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盤尼西林，這個如今被稱為“青黴素”的抗生素藥物已經無日不知，無人不曉，但歷史書上一定不會告訴你關於盤尼西林的這些故事。
當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開羅宣言》的釋出，中、美、英三國首腦齊聚埃及開羅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了協同對日作戰的宣言。
然後丘吉爾和羅斯福甩開了蔣介石，於11月30日跑到了伊朗的德黑蘭與斯大林會晤，在完成了一系列利益分割後，讓斯大林也簽上了字。
就在飛行的途中，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陪同的人員發現丘吉爾顯得極為昏沉和憔悴，他無精打采，搖搖欲墜，經過簡單的診斷，醫生宣佈：“首相可能是發燒了，而且有肺炎的徵兆”。
在那個抗生素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代，肺炎是相當可怕的問題，阿芙羅約克運輸公司的飛機不得趕緊降落在突尼西亞，想辦法為首相治病。如果一個不小心，讓丘吉爾病死在北非，那樂子可就大了。
病榻上的丘吉爾很坦率的表示醫生說怎麼做就怎麼做，他會戒掉雪茄，不會再發怒吼人，酒也戒掉，但威士忌還會喝一點點，然後好好休息，辦公則照舊。
醫生的回答是：“你是個好首相，但不是個好病人，如果我沒辦法把你治好，那我也不會是個好醫生，可現在的問題是，我找不到好的藥物。”
於是，美國人送來了盤尼西林，這種“神藥”治好了丘吉爾的肺炎。
甚至人們還編了個津津樂道的二道段子：丘吉爾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有一天跑到外面野泳，結果抽筋溺水了，一名男子跳進河裡救了他。丘吉爾的父親萬分感謝這個人，於是為恩公的兒子支付了讀醫學院的費用，而這個人就是發明了青黴素的亞歷山大·弗萊明。
是的，就是個段子罷了，信落櫻神斧都別信這玩意兒。真實的情況是，丘吉爾並不認識弗萊明，也沒有使用上盤尼西林，他使用的是英國May&Baker公司在生產的磺胺抗菌藥，痊癒後他還對May&Baker公司進行了公開感謝，聲稱被他們所拯救。
因為參與丘吉爾肺炎治療的醫師R.J.V.Pulvertaft中校在《柳葉刀》上發表了過一篇“青黴素成功抗菌實驗”的文章，他在其中預言了青黴素將引發醫學革命，稱“在青黴素足夠的前提下，膿毒血癥等問題將幾近消失。”
文章的發表日期又恰好在丘吉爾治療期間，因此好事者將磺胺所做的事情附會到了盤尼西林身上。
關於青黴素的神話是可以理解的，磺胺與青黴素的應用時期非常接近，差不多磺胺剛一崛起，盤尼西林就以更強勢的形象出現了，它在當時表現的遠比磺胺有效，以至於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萬能神藥”，這足夠令人編出無數個段子。
不過，R.J.V.Pulvertaft中校在《柳葉刀》上發文的時候，盤尼西林確實也得到了大發展，那時候它真的就差臨門一腳了，如果英國政府早對青黴素研究有研究的話，丘吉爾的老命可能就不需要用磺胺來救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慢慢看。
弗萊明當時的方向是溶菌酶，為此他還研究過人的鼻涕，青黴素一開始只是研究副產品。
後來澳大利亞藥理學家霍華德·沃爾特·弗洛裡（Howard Walter Florey）和德國化學家恩斯特·鮑里斯·錢恩（Ernst Boris Chain）成為了弗萊明的合作者，他們從弗萊明那得到了被多代培養的青黴素菌株。
錢恩雖然是德國專家，但他也是個猶太人，所以你懂的，1933年錢恩被逼離開德國，先在劍橋工作，繼而受弗洛裡邀請進入牛津，一同研究溶菌酶。
