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人語言學博士：選擇不說話，也會很快樂

來源標題：可不可以不說話

鄭璇是勵志人生的模板。

她兩歲失去聽力，經過漫長的口語康復訓練，考入武漢大學。碩士畢業後，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中國首位聾人語言學博士，在大學任教。

在聾人的世界裡，努力去用口語實現交流，是多數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狀態。相較之下，手語被戴上了恥感的帽子。看到鄭璇，很多家長有了信心，“我的孩子也許一樣可以能說會道，上大學。”

但鄭璇卻並不想成為家長們追捧的“康復明星”。

漫長的口語康復訓練中，她經歷了太多孤獨與艱難。在聾人和聽人（注：聾人對健全人的稱呼）世界之間，鄭璇遭遇了身份認同危機，兩個群體一度都把她視作“異類”。

成年之後，一直小心翼翼使用口語，“躲在”正常人世界裡無比壓抑的鄭璇，重新做出了選擇，她開始“放下”口語，學習手語，也真正找回了自己。

“手語是一種可能性。我們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選擇，我們擁有選擇不說話的權利，哪一種選擇都不是錯誤的。”

努力靠近正常人

每年，都有很多家長來找鄭璇，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複製那個“努力靠近正常人”的故事。

鄭璇一度把失聰歸咎為兩歲時錯用了藥物，後來才知道，自己本就攜帶致聾基因，患有“大前庭導水管綜合症”。多年來，她的聽力不斷下降，目前已跌至100和120分貝。但比起先天聾兒，她依然是幸運的，失聰時積累了一點口語基礎，屬於語後聾，這是實現更好康復訓練的前提。

家人盡最大可能讓鄭璇回到“正常世界”。為了方便她跟讀兒歌，買了雙卡收音機，在上世紀80年代，那是一件奢侈品；外婆為照顧她，提早退休，在海軍服役的父親放棄提幹轉業回了家；在她3歲時，家裡又託人到香港買了幾百塊的盒式助聽器。他們以鄭璇為中心，從“a、o、e”開始，一點點把知識“吼”到了她的世界。

坐在小板凳上，無數次重複發音，這是鄭璇對童年最深刻的記憶。父母口型誇張地靠近她耳邊大喊，她記得氣流噴到臉上不舒服的感覺。一個詞一個詞重複，偶爾淘氣一次，說話聲音忽大忽小逗大人玩，那個詞她就要讀上百遍、千遍。

“那是很煩躁的記憶，感覺像在訓練鸚鵡。”Z、C、S的發音她學了大半年時間。媽媽原本靦腆、害羞，在撫養她的過程當中，逐漸變成了講話聲音特別大的人。

從小學開始，鄭璇一直就讀於普通學校，努力讓自己“更像正常人”。她儘可能依靠助聽器聽，聽不清楚就模仿，她時刻睜大眼睛觀察身邊的人。小學老師開玩笑說，鄭璇聽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自己，恨不得把她吃掉。

剛上一年級時，鄭璇經常不知道老師讓做什麼。在數學課上，看見同桌拿出一捆小棒，她也默默從書包裡拿出來，配合老師的板書猜出來是要算數。“當時我太小，助聽器沒聲音了，聽不清楚了，都不知道怎麼去表達。”

音樂老師教大家唱歌，她完全不明白，只好學著別人亂動嘴巴。回到家，她模仿歌詞的發音問爸爸：“‘抱我’到底是什麼？”這才知道完整的歌詞應該是國歌裡的“冒著敵人的炮火”。

很多時候，她都在忍，裝作聽懂了一樣。她盡全力消化落到自己身上的各種困難，讓自己看起來像其他人一樣好、一樣完美。高考前最後一次模擬考試，她考了全區第一。

但“靠近正常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室的黑板上常寫著“聾子”兩個字；門框上放著掃把等著她推門；助聽器也被搶走過……高中的時候，一個學期三個同桌要求和她分開。她性子悶，不喜歡講話，喜歡筆談，同學大多覺得靠寫字交流太麻煩。

