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左到右:母親馬日支、六歲半男孩吉色車火、剛放學回家的吉色車格。（南方週末記者 高伊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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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週末
文 | 南方週末記者 高伊琛
責任編輯 | 吳筱羽
六歲半男孩吉色車火想上學。
破舊的紅色書包掛在家裡院子，拉鍊壞了，好幾個月沒派上用場。家在四川涼山州西昌市川興鎮東南側的“牛圈房”，村裡316戶，來自涼山州17個縣，原籍大多偏遠貧窮，過去37年裡陸續搬遷至此。
“牛圈房”最初只有牛圈，被凹浪河分為山上山下，河兩岸少有聯絡。這些自主搬遷戶無法在當地落戶，長期處於當地政府管理盲區。
多年來，“牛圈房”的孩子額外交高價，入讀當地公立小學與初中。但自2019年起，就連高價也上不了學了。“牛圈房”被認定為飲用水源保護區，不適宜居住，也無法獲批報名入學手續。
村民推選的“村長”羅洪爾哈統計過，村子靠近馬路這一半有九十餘戶人家，共有7名初中生、14名小學生受影響。
解決方式有三種：家庭條件較好的，被送去民辦學校就讀；部分回到原戶籍地讀書；4名適齡一年級生家庭經濟條件過差，目前留家待學。
“空白地”吉色車火怯生生地說“想上學”，他讀過一年幼兒園、一年學前班，普通話是學了的。母親馬日支只能講彝語，要靠別人幫忙翻譯。
馬日支與丈夫養育四個孩子，吉色車火最小。平日裡，夫妻倆都在西昌市裡做建築工，由於不會說普通話，也不識字，比別的建築工賺得少些，每個月掙四五千塊。他們顧不上照看小兒子，就把他送到幾公里外，大興鄉村裡的外婆家。坐公交車到大興鄉兩塊錢，再花三元坐三輪車到村裡。
馬日支家的情況在“牛圈房”稍顯特殊。村裡有316戶人家，大部分成年村民不出門打工。他們以種田為生，人均七分地，種些水稻、玉米，養些雞、豬，就近照顧孩子。
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選擇落腳的這裡是涼山州自主搬遷村的縮影。地圖上關於它的標識只有牛圈房公交車站，其餘一片空白。
最早的村民是1983年搬來的。涼山州喜德縣村民向當地趙家生產隊購買牛圈23間、果樹近1400株，搬遷至此。羅洪爾哈向南方週末記者出示了一份毛筆字跡的買賣契約，籤於1984年。
95歲的羅家修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的搬遷理由：“我的哥哥曾是喜德縣政協副主席，我們那個地方特別寒冷，土地不好，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他就到處觀察，觀察到最後到這兒來了，就發現這個地方有一片小平地，但全部是石堆。”羅家修是村裡德高望重的老人，早已搬到西昌市內居住，會說一口“川普”。
將荒灘變成田地，花了兩代人。“我們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這裡還是一條河，一分田沒有。”74歲的羅洪木牛比劃著描述開墾過程，1980年代凹浪河水勢較大，搬遷而來的農民們自己做了鐵絲網，塞入大塊石頭，形成了河堤，“將近二十年，一點點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越來越多人搬來“牛圈房”，來源基本涵蓋涼山州除木裡縣、會理縣外的17個縣，其中喜德縣、昭覺縣、布托縣的搬遷戶佔總數的60%以上，彼此沾親帶故。
“生活比之前好了幾百倍。”羅洪木牛原籍也在喜德縣，他的兒子、孫子都在“牛圈房”出生。在後來的脫貧工作中，原籍整個村子易地搬遷，原址退耕還林，已無人煙。
生活是好了，但落戶問題，三十多年始終未得到解決。
羅家修向南方週末記者展示一份1990年的涼山州政府檔案影印件，檔案顯示落戶問題已被批准：“按國發（1982）148號檔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解決有關農村落戶問題的請示的通知》第六條規定可以落戶。請市政府通知有關部門落實戶口，以利安定團結。”