1938年，錢恩在牛津研究溶菌酶時，無意間看到了弗萊明那份被扔了10年沒人理的發現：“青黴菌株溶解了周圍的葡萄球菌菌落，它分泌了某些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物質，我稱之為'青黴素'”（其實弗萊明一開始想取名叫“黴菌汁”的）。
激動的錢恩彷彿發現了新大陸，他跑去找到弗洛裡並告知了詳情，於是2人青黴素的研發團隊正式成型了，錢恩在1940年發表了相關論文，弗萊明看到後也加入了進來。據說錢恩當時嚇了一跳，因為他一直誤會弗萊明是個去世的前輩。
這一年，因為研發了磺胺抗生素“百浪多息”的德國內科醫生格哈特·杜馬克被授予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這個32歲的醫生受德國拜耳所託，從染料中發現了磺胺，還用之治好了自己被嚴重感染的女兒，甚至決絕了當時產婦最害怕的產褥熱，轟動了世界。
青黴素這邊還在緩慢攻關，1940年，錢恩和弗洛裡完成了弗萊明所沒能成功的提純實驗，然後他用8只小鼠做了對照實驗，感染過鏈球菌的小鼠中，4只接受了青黴素注射並存活下來，但青黴素的實用仍然八字沒一撇。
但沒辦法規模化提純成為該種藥物最大的軟肋，錢恩遂轉入了對青黴素酶的研究，它能催化青黴素的威力。
弗洛裡和錢恩在1941年找到了一個臨床志願者，1941年2月12日，牛津大學聯絡到一名病重的中年警官，他名叫阿爾伯特·亞歷山大（Albert Alexander），他在德軍空襲中受到了小小的彈片擦傷，然後感染迅速蔓延，當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醫院安排他接受治療時，警官已經失去了一隻眼睛，出現了膿毒血癥，渾身都在滲出膿液。
（阿爾伯特·亞歷山大的傷情緣由有很多版本，比如口腔潰瘍引發說、花園玫瑰刺引發說、貓抓說等等）
實驗室提取的盤尼西林很快就讓警官的症狀得到明顯的改善，他一度被認為是治癒了，但藥物量實在太小，沒辦法搞到足量青黴素的錢恩，甚至收集了病人的尿液，費盡心思的從中回收抗生素。
當一切藥物都用完時，阿爾伯特·亞歷山大警官死了，這是青黴素治療的第一個人類，它起效了，但人們實在沒辦法制造出足夠療程劑量的藥物。
實際上弗萊明、弗洛裡、錢恩這個時候都屬於英國人，研究也是在牛津基本完成的，青黴素所缺的僅僅是產業化研究罷了，但被第二次世界大戰逼得山窮水盡的英國，已經沒辦法再支援安定的生產和研究了。
更可笑的是，英國人一貫的執拗也成為他們與盤尼西林失之交臂的主因，英國當時依靠磺胺類消炎藥大賺特賺，他們並不看好一種新出現的，從黴菌中提煉的抗菌藥。而且磺胺要多少有多少，為什麼非要搞那比黃金還貴的實驗室黴菌呢？
不過也不要光笑英國人，弗洛裡、錢恩的相關論文是公開發發表的，連德國人都看見了，全世界人都看見了，但誰都沒見動彈。
就像那句中國古話所云：“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不願意專案繼續被塵封10年的蘇格蘭醫生弗萊明，不得已轉而給英國政府搞毒氣研究，埋身於毒氣研究室中，只為獲得一點點研究資金和能“蹭”實驗室的機會，但是呢，很多人認為這是弗萊明為自己貼金，他後來其實並沒有為青黴素的研發下過大力氣。
於是威爾斯動用了力量，擠出了極為緊張的大洋航線，將弗洛裡一行拉到了美國參觀。當時弗洛裡還對洛克菲勒財團寫了信，同樣讓他們的眼睛也綠了。
1941年7月，弗洛裡等人請到了位於紐約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參觀”，甚至還透過弗洛裡拐帶了另一個牛津大學的博士諾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這個人也早就成為弗洛裡的研究室合夥人，他為了青黴素連便盆、痰盂都研究了。
放在今天的話，這種性質可能已經算是種嚴重的科技糾紛了，但英國方面當時其實並不把青黴素當什麼緊要東西，它只是一條隨時會被埋沒的，黴菌實驗室裡產出的奇怪造物罷了，BBC甚至說出了“高科技往往沒那麼快出成果”的風涼話。
