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獻才接受採訪（攝影/王珊寧）
編者按：1931年，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侵華序幕。1945年，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1956年，中國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審理日本戰犯。海外網記者聯絡到了當年審判戰犯的親歷者、今年92歲高齡的潘獻才老人。今日恰逢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海外網希望透過老人親口講述的真實經歷，向讀者還原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真實歷史，呼籲人們牢記歷史的同時，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海外網9月3日電 “這些記憶，已經過去60多年了，不容易。經歷過這些的人，也找不出幾個了。我九十多了，不知道哪天也去八寶山啦。希望把我的記憶儘快講給你們。”92歲的潘獻才對海外網記者說。
當年29歲的潘獻才，在1956年中國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擔任書記長。他見證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將殺親仇人當場手刃的憤怒，也見證了戰犯從剛到戰犯管理所時由囂張跋扈到痛哭認罪的轉變，他向記者講述了那些塵封在記憶裡的往事。
1956年，潘獻才（右）參與審判戰犯工作（潘獻才供圖）
戰犯玩殺人遊戲，無惡不作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首次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由於是第一次，國家非常重視，周總理親自抓的這件事。”潘獻才強調。
潘獻才回憶起一個印象深刻的戰犯。“當時有一個日本連隊的小幹部，我在監獄中和他談過話。他名叫鵜野晉太郎。他最年輕，官職也不大，為什麼要起訴他呢？”
鵜野是所有日本戰犯中，講述殘殺中國人過程中細節最多的一人。他出生在大連，在中國上學，成人後回到日本。他在侵華戰爭時沒事喜歡在據點外面溜達。因為會說漢語，就和中國老百姓搭話。說完了話，扭頭就抽刀把人殺了。“他就是殺人殺著玩，草菅人命。這樣殺了我們幾十個人。”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佔領中國南京。日軍使用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火燒等慘絕人寰的手段，經6個星期的血腥屠殺，在南京殺害中國平民和被俘軍人達30多萬人。圖為大屠殺後，南京郊外屍橫遍野。（新華社）
潘獻才還記得一位來到法庭當證人的、來自湖北的小學教員。他說，鬼子把他們村裡沒跑掉的人都抓起來，弄到祠堂裡。他當時5、6歲，媽媽領著他，懷裡抱著還在吃奶的小弟弟。鬼子從媽媽懷裡把弟弟拽出來，用手提著弟弟的腳丫，一槍打在頭上。之後，鬼子對著人群機槍掃射。他因為個子矮，沒被子彈掃到，隨著中彈的大人們倒在地上，一動不敢動。鬼子走後，他從死屍堆裡爬出來，發現親人全都死了。
潘獻才說，開庭之前，我們都對這些證人做過工作。他們死裡逃生，恨不能將日本戰犯千刀萬剮。“我們對他們講，中國人講人道主義，先不要罵，更不要動手。”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新華網）
管理所“三錘子”措施感化戰犯
當年的日本戰犯都被押到東北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看押。這裡曾是日偽時期的監獄，也是改造戰犯“奇蹟”之地。監獄經過特殊裝修改造，專門用來接收日本戰犯。
“當然，剛進看守所的日本戰犯非常‘不老實’。”潘獻才說：“他們來了以後，我們雖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種生活設施，條件非常好。但這些人的對立情緒很大。為什麼？他們自己知道，在中國燒殺搶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想著，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槍斃了。都要死了，幹嗎要老老實實的呢？他們就是這種心理，很不服從管理。”
但是，管理幹部非常耐心地對待這些“鬧騰”的戰犯，擺事實，講道理。“戰爭嘛，當然會死人。但是，你對婦女、孩子也下手，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這是什麼呢？這是戰爭的結果嗎？”潘獻才激動地說。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新華網）
為改造戰犯，管理所對戰犯採取了“三錘子”措施。第一錘，組織他們去中國各地參觀，和老百姓接觸。第二錘，准許他們和家人通訊。第三錘，准許他們的親屬來探望。這對他們的觸動最大。“他們自己都說，別的國家的戰犯，哪裡會有這種待遇。”
潘獻才回憶道，當時有一個帶頭鬧的師團長，名叫藤田茂，他鬧得最兇。但住了一段，他慢慢緩和了。生活條件一點問題也沒有，要活動室、要乒乓球室，都有。要吃飯，有大米飯，要看病，還有醫務室。有的戰犯在臨釋放的時候痛哭流涕地問：“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
