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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羌漢戰爭加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長期而頻繁的羌漢戰爭不僅使地當邊陲的涼州飽經戰火，連山西的腹心地帶也不能避免。
一、羌人成為東漢的邊患
東漢一朝，羌人逐漸取代匈奴成為東漢王朝最具威脅的邊患。自從光武帝平隴右、收河西之後，較大的羌漢戰爭共有五次。持續不斷的羌漢戰爭幾乎貫穿了東漢一朝，到東漢中後期更是此起彼伏、無有寧日。羌漢戰爭波及到東漢帝國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從自然地理條件來看，秦隴一帶既有適於農耕的黃土高原、綠洲和河間谷地，又夾雜著宜於遊牧的草原地帶，是一個典型的農耕和遊牧文明交融區，歷史上一直存在著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此消彼長的交替過程。
山西地區迫近遊牧民族的地理環境以及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混融的特徵，使得山西文化有著濃厚的戎狄色彩；而山東則是華夏文明的中心地區，有強大的經濟、文化優勢。直到戰國中期，關東諸侯對秦國仍是戎狄。戰國後期，秦國日漸強大，東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獨立區域和山東諸國對峙。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東西的地域觀念基本形成，東西矛盾開始凸顯。秦國最終以銳不可當的氣勢統一了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廷集權的大帝國。似乎不可一世的秦帝國旋即二世而亡，對此當然有許多解釋，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秦王朝低估了統一的帝國內部業已存在的東西差異和矛盾，急於強求一致。
西漢王朝建立以後，東西矛盾依然存在。由於西漢帝國定都長安，客觀上必須重視山西地區;而山東人士則可憑藉其雄厚的經濟、文化優勢，透過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徑參與到朝廷政權中來;山東、山西兩者之間政治重心功能和經濟重心功能的分化，也使得帝國東西兩大部分有很強的互補性、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正是由於西漢帝國東西之間有著頻繁的良性互動和全方位的對流、保持著一種巧妙的均勢，才使得東西矛盾得到較好的協調，矛盾雙方能夠凝聚在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下，不至於發展到水火不相容、嚴重對立的程度。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才使得西漢帝國血脈周流，保持了相當的生命活力和發展張力，最終在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空前強大的西漢帝國。
二、匈奴不再構成東漢的威脅
東漢帝國定都地處山東的洛陽，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雖然三輔地區由於歷史的慣性，在東漢初期仍保持了相當的政治、文化優勢和繁榮，但這畢竟已屬於落日的輝煌。直到幾十年後的章帝初年，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此時山東、山西地位此消彼長的趨勢已經難以改變了。涼州地區的軍事戰略地位同西漢相比也有所下降，這一變化和匈奴威脅的減弱以及西域戰略重要性的下降密切相關。
自西漢武帝通西域以來，漢廷對西域的行動均和解決匈奴問題聯絡在一起。東漢初，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歸漢，匈奴勢力對東漢帝國周邊的威脅大大降低。但北匈奴的存在和侵擾仍使東漢帝國不得不重視西域的戰略地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針對北匈奴的不斷侵擾，耿秉所指出的那樣:
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
很明顯，要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就必須控制西域，而要控制西域又必須牢牢控制通往西域孔道的涼州。在這種戰略態勢下，東漢初朝廷對涼州的戰略地位和軍事價值還是相當關注的。隨著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擾兩漢的匈奴問題大大緩解，匈奴已不再構成東漢帝國的致命威脅。東漢帝國周邊戰略格局的這種重大變化，自然導致了西域戰略地位的下降。
三、董卓之亂的導火索
東漢一朝對西域的經營，遠不如西漢那麼賣力;對西域的控制也是時斷時續，很不鞏固。這固然有東漢國力下降的因素，但也是西域戰略地位下降使然。西域戰略地位下降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東漢朝廷對涼州的重視程度相對降低正是因為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朝廷對涼州的重視程度相對減弱，才會在第二次羌漢戰爭初起時，東漢朝廷棄守涼州之議甚囂塵上。
