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3年6月初，巴比倫城傳來訊息，亞歷山大大帝病了。遠征路途漫漫，大帝一次豪飲後染上瘧疾風寒，倒在營帳中。本以為無大礙，不料病發10天后就死了。
橫跨歐亞非的馬其頓大帝國，突然失去主人。
亞歷山大死前沒有指定繼承人，他的將領們隨即陷入混戰。這場大戰一直打到公元前301年才大局初定。帝國四分五裂：托勒密佔了埃及，塞琉古得到馬其頓本土外的亞洲部分，安提柯短暫統治小亞細亞，另外還形成了其他一些希臘化小王國。
生於亂世的王子少有野心，他崇拜亞歷山大，夢想在地中海建立一個大帝國。雖然早年動盪，12歲即位後一度遭貴族驅逐，但流落埃及時，他成為托勒密國王女婿，在岳父支援下奪回伊庇魯斯王位，逐漸壯大。
醉心於帝國夢的皮洛士養兵、結盟，試探性地瓜分馬其頓本土部分領土，但這根本滿足不了他的胃口。亞歷山大死後的地中海世界，大格局已落定，只剩義大利半島還沒形成強大王國，精明的皮洛士把目光投向那裡。
這時，亞平寧半島北邊的羅馬剛從王政時代過渡到共和國時期，將強未強。它的崛起引起南部希臘各小城邦的憂懼，一些城邦聯合起來對抗羅馬，但仍不是對手。
公元前281年，南部城邦塔林敦與羅馬共和國開戰。眼見周邊小城邦指望不上，塔林敦人遣使者到希臘半島求援，這正中伊庇魯斯國王下懷。
趁著塔林敦人求援進兵，打敗羅馬，接著再征服整個義大利和西西里島，帝國大業可成。伺機多年的皮洛士毫不遲疑，興沖沖地親率大軍橫跨亞得里亞海。
迦太基名將漢尼拔說，古典時代著名軍事將領中，亞歷山大大帝排第一，皮洛士就是第二。對戰羅馬，證明漢尼拔所言非虛。
遠征義大利的頭兩年，先是在赫拉克利亞，後又在阿斯庫路姆，皮洛士指揮大軍與羅馬兩次大會戰。他在正面擺出所向披靡的馬其頓方陣，兩個側翼依靠戰象協助進攻，同時又巧妙利用地形優勢，兩次都大敗羅馬軍團。
兩場大戰，羅馬損失慘重，傷亡13000多人。而皮洛士雖獲勝，也折損萬人，處境好不到哪去。
關鍵是，羅馬是本地作戰，損兵折將後能迅速補充，背後還有可靠的拉丁友邦支援。皮洛士軍則是海外作戰，打一點少一點，原本他也指望塔林敦和其他希臘盟邦支援，但生死關頭才發現，這些盟邦謊話連篇，根本靠不上。
加上皮洛士本人又很驕橫，懷揣大帝國夢，不尊重當地風俗，還常干涉希臘諸城邦內政，很快引起盟邦不滿。
情勢如此不妙，無怪乎在阿斯庫路姆之戰後，有人向皮洛士道賀，他卻傷心地說，“再來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們就完了。”
兩難之際，公元前275年，西西里島的敘拉古等城邦派來使者，請他幫忙攻打北非的迦太基人。皮洛士順坡下驢，黯然離開義大利，來時兵卒所剩無幾。
美國人的記憶
從2000多年前皮洛士東征義大利落敗開始，“皮洛士式勝利”就成了一個諺語。
挑起衝突或戰爭，雖然獲勝但卻付出高昂代價，得不償失，甚至因此觸發自我毀滅的按鈕。這種博弈模式，不少國際政治大師都曾提出警告。
在冷兵器和常規武器時代尚且不可取，到了1945年世界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試爆成功，大國博弈中新增了核威懾的因素後，皮洛士式勝利更成了禁忌。
這時，它的代價已不能用“高昂”形容，而可能是任何一方都無法承受的滅頂之災。
同時它也證明，即便強大如美蘇，即便雙方都如此渴望獲勝，也都忌憚一場皮洛士式勝利的恐怖後果。
那場危機的過程，大家都知道了。1961年4月豬灣事件後，美古關係急劇惡化，困境中的卡斯特羅求援蘇聯。當時美蘇對抗處於高潮，美國在義大利和土耳其部下彈道導彈，蘇聯重要工業中心都處在美國核彈、戰略轟炸機的火力覆蓋下。
為了扳回一局，蘇聯正想在拉美尋找一個立足點，古巴求援讓赫魯曉夫求之不得。