南方週末記者從中國政府網查閱這份通知，發現檔案所述第六條規定，應為第五條：凡在農村地區定居的自流人口，當地社隊應准予登記落戶。自流人口居住比較集中，已經形成村落的，當地政府應加以管理，納入鄉、社體制。
但涼山州政府1990年的這份批覆內容，並未得到推進落實。
西昌市常住人口七十多萬，其中登記在冊的自主搬遷農民超過十萬，但真正落戶的比率極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村鎮所在編制《西昌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19-2035）》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因而產生：遷入地農村公共服務缺口大、村莊整治壓力大、社會治理隱患多。
“我們很多編制和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是按照戶籍人口來算的，不是按照實際人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下稱“中國體改會”）公眾意見調查部主任馮楚軍解釋，遷出地承載任務變少，遷入地則面臨了兩重壓力：一是財政壓力偏大，二是管理人口偏多。
但他並不認為“自主搬遷”該被當作“問題”，“這是一個時代不同階段會呈現的大的趨勢，是由生產力或者是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體改會受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村鎮所邀請，開展了自主搬遷專題課題研究。
“嚮往美好生活，離開低效率的高山地區，到平原地區來種糧食是好事情，農民進城是好事情，易地搬遷也是好事情，有些問題是由於制度供給不足帶來的，應該倒逼制度改革。”馮楚軍表示，更需要做的是創新制度、尋找出路。
“下山”瓦扎使星默默跟在母親阿洪古寫身邊，不大敢說話，她是前述4個適齡未入學的一年級生之一。
丈夫長期在廣東打工，38歲的阿洪古寫一個人照顧著5個孩子，8歲的兒子瓦扎木叄和6歲的女兒瓦扎使星都留在家裡。大女兒回了原籍地喜德縣讀初二，二女兒在山腳小學讀五年級，3歲的小兒子讀著幼兒園。
夫妻倆供養5個孩子，這是“牛圈房”村民明顯的共性：計劃生育政策外生育，孩子多，教育負擔重，讀幼兒園每年三千至五千元，小學“捐資助校費”動輒過萬。
需要指出的是，國家衛生計生委組建後，多次要求各地禁止將計劃生育與落戶、入學、低保等捆綁。
在曾有11個國家級深度貧困縣的涼山州，落戶難、上學難並不少見。據涼山州自主搬遷農民搬遷幫扶管理調研組2015年初步統計，全州遷入的自主搬遷農民子女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入學率為79.9%，尚有八千餘名適齡兒童沒有入學，一些地方收取跨片區借讀費、擇校費現象等普遍存在，自主搬遷農民子女“讀高價書”及“大班額”現象突出。這是“遷入地農村公共服務缺口大”的直接體現。
入學費用對家長們來說負擔不小。74歲的羅洪阿且住在一棟磚制小平房，昏暗逼仄的屋裡，只有冰箱、電視兩件電器。他主要以種玉米和水稻為生，山地和水田加起來兩畝多，年收入兩三千，“供孩子的學費是很惱火（四川方言，意思是指很困難、麻煩等）了。”
他是喜德縣光明鎮甘哈覺莫村人，老來得子，11歲的大兒子在民辦小學讀三年級，一年四五千元學費，“但是供了大的，小的就供不起了。”7歲的小兒子羅洪子體留在家中，沒能讀上一年級。
教育支出超過家庭全年收入的情況，在“牛圈房”並不稀奇。有的家庭向條件好些的親戚借錢，供孩子讀書。“如果差個三五百，不夠的話，我墊給你，你墊給我。”村民羅洪克作解釋。
當然，他們並非涼山最困難的人。“村長”羅洪爾哈說，“在這個地方買兩畝地、修個房子，起碼都要十幾萬，經濟條件不好的搬不來。”而比他們條件更好的人，也有不少搬進了市裡，解決了落戶問題。
羅洪爾哈隨父母在“牛圈房”長大，他還記得，自己1986年時讀小學一年級，學費60元，小學畢業時上漲到80元，在當時也是筆不小的開支。