從隱匿到接納

現在的鄭璇泰然了許多，和人見面，她不避諱自己聾人的身份。第一次見面時，總會提醒對方要站在她的左邊，因為只有左耳還殘留著一點高頻段的聽力。如果是在餐廳這樣的公共場合，嘈雜的環境影響助聽器的功效，她也會側過臉示意，讓對方再重複一遍說過的話。

這是一個從隱匿到接納的過程。

上大學之前，鄭璇從沒接觸過聾人同伴。她按部就班地讓自己躲在“正常人”的世界裡，總帶著個隨身聽，隨時錄音、糾正、重複，希望自己的聲音和別人沒什麼區別。她的語音、語調越來越自然，但直到考上了只招收25個人的武漢大學國家人文科學實驗班，她依然在努力融入，也依舊自卑。

室友是校電視臺的主持人、辯論隊的辯手，鄭璇羨慕人家能說會道，形象好，還有男朋友。室友為她介紹了外校的男生，見面時，她不敢開口。為了避免尷尬，室友一直活躍氣氛，男生喜歡上了她的室友。“那時候，情緒特別不好，極度自卑，甚至會把水整個澆到自己的頭上，幾次想過退學。”

鄭璇試著拯救自己，在“聾人線上”論壇上認識了第一個聾人朋友。他們在武漢大學門口的草地約見，她跟著對方學習手語，第一次不用努力開口說話。他們用手機打字，加上表情、動作，依然可以拼湊出對方的意思。學了什麼她已經忘記，那一個小時的快樂是之前的人生中少有的，她看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這之前，鄭璇經常因為沒聽清楚別人的話感到抱歉，覺得丟臉。“認識他以後，我第一次明白，聽不到不是我的錯。我們是聾人，本來就是這樣。”

聾人朋友介紹鄭璇加入了湖北省殘疾人藝術團，她認識了更多聾人，也瞭解了聾人世界的“規則”，這是一個讓鄭璇親切、好奇的圈子，但被“邊緣”的感覺依然跟著她。

她曾經因為在網上的一句評論引來了非議，鄭璇當時寫道：“只要我們聾人足夠努力、足夠優秀，也可以找到健全人作為終身伴侶。”她沒有意識到這話的意思是在說聾人不比聽人。別人指出來，她才發現成長在聽人環境中的自己思維一時很難改變。

在殘疾人藝術團排練時，她一度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聾人開始對她很熱情，後來突然變得冷淡。後來才知道，有一次，聾人指揮老師用手語跟大家說事情的時候，她轉頭和正好進門的聽人老師打了招呼，視線移開，忽略了手語，“他們覺得我不想跟聾人交流。”

回到“聽人”的世界，鄭璇也覺得不適應。導師讓她在本科生的課上講講自己的論文，她不想上臺，開口講話都變得艱難。即使別人說她發音很好，她還是會留意每一句話，一個音發得不完美，就會很痛苦。

在兩個圈子間的矛盾與掙扎一度體現在身體上，鄭璇大病一場，請假回家休息了幾個月，才回到學校。

與一個美國學弟的偶然一次交流讓鄭璇從困頓中走了出來。學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手語很好。“Identitycrisis”，鄭璇第一次聽到了“身份認同”這個概念，“他告訴我很多聾人在成長過程當中都會經歷這樣一個時期。我當時好像就豁然開朗了。原來這是一個文化現象，不是我一個人會碰到的。”

在這之前，鄭璇一直覺得自己是那個潛藏在聽人中間的異類，長期壓抑的日子讓她厭倦。她問自己，“我可不可以完全放棄聽人的身份，接納作為聾人的自我？”她給導師寫了一封郵件：我可不可以不說話，用手語表達。導師回覆：當然可以，你可以選擇你覺得舒服的生活方式。現在回想起來，她說那是心裡的一道坎，只有徹底“放下”口語，手語才會精進，才能真正體會無聲世界的感覺。