東漢在 棄 保之間搖擺不定，很大程度上因為朝廷這種徘徊不定的態度，再加上涼州“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和涼州的地方利益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以至於原本起事時人數不多，武器裝備非常簡陋，軍事、政治意圖混亂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終造成“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巢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周千里，野無孑遺”，軍費耗資達240餘億，連綿12載之久的巨大災難。
在這次羌漢戰爭中，東漢雖然由於要確保三輔安全和防止涼州地方勢力坐大等原因，沒有采納放棄涼州的建議，但實際上還是選擇了部分放棄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這種部分放棄的收縮政策大大損害了涼州士民的切身利益。舉家遷徙他鄉對涼州百姓來說，不僅意味著心理和日常生活的不習慣，而且會直接帶來經濟利益的巨大損失。
所以在下詔內徙後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漢陽郡百姓杜琦、杜季貢、王信等率眾起義，對抗東漢政府，投向羌人一邊。這樣一來，羌漢戰爭已不單純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戰爭。東漢帝國的內部衝突深深捲入到羌漢戰爭中來，使局勢更為複雜，平定羌患問題變得更為棘手、困難。東漢的收縮政策和在羌漢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涼州地方利益的漠視，引起了涼州地方勢力的強烈不滿。可以說正是東漢帝國內部東西矛盾的存在、東西地位的升降以及與此相關的收縮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難度，成為羌漢戰爭長期延續的一大主要原因。
反過來，羌漢戰爭又必將加劇東漢帝國的東西矛盾。長期而頻繁的羌漢戰爭不僅使地當邊陲的涼州飽經戰火，連山西的腹心地帶也不能避免。由於戰亂，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遠避他鄉，導致這一地區人口數量急劇下降。東漢的總人口在經歷了殤、安、順、衝、質諸帝時期的停滯不前之後，到桓帝永壽二年又恢復並超過了和帝末的紀錄。但廣大的山西地區，由於羌漢戰爭持續不斷，局勢仍很嚴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環境，所以人口恢復乏力。可見羌漢戰爭對山西地區破壞之大。戰亂本已使很多山西官僚世家遭受重創，逐漸敗落。而自和帝以來，東漢又規定郡國察舉以人口多寡為標準，這一改革看似公平，實際使人口最稠密的山東地區在入仕機會上佔有了更大的優勢。
山西人口的大量減少，直接後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機會的降低。山西官僚世家的沒落以及山西人士入仕機會的減少，都使東漢帝國的朝廷政權中能夠代表和維護山西利益的政治勢力大降。山西的政治影響力在立足於關東本位的東漢帝國大大減弱了，山西勢力似乎再也無力向關東獨尊的政治格局挑戰。人口的減少使山西地區人口密度大降，連一向人口稠密的三輔，在東漢中後期也成了人們眼中的曠土。
一方面是山西地區漢族人口下降、地廣人稀，另一方面被東漢奉為國策的內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涼州各郡乃至三輔地區的羌胡人口比例大為提高。山西地區漢人和羌人等少數民族之間這種人口數量上此消彼長的趨勢以及分佈區域上雜居並處的格局，為山西地區特別是涼州一帶的漢人羌胡化提供了適宜的土壤。我們知道在胡漢雜居的客觀情況下，是否蠻夷化及其程度深淺還和漢族居民的文化素質有很大關係。
涼州居民整體的文化素質也比較低，這和涼州居民的來源有很大關係。自漢武帝開邊以來，西漢政府大量移民西北，這些移民多為底層平民或罪犯，文化素質較低。而東漢一朝弛刑徒徙邊已成定製，文化素質低下的廣大涼州居民在羌漢雜處的環境下更易於沾染羌胡之風，山西地區的蠻夷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事實，這點從現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證。這些變化使得本來就忘戰已久的山東人士更加疏遠戰陣之事，與山西的隔膜日增。
東漢帝國內部東西之間越來越形成兩個社會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區域。山西地區地位的下降，社會文化的蠻夷化傾向，高尚武力、寡於學術的民風都讓山東人士產生了輕視山西、視其為化外的心理。東西之間隔閡日深，東西矛盾以羌漢戰爭為催化劑日趨激化，最終到全面對立的程度。正是基於這種東西矛盾的發展，山西地方勢力對以山東為根本的朝廷政權離心力日增。涼州漢人越來越深地捲入羌亂，最後與羌人合流，共同對抗東漢。東西矛盾對立發展到高潮，終於釀成了對東漢朝廷皇權造成致命打擊、對關東地區造成嚴重破壞的董卓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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