很像2000多年前的皮洛士，赫魯曉夫沒有太多遲疑，迅速制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計劃，並得到蘇聯政府批准。
1962年7月下旬開始，數十枚導彈和幾十架飛機在拆卸和偽裝後，陸續運抵古巴。每枚導彈都攜帶了威力比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大二三十倍的核彈頭。
不到一個月後，美國就發現了疑似蘇聯設在古巴的導彈發射基地。10月中旬一個萬里無雲的清晨，兩架美國U2偵察機飛越古巴西部，拍下大量照片。美國鑑定專家很快認出一座發射臺，一枚中程彈道導彈，並確信上面有核彈頭。
美國總統肯尼迪大怒。在此之前，蘇聯政府已多次否認在古巴部署進攻性武器。顯然，赫魯曉夫欺騙了他。
蘇聯在美國咫尺之遙的地方採取如此輕率冒險的行動，這讓肯尼迪如芒刺在背，除了猛烈回擊別無選擇，否則將會激起國內民眾不信任，國際形象也會受損。
這時，托馬斯·謝林和他所在的危機顧問團隊，向總統提出了一個基於戰略威懾理論的政策建議。
這個謝林，就是2005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謝林。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走上歧路”的經濟學家。早年長期在美國防部、參聯會和蘭德公司服務和任職的經歷，使他一直基於經濟學的博弈論，研究戰略衝突問題。
在一條筆直的大道上，兩輛汽車從兩頭出發，以飛快的速度相向而行。兩輛車的司機都不希望相撞以至車毀人亡，但兩人又都不願首先避讓，變成“膽小鬼”。
有趣的是，在這種“膽小鬼博弈（chicken game）”中，雖然總是情勢危急，但兩車相撞車毀人亡的悲劇很少發生。
原因在於，總有一輛車的司機會讓對方明白，“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避讓”。當他把油門踩到底，根本無法再剎車時，對方往往在最後關頭選擇讓步。
謝林的理論中有三個核心概念。一是聚點（focal point）,即兩輛車的司機對車毀人亡這個悲慘結局存在共同認知，也都力求避免。
二是可信威懾。當其中一輛車加足馬力、擺出退無可退的架勢，而對面司機也察覺到了，這種加速就成了具有高可信度的威懾。
三是最後機會。另一輛車察覺到可信威懾而又不想同歸於盡，往往就會在最後時刻選擇退讓。就算落得“膽小鬼”的名聲，也比沒命了強。
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托馬斯·謝林就是按照這套威懾理論，向總統肯尼迪獻策。
雙方雖然都想獲勝，但對直接開戰甚至動用核武都極審慎。兩個核大國一旦打起來，即便一方贏了，那也將是一場毀滅性的皮洛士式勝利。在這點上，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高度一致。
有了聚點，美國要做的猛烈回擊，就是祭出高強度的可信威懾。要讓蘇聯人和全世界都知道，除非蘇聯撤走導彈，否則美國將不惜發動核戰。
大體遵循這個邏輯，10月22日晚，肯尼迪對外發表講話，通告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彈的事實，宣佈武裝封鎖古巴。
一開始，美國的強硬讓赫魯曉夫吃驚，但他決定以硬對硬、以快致勝，加速向古巴運送導彈和轟炸機。
美國隨即加大威懾力度。24日，在68個空軍中隊和8艘航母護衛下，美國的龐大艦隊出動了，多達90艘戰艦從佛羅里達到波多黎各密麻分佈，形成一條弧線，封鎖古巴海域。