美國人的眼睛全是綠油油的，神哉！這不是比磺胺更厲害的抗生素嗎？這不是都已經研究成功了嗎？動物實驗、臨床試驗、過敏試驗一個都不少，甚至高產菌株都有了，為什麼英國人會將它當瓜皮一樣扔掉？
威爾斯給“撿”來的科學家提了個十分霸氣的建議：“別搞那些薄盤子上的研究了，我給你們準備了大桶。”
（美國於1938年透過《農業調整法》，國會撥款400萬給農業部長，國會撥款400萬美元給農業部長，用於建立四個區域研究中心。每個中心要花100萬美元來建造、裝備和配備人員。盤尼西林研究被分到了3號中心）
為了更大量的生產青黴素，弗洛裡從弗萊明培養菌株上得到了靈感，他採取了一種更簡單的行為——尋找高產菌株和高產培養基，然後利用高產培養基規模化生產高產菌株。
尋找過程也很簡單，弗洛裡擺了一堆覺得合適的東西，然後讓它們統統發黴，黴的最快最狠的那個就是目標物。
而那個腐爛的哈密瓜是在皮奧里亞市場中發現的，它身上的黴菌被認為很適合在發酵罐中生長，是高產菌株。
1943年，美軍已經開始配備青黴素，這種珍貴的藥物被用於治療一些極重的傷員，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
（後世一些歷史學家也持有肯定的觀點，認為青黴素幫助美軍保持了戰鬥力，德軍那邊同樣為梅毒的猖獗而頭痛，但他們沒辦法）。這種事兒經過研究員驗證後在1943年10月被宣佈出來，研究所所有人都超級興奮，他們沒想到這種抗生素連螺旋體都能幹掉。
然後，青黴素就徹底“神”了，它成為價比黃金的超級藥物，而此時英國人也只能扼腕嘆息有眼無珠。
一家名為“輝瑞”的公司接下了盤尼西林專利的生產製造，這名字老司機一定熟悉，不就是生產開發了枸櫞酸西地那非的那家公司嗎？
藍色小藥片什麼的與本文無關，咳，總之輝瑞公司在關鍵時刻撒了把資金，拿到了生產權，然後在布魯克林一家制冰廠車間裡開始了青黴素的工業化製造。為此，他們準備了14個容量達到9000加侖的發酵罐。
當然，那時候的美軍其實並不缺抗生素，他們有成千上萬的磺胺。但是，磺胺類藥物卻存在許多不那麼友好的問題。
磺胺還不能瞎吃，如何定量、準量的服用可能連當時的醫生都很頭痛，服用少了不利於治療，服用多了會結石和中毒，很不好拿捏。而且它還會蓄積性中毒，一般連續吃一週就會過量。
此外，磺胺在當時還有個極為被人懼怕的過敏反應，會發生腹瀉、剝脫性皮炎、皮膚紅斑、光敏反應、關節痛、發燒、腎衰、神經錯亂、腦病等等，而且過敏者還不少。像《我的團長我的團》開頭郝獸醫病房裡那個被紗布裹滿吊著的倒黴蛋就是個磺胺過敏者。
更可笑的是，磺胺還會讓人變黃，許多吃了磺胺計程車兵會讓皮膚呈現出一種香蕉皮似的色彩，這非常打擊士氣。美軍士兵因為四處“留情”，還會拿磺胺去治療性病，結果反倒造成了耐藥性淋病的出現。
所以開發一種效果更好，更強力的抗生素是美國人非常看重的事情，青黴素符合一切效能要求，除了貴。
貴就對了，二戰時的美國玩的就是撒錢策略，美軍為了準備對德國的大進攻，硬是在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前，準備了3000億單位（1670單位=1毫克）的盤尼西林。D-DAY以後，美軍士兵便帶著這些青黴素殺進了法國。
輝瑞公司也因此大賺特賺，賺翻了，一躍成為世界上的藥品巨頭，下一次他們這樣傻賺還得等到“偉哥”被開發出來。
輝瑞公司的副總約翰·L·史密斯當時還因為不理解公司把錢都砸到黴菌抗生素上與老闆大吵一架，他說：“青黴素是喜怒無常的東西，翻臉猶如歌劇演員”，但他因為一個小女孩的獲救而改變了主意。
1943年8月11日，盤尼西林還沒有正式上市，但一個訊息靈通的記者打聽到了這種藥物，於是他纏著政府官員要藥，懇請他們嘗試著去拯救一個2歲女孩帕特瑞西亞·馬龍（Patricia Malone），然後華盛頓的官員們照做了，女孩很快得到了如神話般迅速的治癒，她此前被醫生判斷生命只能維持7小時。