潘獻才說，這些舉措促成了戰犯思想的轉變。後來，藤田茂的老伴和兒子都來看他了，陪他住在監獄。他終於覺得他有罪了，認為自己應該死了，甚至跟他兒子說：“你們回去好好過吧，我可能就死在中國了。”
日本高階軍官在法庭受審（前排左起為佐佐真之助、上坂勝、藤田茂、鈴木啟久）圖源/央視網
戰犯審判現場下跪，求死謝罪
“審判是順利的、成功的。罪犯全部認罪。”潘獻才說，法庭上，戰犯看到證人上來，都跪下了，流著淚懺悔。
潘獻才特別提到了一個死裡逃生的證人。侵華日軍來到河北省一個村莊“掃蕩”，一些沒來得及逃離的老弱病殘被抓起來，集中到村裡的打穀場。日軍強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後把稻草鋪在他們身上點火。一位姓周的年輕人躺在火場最外邊，他看到火燒起來後，偷偷往遠離稻草的地方挪了挪。日本人看到火燒了一會兒就走了。年輕人趕緊滾離火場，撿回一命。但是他的半邊身子燒得不成樣子。
日本戰犯之一，陸軍中將鈴木啟久就是當時下令放火的軍官。法庭作證時，證人把衣服一脫，露出了半個殘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觸目驚心。鈴木啟久當即跪下磕頭，淚流滿面，不停地念道：“我謝罪，槍斃我，我該死！”
在審判中，鈴木啟久說：“這些事情都是我指揮我的部隊乾的。我該負責。但還有一個人應該負責，就是日本天皇。我們本在日本，他讓我們來到中國，做盡壞事。他沒有責任嗎？”潘獻才對此指出，此番言論一出，證明他是真心悔過，絕不是裝樣子。
700餘名校級以下戰犯紛紛悔罪。很多戰犯還揭發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戰犯的悔罪，為軍事審判奠定了基礎。
日本戰犯磕頭謝罪（瀋陽晚報）
“中國的大恩大德必須報！”
審判是十分寬容的。中國政府最開始想判155個戰犯，一減再減減到45人。中國希望和日本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當時，連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都不能理解國家的決定。負責看守戰犯的有位叫王興的班長。王興10歲時，親眼看著日軍殘殺了自己7個親人。如今仇人變囚徒，上級不但要求不能打，還要求談話和藹。王興氣得渾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結的工作人員不在少數。
然而，中國沒有判處一個日本戰犯死刑，刑期最高的僅20年。
45名戰犯全部認罪，有的甚至求死謝罪，這在國際審判中史無前例。根據最高檢察院的決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戰犯，免予起訴的其他1000多名戰犯，分三批釋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戰犯獲釋。
潘獻才說，釋放第二批戰犯回日本的時候，上船前，一個戰犯哭著對他講：“我在中國做盡壞事，現在不但不處理我，還放我回家。這樣的大恩大德我必須報。我報不了，我叫我子孫後代來報。”
前731部隊少年兵在中歸聯建成的“謝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醫連”網站）
1957年，歸國戰犯在東京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這些原來的日本軍人到日本各地對他們在戰爭中進行的殺戮、掠奪、強姦、放火等戰爭犯罪的行為現身說法。他們從心底坦白地承認自己的加害行為，他們堅信這些活動是為了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呼籲人們珍惜和平、反對戰爭。
當年鬧得最兇的藤田茂回國後已年過花甲，他一直積極開展中日友好、反戰和平運動，在全日本開展巡迴演講。作為中歸聯會長，他經常率領代表團來訪華，並且多次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
周恩來接見藤田茂（觀察者網）
1980年，91歲的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贈送給他的中山裝。他留下遺言：“我是中國人民的學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國老師給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為之奮鬥的日中友好事業。”
周總理當年曾說過：“20年過後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如今，幾個20年過去了，時間也證明了牢記歷史是多麼重要，而珍愛和平是多麼難得。
我們用日本籍八路軍老兵小林寬澄的話作為結尾。老人去世前說：“我們沒有滿足過去所作出的一切，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把過去的歷史告訴下一代，告訴我們的子孫。讓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來之不易，要珍惜它，愛護它，切莫讓歷史的車輪倒轉。”（海外網/王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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