
時間推進到明初，高麗遼東征伐失敗以及李成桂推翻高麗、建立李氏王朝，這個國家很快就嚮明朝稱臣，但這一次稱臣後建立的宗藩關係比前面幾個朝代所建立的虛無縹緲的宗藩關係要更為特殊。因為無論是唐朝還是宋元兩朝，朝鮮半島雖然名義上每年都要對中原王朝上貢，但是仍保留很強的獨立性，甚至出現過抗貢的行為。可李氏朝鮮對於明朝卻是百依百順。
上圖_ 李成桂（1335年－1408年），李朝開國之君
明朝早期經常向朝鮮索取糧草、工匠等，而且派往朝鮮的外交人員要麼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要麼就是在國內不受待見的宦官，基本上不怎麼派三品大員出使朝鮮。《明會典》對於李家宗族記載出現錯誤時，朝鮮提出抗議，明朝也視而不見，而且200年後再次進行修訂時，也沒有把這個錯誤進行修改。朝鮮在明朝眼中似乎只是一個一文不值的藩國。
按理來說，外交上受辱，李朝朝堂肯定會謀求獨立自強，但是朝鮮卻依然很恭順，對明朝恭行事大之禮。這種奇怪的心理又要從儒家說起。
上圖_ 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又稱李氏朝鮮，簡稱李朝
二、儒家“華夷之別”學說的影響
《春秋公羊傳》以及朱程理學對於“大一統”進行過系統論述，其中華與夷的區分是他們最關注的，因為在儒家觀念裡即使“華”偏安一隅，也屬於天下正統，對於實現“大一統”擁有正當性，對外征伐也符合法理。這套理論在13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到了14世紀出現鄭夢周等儒學大師。
14世紀末，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後便將儒家經典作為治國方略，半島上的儒士們也把朱程理學發揚光大，最終發展成具有朝鮮特色的新理學。其中宋時烈對朱熹學說最為推崇，甚至到了唯朱熹是從的地步，其著名的《丁酉封事》所效仿的正是朱熹的作品，而《丁酉封事》對於李朝王室和大臣的影響也不可估量，乃至後期朝鮮懷念明朝也和這部作品有關。
上圖_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
朱熹與朝鮮尊崇中原王朝有何關係？朱熹所處的時代金人肆虐，朝廷主戰派與主和派意見產生分歧，當時的朱熹希望透過儒家學說喚醒世人，高舉華夷之別大旗，收復河山，抗擊金人。其中，朱熹專門對《春秋》進行研究，並且借用《春秋》論述宋朝的正統性以及實現大一統、收復中原的必要性。
朱熹在《資治通鑑綱目》中認為能稱得上正統的王朝只有夏、商、周、漢、晉、隋、唐，評判標準為“是否為漢族統治”、“是否統治中原”。
當朱熹學說傳入朝鮮時，宋時烈等人也受到“正統”學說的影響。《丁酉封事》中表示“於遼、金稱大，以列國待宋，甚可羞也。”批判朝中認為遼金屬於正統的大臣，久而久之，朝鮮王朝逐步從尊“中原”演化為“尊漢”，這也很好理解為何明朝輕視朝鮮，但朝鮮仍然尊崇明朝。
上圖_ 宋時烈(1607～1689), 本貫恩津， 字英甫， 號右庵， 諡號文正
三、慕華的“小中華”
朝鮮尊崇中華的心理，在儒家傳入之前也已經有雛形。箕子乃殷商末年“三仁”之一，武王滅商後，箕子前往朝鮮半島，建立箕子朝鮮，相較於充滿神話色彩的檀君朝鮮，箕子朝鮮的歷史記載更為真實，未來朝鮮各個王朝，都將箕子朝鮮認為自己是小中華的一個重要證據。
“東方（朝鮮）慕華，其天性也”，朝鮮對於箕子的尊崇以及認同，正是因為箕子朝鮮將自己與中華體系相連線，讓朝鮮人能夠認為自己是“華”而非“夷”。
明太祖賜予李成桂“朝鮮”國號時，朝鮮國內舉國歡慶，重臣鄭道傳上書給李成桂表示:“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陛下，言既順矣。”李氏朝鮮建立之初便一直希望被認同是箕子朝鮮的正統繼承人，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希望與箕子朝鮮沾親帶故。
上圖_ 箕子朝鮮與衛滿朝鮮
當明太祖的詔書傳入朝鮮時，朝鮮立即把朱元璋比作周武王，把李成桂比作箕子，並命人撰寫《箕子實紀》、《箕子外記》等書，記錄箕子時期的田制、年表，以及李朝對於它們的傳承和發揚，希望以此鞏固李氏朝鮮對於箕子朝鮮傳承的正統性。
箕子作為朝鮮自稱小中華的證據和始祖，不僅僅在李朝時被吹捧，早在三國時期就是崇拜的物件，高句麗則是把箕子作為神之子來敬仰。到了高麗肅宗年間，平壤府為箕子立祠，每年專門祭祀，派人守護箕子祠。清州韓氏、幸州奇氏都以自稱“箕子後裔”為榮。
上圖_ 箕子（？- 前1082年），子姓，名胥餘，朝鮮第1任君主
李氏朝鮮慕華不僅僅體現在尊崇箕子，還體現在尊孔。李成桂及位後的第六年，效仿中國，設立太學，立文廟，安置田產供養儒生和士林。李氏朝鮮從建立到滅亡，每代君王都親自祭祀孔子，其中世宗大王最為注重祭祀尊孔，一生中多次進出文廟，每次祭祀大典時都要帶著世子去，世子也在世宗大王安排下進入太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幾乎是朝鮮歷代國王遵循的文化政策，整個國家也是以朱程理學作為治國原則，士林以標榜自己為孔子信徒為榮，乾隆年間，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聽聞有山東人士來京，便急忙向他打聽孔子後人所居之處，希望親自拜訪。
