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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諸帝除了朱元璋、朱棣等少數幾個有為君主外，大多昏庸無能、荒於政務。但弔詭的是，明代的皇權又是高度集中的，任何時候皇帝的權威也都是至高無上。太阿之所以沒有倒持，主要得益於明代的政治體制，皇帝利用內閣和司禮監的分權，達到了牽制作用。
一，明初內閣制的形成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興起大案，誅殺了丞相胡惟庸。隨後又取消了中書省，廢除丞相制度。廢除丞相制度不僅是明代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國封建社會中君權與相權長期矛盾鬥爭，至此畫上句號。
丞相制度廢除以後，朱元璋提高六部的權重，但少了丞相從中周旋，所有政務都壓在了皇帝一人之身。即便是以勤政著稱的朱元璋也認為難以應付，他不得不承認：“朕嘗思之，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
為了緩解這一壓力，朱元璋與廢除丞相當年，便設定了“四輔官”，讓他們協助辦理政務。儘管這個制度後來也宣告流產，但這正是明代內閣制度發展的一個雛形。
明成祖即位後，為了更好地強化皇權，同時又為了減輕政務負擔，開始設立內閣“始開內閣於東角門”，挑選了7名翰林官入職文淵閣參預機務。因為文淵閣在內廷，所以便有了“內閣”這個稱呼。
內閣成員俗稱閣成，也叫殿閣大學士，或簡稱大學士。這個由7人組成的內閣隊伍便是明代的第一批閣臣。關於內閣，《明史·職官制》中如此描述：“殿閣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悔，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以看出，“票擬”是內閣的最主要的權力，所謂的票擬就是先對各部奏章先提出初步意見，然後交給皇帝“批紅”再付諸實施。不過票擬這個權力在明成祖時期尚未出現，直到明宣宗時期，內閣因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權勢重大，才獲得了票擬的權力。
而且，作為離皇帝最近的權力機構，內閣還可以允許和皇帝一起議事。同時內閣成員還有一個特權，那就是可以向皇帝“密揭”。按照明代制度，六部九卿上疏言事，必須透過通政司轉呈，然後由宦官轉給內廷才能到皇帝手中。只有內閣成員才能直接上上達天聽，以至“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
然而，明成祖雖然信任內閣，但是閣臣們的品級卻不高，僅僅是正五品。這就導致了內閣在處理很多重大政務時，六部高官掣肘的現象。有鑑於此，仁宣時期閣臣的地位迅速抬升，原來正五品的內閣學士，轉而躋身公侯尚書之列，內閣的勢力也因此超過六部。
二，首輔制度的確立
隨著內閣權勢的提高和閣臣品級的尊崇，內閣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閣臣在名義上地位是不分尊卑的，但到了明中葉以後，開始出現了“首輔”制度，首輔往往是根據入閣的先後、資歷的深淺，以及皇帝的旨意，在閣臣中挑選一人擔任。首輔之下為“次輔”，其餘內閣大學士作為他的助手，權力較首輔要小很多。
自首輔制度形成後，實際上又恢復了丞相的很大部分權力，因此內閣首輔號稱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但即便如此，首輔與丞相還是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丞相具有裁決機宜的執行權，遇事可以上奏執行，甚至可以先斬後奏；而內閣首輔卻沒有宰相的實權，事無鉅細都要向皇帝彙報，請旨定奪。衡量首輔權力大小，主要取決於皇帝對他們信任程度，因此，明代的首輔權力輕重一直處於飄忽不定的狀態中。
其次，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長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諸多屬官。而內閣則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機構，首輔亦非最高行政長官，六部也不是它法定的下屬，有時，閣臣的品級甚至還不如六部尚書。
最後，丞相只有位極人臣者才能躋身相位，但閣臣卻未必。明初時只有正五品，到了後來入閣之人往往也是先被任命為禮部侍郎或尚書，再以兼任大學士的身份入閣參預機務。
三，內閣和司禮監分權
票擬是內閣最大的權力，但是否批准則取決於皇帝的“硃批”。換句話說，票擬只是提出初步意見，而硃批則是皇帝的最後拍板。不難看出，實際權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正因為如此，即使向嘉靖、萬曆那樣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仍然可以“張弛操縱，威柄不移”。
前面說過，明代皇帝勤政者少數，大多厭倦政務。事實上，真正擁有批紅大權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禮監掌大太監。“口含天憲”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根據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的奏章，傳諭詔書，在一等程度上成了皇帝的代筆人和代言人。正因如此，宦官藉著皇權操縱朝政成了明代的一大特色。
明中後期，皇帝往往深居內宮，而將宦官視為心腹，故而幾度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這樣一來，內閣和司禮監便成了皇帝左右手，形成了內閣和司禮監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
內閣和司禮監的爭鬥一直是此消彼長，互有勝負。很多時候，司禮監抓住“批紅”的特權，將權力延伸到了外廷，影響了內閣的職權範圍，甚至是操縱內閣，將自己凌駕於內閣之上。清人趙翼就為此評論：“明代首輔權力雖重，而司禮監權力又在首輔之上。”
因此，內閣為了保權保官，就必須要和司禮監搞好關係。如嘉靖朝嚴嵩和萬曆朝張居正，都是因為擅於搞好同司禮監的關係而權傾朝野的。原本相互牽制的兩方合穿一條褲子，皇帝就勢必會被矇蔽，皇權也勢必會受到威脅。
但更多的時候，內閣和司禮監都是處於對立中。隨著明朝後期政治的日益腐敗，皇權和閣權出現了矛盾，衝突日益尖銳，官宦的權力也急劇膨脹。內閣與司禮監之間的爭鬥，皇帝也往往更加偏袒後者。
嘉靖時期的內閣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一個內廷太監曾形象的說：“昔張先生（張璁）進朝，我們要打躬；後夏先生（夏言），我們平眼看他；今嚴先生（嚴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
從嘉靖朝三人首輔對宦官的態度中變化中，不難看出宦官勢力的上升和閣臣勢力的衰微。隆慶至萬曆初年，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先後輔政，當時雖說是閣權較重的時期，但徐階因得罪宦官而被放逐。張居正因為秘密結好馮保才得以取代高拱，成為內閣首輔。
至於明末時魏忠賢專權時期，內閣就形同虛設，很多閣臣不惜賣身投靠。當時，魏忠賢被稱為九千歲，凡是內閣補用的大臣都要看他的臉色。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曾明確規定：“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交結，洩露機密者，皆斬，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
顯然，朱元璋對朋黨和內外勾結的打擊十分嚴厲，但我們發現，明代的黨爭激烈程度遠遠超過歷朝歷代。黨爭的雙方拉幫結派，紛爭不斷，互相傾軋，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客觀上講，這種紛爭對於皇帝來說是有利的。但隨著爭鬥程度的逐漸加深，閣臣之間，內閣和宦官之間的黨同伐異，進而形成了後來的門戶之爭。晚明時期，這種爭鬥更是攪的國無寧日，而皇帝又多無能，不能掌控局面，最終導致了國勢日衰。因此，晚明思想家黃宗羲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這話說的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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