從喜德縣搬下山，靠城市再近一些，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村民洛木爾古原本住在喜德縣北山鄉羊朋村，“我們是喜德縣最窮的村，全村基本都是貧困戶。住高山，不通路，讀書的時候，上小學要四小時，回去再要四小時，走路。”
為了下一代，他婚後就定居“牛圈房”，迄今已經20年。孩子在川興鎮焦家小學上學，在兩公里外。
洛木爾古是“牛圈房”中少數無需為教育支付高額成本的人。他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喜德縣脫貧攻堅指揮部辦公室幫助他建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免除了孩子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教科書費與作業本費。此外，寄宿生還能得到政府發放的生活補助。
在“牛圈房”，僅有十幾戶是“建檔立卡貧困戶”。許多比洛木爾古更早搬遷至此的同鄉，早早將戶口遷了出來，無處可落，一些老人丟失了自己的紙質戶籍頁，也沒有電子存檔，成了黑戶。據羅洪爾哈稱，大部分村民戶口仍在原籍，但不願遷返，“我們原來的戶籍所在地，土地沒有了，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但比起周遭村落，“牛圈房”的村民顯現出更鮮明的教育自豪感，幾名受訪者都提到，“牛圈房”的孩子，有四十多個讀了專科以上，讀到大學，甚至個別讀了研究生。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年收入在數千至數萬不等的家庭，願意掏過萬元“捐資助校費”。
四川涼山州西昌市川興鎮“牛圈房”，1983年至今，陸續搬到這裡的高山移民已有三百多戶。（南方週末記者 高伊琛/圖）
“孤例”到了2019年後，“牛圈房”的孩子們無法入讀公立學校了。
這一年，針對自主搬遷戶子女的就學規定是：2015年12月31日前搬來西昌的，原則是“就讀公辦中小學為主”“就近就地入學”，隨遷子女全部納入遷入地義務教育保障範圍，不得收取任何與入學掛鉤的費用。
但在8個重點區域內和亂墾亂建以及2015年12月31日後遷入的，由遷入地鄉（鎮）政府、村委會、村民小組勸導回原籍就讀。8個重點區域包括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飛播林區、森林公園、溼地公園、水利風景區、飲水源保護區、水利工程管護區。
“牛圈房”搬遷戶摸索著新規的執行方式，以為會“就近就地入學”。
2020年9月，家長們操辦著報名事宜。入學前，填寫《西昌市已自主搬遷農戶隨遷子女入學申請表》，由已遷入地鄉、村或組，以及遷入地鎮人民政府負責稽核蓋章。46歲的阿合媽媽拿到了屬地趙家村的村民委員會紅章，卻卡在了川興鎮。繼而，其他要給孩子報名上學的家長也遇到了同樣問題，鎮政府工作人員拒絕蓋章。
“他們的意思是‘牛圈房’屬於水源保護區，在規定的八大區裡，不能入學。”羅洪克作認為水源保護區認定標準並不清晰，他舉例說，河流上游大興鄉的學齡兒童依舊能得到鄉政府蓋章，正常入學。
一份落款為2020年7月27日的《羅洪爾哈等人的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指出，“牛圈房”位於邛海水源地和川興水廠取水點的上游，屬於禁牧區。
南方週末記者以阿洪古寫家朋友的身份到西昌市規範已自主搬遷農戶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報上6歲女孩瓦扎使星的身份證號查詢。根據工作人員介紹，自主搬遷辦曾於2018年對自主搬遷農戶進行專門的資料統計，次年進行了資料補充，“如果不在八大區域，確實在系統裡面的，現在一般我們西昌政府都實行了就近入學，其實這個政策很好。”
被認定為自主搬遷戶的農民能夠享受當地政府的相應政策，得到配套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工作人員在十多萬自主搬遷戶的資料中查找出瓦扎使星的名字，用了將近30秒。Excel表格上顯示存在，確有資料，“這證明她是自搬戶，但自搬戶有很多種情況，很複雜。”
在自主搬遷辦的解釋中，雖然瓦扎使星一家屬於2015年之前搬遷的情況，認可為自搬戶，但住在八大區域的自搬戶被列為搬遷物件，不解決讀書問題。工作人員說，“現在有兩種方法，一是回原籍讀書，二是民辦學校讀書。它是必須要保障的。”