尊箕子，拜孔子，與明朝車同軌、書同文，仿《周禮》編寫《經國大典》，設六曹部門，這些手段使李氏朝鮮能夠在中華體系中得到自我認同，李氏朝鮮從朝廷到鄉野都認為自己是僅次於明朝的中華正統。
上圖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為何李氏朝鮮急於在中華體系中尋找自我認同，因為朝鮮給自己最初的定位是“邊陲蠻夷”，慕華的目的之一就是試圖“以夷變華”，將自己納入中華體系。《三國史記》中記載:“金春秋入唐，請襲唐朝儀服，攜歸，新羅遂行華服。”到了高麗時期，慕華風氣不減，仍追崇唐朝禮儀且與宋朝交往，視遼金為蠻夷。
待宋代程朱理學傳入朝鮮後，朝鮮人從理學中悟出“聖人出則夷變華”，由此大興儒學，強調只要尊孔拜儒久而久之就可變“華”。朝鮮半島特殊的華夷觀還承載著他們的民族自豪，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朝鮮實現由夷變華，即使仍被視為夷，也屬於華化的夷，同時朝鮮保留著許多中國文物，他們以此作為對抗佔據中原的非漢族王朝的理論武器。
但是，慕華作為理論武器，有時候只能屈服於現實，這也就是朝鮮為何奉行事大主義。
上圖_ 明朝版圖
四、自卑與自保的事大主義
“恪勤事大之禮，深被字小之恩”形容的是明朝與李氏朝鮮之間的宗藩關係。朝鮮對明朝“事大”，明朝則對朝鮮實行“字小主義”。朝鮮實行事大主義仍然與儒家文化息息相關，中華體系中，常有“事大”二字出現。
通常情況下，儒家文化中小國無法對抗大國時選擇臣服大國是一種明智之舉。《孟子》一書首次提到“事大”二字:“以大事小，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保天下是仁，保其國是智，孟子認為臣服小國符合儒家禮儀，不是羞恥之事。
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盛唐時期，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族都奉行事大或事小主義。貞觀二十年回鶻、若鐵勒等部上表唐朝朝廷，表示自己願年年朝貢，一心事大。
上圖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李氏朝鮮建立前，高麗國王不滿明太祖對於鐵嶺衛領土劃分，起兵攻伐遼東，鎮守邊疆的李成桂急忙上疏宣告進攻遼東有四不可，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以小逆大，一不可”。這就是儒家禮儀觀中的事大主義。李朝推翻高麗後朱元璋設立不徵之國，對李氏朝鮮奉行事大主義是一種支援，事大主義最終成為朝鮮世代不變的國策。朱棣遷都北京後，與朝鮮交流更甚，兩國關係密切，《明史》載:“朝鮮雖稱屬國，而無異於內。”《小華外史》中也透露出“雖稱屬國，亦無異域內。”
豐臣秀吉侵朝時，朝鮮給日本的國書中寫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大明為天下宗主。”這其中拋去以明朝作為靠山震懾日本外，也表明朝鮮在事大主義中已不單單將自己視為屬國，而是視為中華的一員。
上圖_ 豐臣秀吉（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原名木下滕吉郎、羽柴秀吉
如果政治上朝鮮事大是為了自保，則文化上事大則是因為自卑。古人常以衣冠區分華夷，新羅建立後朝鮮半島一直追捧中華衣冠，認為箕子朝鮮服飾與中華有相同之處，經常以此為榮，但到了高麗年間時，由於常年戰火外加元朝施壓，高麗王室與民間都穿胡服，剃髮扎辮，長達百年，朝鮮人一度覺得自己被蠻夷同化，離成為小中華越來越遠。
因而明朝建立後李氏朝鮮認為其為漢族正統王朝，積極奉行事大主義，竭盡全力地實現與明朝文軌攸同，免除胡元之俗。明朝賜予冕服時，朝鮮認為這是重拾華制，回到中華體系的懷抱。
上圖_ 李氏朝鮮官員
無論是仰慕中華衣冠還是為了保障半島安危，朝鮮從歷史上便與中原王朝一直藕斷絲連，乃至最後明朝滅亡也仍然暗中紀念，慕華和事大奠定他們這種奇特的心理，相較於其他屬國對於明朝的關係，李氏朝鮮與明朝更多的是一種相互信任，相互報恩的狀態，以至李氏朝鮮時常覺得對於明朝之恩無以為報，因此心甘情願對明朝事大。
作者：巖穴之士???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明史》、《三國史記》、《李朝實錄》、《資治通鑑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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