同時，美國導彈部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導彈在發射臺上候命。在佛羅里達和鄰近各州，美國集結了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登陸部隊，世界其他地區的美軍基地也都進入戒備狀態。
擺明了，美國要讓蘇聯知道，它已把油門踩到底，準備好打一場全球性核大戰了。
接下來的局面，就分毫不差地按照謝林的理論邏輯發展下去了。美國發出的可信威懾，為它迎來“最後機會”：蘇聯人察覺到了，最終選擇退卻。
10月28日，莫斯科電臺播出赫魯曉夫寫給肯尼迪的信。“為了給渴望和平的各國人民以保證，”蘇聯停止古巴在建基地施工，拆除導彈打包運回蘇聯。
信中沒再要求美國撤走設在土耳其的導彈。雖然後來美國確實根據私下協議悄悄撤走導彈，但蘇聯和赫魯曉夫已經輸光了面子。
一場劍拔弩張的危機就此結束。而結束這場危機的，不是肯尼迪，也不是赫魯曉夫，而是在熱核時代，美蘇對一種皮洛士式勝利的共同恐懼。
歷史會重演嗎
加勒比海恢復平靜半個多世紀，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贏得冷戰的美國，如今轉身來到更廣闊的太平洋,攪動風浪。
白宮副統領一場演講，被認為是“集近年來美國反華聲調之大成”，釋放出濃烈的敵對味道，很多人不由想起1946年那場揭開冷戰序幕的“鐵幕演說”。
美國新保守派們可能在想：只要把當年對付蘇聯的那套拳腳再打一遍，中國也會繳械。
他們的算盤可能是這樣的：首先，中美存在使戰略威懾理論起效的前提要素：聚點。
就算中美關係墮入“凜冬”，雙方仍會堅守不爆發全面戰爭的決策紅線。中國顯然沒有升級衝突的意願，而美國新保守派再“瘋”，也還知道中美一旦正面相撞，不僅雙方會有車毀人亡之虞，整個世界也都難以承受。
有了這個共識基礎，美國新保守派認為他們要做的，就是對華無限加大可信威懾，最終像當年對付蘇聯那樣，贏得最後機會，逼迫中國退讓。
它試圖向中國和全世界釋放一種強烈訊號，即美方已把油門踩到底，無路可退。
美國接受的結果只有兩種：一是中國不戰而降，無條件接受美方要求；二是打到中國投降，最後中國還是得接受美方條件，而到那時就是羞辱性條款了。
當然，理論上還存在第三種可能，就是開打後美國敗了。但自信的美國精英們認為，這種可能永遠只是理論上的，不會成為現實。
在這個基礎上，美國新保守派相信，只要他們再強硬一點，再堅持一下，最後機會就將到來。
美國新保守派們如意算盤扒拉地山響，但他們忽略了一些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50多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是挑起事端的一方，美國是被動反應一方。蘇聯突如其來的皮洛士式進攻，確實讓肯尼迪無路可退，只能反擊。
半世紀後的今天，美國已經角色互換，是它主動對中國挑起戰端，現在換成中國無路可退，只能反擊了。
美國不再是50年前的美國，中國更不是彼時的蘇聯。
美國面臨更多國內問題，在經貿問題上對華髮難的自傷效應正逐漸在美國內體現出來。蘇聯當時體制僵化，沒靈活性，但現在的中國既有靈活性又有組織性，另外還積累了更豐富的對美外交經驗，在世界範圍內有更多夥伴和朋友。
50多年前古巴導彈危機，霸權爭奪中的赫魯曉夫貿然向古巴部署核彈，想在冷戰中小勝美國一盤，不料在危機中遭反殺。在古巴遭受的屈辱，成為他兩年後倒臺的一個原因。
如今，美國新保守派們為維護帝國霸業心焦，他們鎖定中國這個“戰略競爭對手”，發起皮洛士式攻擊。
只是，他們真的確定自己能贏嗎？畢竟，大歷史中總有一些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