資質主要靠屬地鄉鎮稽核。他補充道，“作為自主搬遷辦，教育不是我們管，教育局要求要有鄉鎮簽署意見，鄉鎮不同意，不符合規定的，不給簽字。這個決定是由鄉鎮來決定的。”
南方週末記者再向西昌教體科局普通教育股諮詢，工作人員同樣指出，由於“牛圈房”農民在八大區域，無法享受這種義務教育，“資源也不可能滿足所有外來人員讀書，我們只能先保證滿足條件的。”
據她介紹，滿足條件者數量並不少，“十幾萬（搬遷戶），每年都有五六千人在這邊讀書，每年新生入學，五千多，還在增長。”反而類似“牛圈房”的情況甚為少見，目前她只聽說過這一例。
川興鎮分管教育的副鎮長熊超，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此事，原因如前所述——“牛圈房”所在地屬於水源保護區，不允許居住，“應該說是要搬遷的”。
熊超指出，川興鎮坐落在邛海東岸，東岸三分之二的湖岸線都屬於該鎮。“我們基本屬於風景名勝區，又是水資源保護區。壓力也很大，他們住了幾十年，我們很想給他們找個好一點的地方，既不影響環保，也不影響孩子讀書，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政策一直都沒有，我們也很頭疼。”
同樣，川興鎮提出的方案是要麼搬回家鄉，接受更好的公立教育，要麼協調入讀民辦學校，但都沒有被接受。
熊超表示了自己的為難——川興鎮是西昌市的教育大鎮，目前本地學校的教學任務已經過載，學位不足。“小學基本上一個年級四個班，一個班坐八十多個孩子。”
“想辦法”“牛圈房”的家長們在這番變數中努力想辦法。
一位獨立撫養孩子的母親咬牙借了兩萬四，將2019年未能入學的孩子送進民辦學校；幾個初中生到原籍地讀書，在學校附近租了房，週末搭乘公交車返家；少數孩子失學，用“村長”的話來說，“他們沒那個能力，經濟條件太差。”
原籍地距離“牛圈房”幾十到上百公里不等，讓孩子回去就讀並非好方法。“小升初孩子都很小，才十一二歲，需要大人照顧，家裡的勞動力又減少一個人，負擔越來越大。”羅洪克作解釋。
“牛圈房”許多人都來自喜德縣。一位喜德縣某鄉政府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遷出地政府亦有責任探察並保障孩子上學問題。自己負責的貧困戶中，曾有未成年人輟學前往廣東打工，領導給他塞了數千元，叮囑他一定把孩子帶回來。
這名工作人員拿出《貧困戶精準幫扶手冊》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有無因貧困而輟學學生”是“兩不愁三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貧困戶脫貧驗收指標中，“沒有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少年輟學的”，認定為義務教育有保障。因此，自主搬遷出去的貧困戶，他也都去遷入地走訪過，瞭解情況，跟進動態。
如今，還沒人來檢視過待學在家的“牛圈房”一年級生。
六歲半的吉色車火家，距離村口最遠，到他家，要穿過大片整齊的田壟、十幾棟土坯屋間的小道，拐幾道彎，再爬到半坡。
2020年12月15日下午，村民挑著水泥和碎石修整小土道，四十餘戶各出了100元作資金，路邊的三十多家額外派了勞動力，負責鋪自家門口的一段。這是“牛圈房”運作的常態，村民共同開荒、建房、耕田、鋪路。
吉色車火家裡，白天通常沒人，兩個讀初中的孩子回了原籍昭覺縣，相隔百公里，四年級的吉色車格在兩公里外讀小學。
南方週末記者來的這天，母親馬日支特意沒出門打工，交談中，吉色車格回家了。還不到下午四點半，許多同學仍在學校上輔導班，每月180元。對這個六口之家來說，支付孩子們上學的成本，負擔已經夠大了。
吉色車格看了看院子裡的成年人，沒有作聲，自顧自地坐在臺階上，掏出一本數學練習冊，做了起來。
他所在的焦家小學離家兩公里，跑著過去要花30分鐘，走路就將近50分鐘。吉色車格每天早上6點起床，跑步上學，放學才搭公交車，單程1.5元。他掏出一張磨白了的學生公交卡，平靜地說道，“兩次都坐的話，沒過一個月（錢）就（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