約翰·L·史密斯從此全身心的趴在青黴素上，因為他16歲的女兒也死於幾乎同樣的感染，而那個時候沒有盤尼西林。
沒人比醫生們更懂這些變化，之前的戰爭中，部隊的前線軍醫大部分時候僅僅只會做最簡單的敷料繃帶包紮，傷口得不到任何的清創處理的傷員就這樣繼續作戰或者被抬下去。
當到達野戰醫院後，醫生會重新撕開那些包紮的部位，進行清創和傷口檢查，順帶篩除掉那些嚴重感染，沒有救治希望的病例，他們只能等死，而活著的人則需要依靠開放癒合傷口來減少感染，如果傷口過深，就需要引流。
青黴素出現後，醫生的工作變了，他們揭開包紮，清創，然後撒上青黴素粉，縫合傷口，然後再來一針青黴素注射，有些人在被送往後方醫院的路途中，傷口就已經開始癒合了。
一位外科醫生寫道：“這種傷口的早期癒合所節省的時間和取得的更好的療效果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炎症被消除了，傷兵們也會好受許多，沒有什麼比傷口感染更令人痛苦，他們也不必再進行開放式的傷口癒合，被蛆吃掉的大腿比比皆是。在盤尼西林的幫助下，傷口癒合的速度好的令人出奇，那些發燒、灼痛、化膿都被解決了，數月的癒合期被加快到數週。
（磺胺也有類似情況，許多士兵將磺胺貼身存放，據說這種行為大幅度減輕了戰場緊張心理，也許他們覺得solo回來吃個藥就能繼續浪？）
儘管英國人發明了盤尼西林，美國人制造發揚了青黴素，甚至丹麥人、荷蘭人還偷偷在酒場、地下室裡翻著科技論文自研青黴素，但開發了一系列戰爭“黑科技”的德國人偏偏就瞅都懶得瞅青黴素。
德國人的表現不比英國人強多少，30-40年代初，關於盤尼西林的文章幾乎全部都在公開醫學雜誌上發表，還有法語、英語雙版本，BBC還公開扯著喇叭吹過很長時間，但德國人就是沒關注。
而且德國人還不止一次能有機會獲得盤尼西林，最初的盤尼西林研究室不過是牛津大學的辦公樓而已，只需要一個稍微湊合的間諜就能拿走關鍵資料。
甚至被他們佔領的荷蘭烏得勒支也留有不少青黴素培養物和標本， 只要對照刊物論文，取得個青黴素的大致研究並不難。也許德國人認為磺胺能解決一切，等到盤尼西林在1944年爆火的時候，醫藥已經救不了德國了。
關於這個獨裁者也有段子。據生物學家米爾頓·溫賴特（Milton Wainwright）在2004年發表的文章《希特勒的盤尼西林》（Hitler's Penicillin）所述：
1944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遭遇了史陶芬伯格放進會議室的提包炸彈刺殺，幸而未死，但他因為木屑、燒傷和擦傷，還是造成了發炎感染。
但爆炸案的另一個受害者，希特勒的私人顧問，武裝部隊首席副官魯道夫·許孟德上將卻詭異的沒能得到藥物。
蘇聯方面同樣有段子：蘇聯的虎將瓦圖京，在一次指揮部轉移中遭遇抵抗組織誤擊，腿部中彈。因為戰鬥，瓦圖京拖延了救治的時間，結果導致傷口發炎感染。
弗萊明、錢恩、弗洛裡三人在1945年分享了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但後世認為弗萊明得到了太多空頭榮譽，他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只有兩篇論文，而且論文還不是主要研究青黴素的。是錢恩和弗洛裡2人為主的牛津小組完成了幾乎所有的盤尼西林研究工作，但世人提青黴素時只記得弗萊明，不知道錢恩、弗洛裡和希特利博士。
作者傑弗裡•瓦夫羅是耶魯大學的教授，深耕世界史領域數十年，耗費了三年心血，從宇宙形成到21世紀初，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商貿民俗……所有現代人想知道、應該知道的人類歷史時刻，在此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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