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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發生的旨在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切克領導的改革事件，成為勃列日涅夫調整蘇聯內外政策的重要標誌。
1968年8月20日，蘇聯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領導人，並最終將之逐出政府和捷共。197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支援的胡薩克成為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新領導人。
“布拉格之春”的發生，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後果：
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下定決心終止了國內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沉悶的執政史上，柯西金的改革就像一道亮光閃過，絢麗但又短暫。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這一刺激經濟活力的改革被迫中止。“布拉格之春”被扼殺是新政權同政治經濟改革思想調情的真正結束。
另一方面，蘇聯的對外政策迅速朝向保守主義退化。“具有人的面孔的社會主義”這一離經叛道的構想，在莫斯科看來就無異於可與北約侵略相提並論的戰略性威脅。蘇聯不僅失去了改革的動力，更失去了改革的希望。
蘇聯高階領導層對改革無動於衷和消極等待的態度，像危險的病毒一樣出現在社會上，並很快傳染開來。不管誰有大膽的設想，或有新奇的建議，都不想冒昧地去實現它。大家就這樣在原地踏步，在沉默中等待。同時，社會緊張加劇的潛在條件在國內已經成熟，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危機現象不斷增多，這一切都證明蘇聯社會已經重疾纏身，病入膏肓。這種疾病首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化身。
伴隨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年事已高，政治上穩定高於一切的要求也應運而生。為了適應政治訂貨人的需求，作為體制僕人的黨的機關的職能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原來的主要任務一貫是捍衛體制，使之免受震盪，免受外部世界變革的影響，因為這種變革可能動搖和削弱體制。
如今，對黨的官僚來說，這樣的“外部世界”漸漸地不是國外、西方，而是本國了。黨的官僚感覺到，像原先那樣依靠尚未消失的公民對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信仰以及斯大林式的恐怖來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已不可能，於是便開始營造自己的可以堵住外來過堂風的官員小天地。
模擬生活的向上面傳遞安慰性的資訊就成了機關的第一要務。同當時的一則笑話完全吻合：一群蘇聯領導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輛靜止不動的火車車廂裡，他們“放下窗簾”，準備把為他們服務的列車乘務組的熱心喘息聲當成機車噗噗的噴氣聲。假裝搖晃的列車愈來愈讓人想起臥車車廂。
中央對地方的惟一期望就是報告“勞動成果”，而集中在黨的智囊團——中央委員會以及為之服務的科研機構內的官僚精英，則終日冥思苦想，為總書記在黨代表大會或者中央全會上的報告硬湊出新的提法。不僅國家政治生活、而且包括其他生活領域的日曆，已漸漸地不是按照四季交替甚至不是按照日出日落來確定，而是按照總書記的公開講話以及他那愈來愈少的國內巡視來確定。
由政治穩定而帶來的全面的社會停滯，成為勃列日涅夫執政的時代特色。一則政治笑話以其獨特的方式闡述蘇聯的歷史。
這則笑話說：
列寧在知道了有關建設鐵路的事情後，扛起一根枕木，與戰友們一起，把枕木送到了工地；斯大林什麼也沒有扛，他是沿著新鐵路坐車來的。他乘車前進著，而周圍的一切都顫抖起來；赫魯曉夫知道鐵軌到頭了以後，下令從後頭拆鐵軌，再向前面鋪路；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關在車廂裡，下令放下窗簾，命令警衛人員搖晃車廂，以便造成車在行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