選擇不說話，也會很快樂

博士畢業以後，她到重慶師範大學任教，除了帶課之外，還擔任近80個聾生的班主任。當鄭璇終於完成了自我重新認知後，她遇到越來越多前來諮詢的聾生家長，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複鄭璇曾經走過的那條路——變得口齒清晰、能說會道。

聽力障礙已經成為我國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其中0-6歲兒童超過80萬人，且每年新增3萬聾兒。鄭璇說，目前，聾兒家長往往只能從醫生那裡得到建議：“送康復中心吧。”“去做人工耳蝸吧。”他們沒有機會見到各種各樣的成年聾人，瞭解更多聾人的成長故事。他們不知道其實手語也是一門語言，學會手語同樣可以實現溝通。

口語康復一旦因為某種原因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就會導致聾孩子的第一語言遲遲無法建立，認知、智力和社會性落後於常人。鄭璇不想成為家長們追捧的“康復明星”，這條路有太多坎坷，成功又取決於很多因素。她自己的口語康復有諸多前提——有殘餘聽力，及早使用了助聽器，父母幾乎犧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雖然現在的康復技術有所提升，但也不是百分百可以複製的。”

“你猜這是什麼意思？”鄭璇左手比劃著數字六，右手食指和中指並在一起，放在六的中間輕輕划動。她解釋，在手語裡，六的手勢代表“人”，伸出劍指是“刀”。刀在人身上切割，就是做手術的意思。在一家縈繞著重慶人高亮聲音的餐廳裡，鄭璇不斷變換手勢，打出了從地名到情感，各種不同的表達，“在這種環境中，如果我們都會手語，就不用大家一起扯著嗓子喊，對不對？”

這是鄭璇的美好願景，但在現實中，手語依然被一些人與“恥感”畫上等號。儘管手語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有了六十年曆史。

在鄭璇接觸的一些家長中，許多人恥於讓孩子打手語，而是讓孩子年復一年完成枯燥的口語訓練，唯一的目標就是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正常人”，有的“上岸”了，有的明明看不到效果，還不甘心地堅持著。

在重慶聾啞學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周訓洪記得，曾有家長直接找到學校，不讓教孩子手語。

這所學校唯一的聾人老師雷鳴，則是在孩子時就被手語折服，“手語很美，它是有靈魂的。家裡面要求我說口語，但在說的過程中一直受挫，我就想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學手語後，雷鳴覺得自己到了新世界。她覺得不用逼著自己開口說話就很快樂。

鄭璇說手語本質上就是一種視覺語言，更直觀、形象，簡潔。她希望更多人認識手語，並不代表她排斥口語。“如果能學會口語當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學起來很困難，或者不具備學習條件，那也不用逼自己。即使口語康復得很好，同時學習手語，多掌握一門語言，多一種溝通方式，又有什麼關係呢？”

手語是一種可能性，聾孩子的家長應該知道人生還有另外的選擇，不獨有口語一條路。鄭璇的觀點是，在聾人孩子還沒有選擇能力的時候，儘可能地讓他多接觸各種語言，把每條道路都指給家長看，“雙語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常常表現出特別的優勢。長大讓他們自己做決定，哪種選擇都沒有錯。”

不說話，然後呢？

鄭璇把重拾手語視作找回自己的那把“鑰匙”，但即使在聾人群體內部，對於這樣的方式也存在分歧。

聾人群體構成多元，包括手語使用者（以手語為第一語言的人）、口語使用者（以口語為第一語言的人），還有就是像鄭璇這樣同時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她因此總會陷入兩難的境地。手語使用者和口語使用者互不認可，兩者之間的分歧是聾人群體間長久存在的問題。

會說話的聾人不認同手語，認為只要有一絲的可能學會口語，就必須要牢牢抓住它，讓自己回到“正常”，手語能不學就不學。但對於手語使用者來說，他們認為作為聾人，手語就是群體的標誌，“這是一種身份象徵。”

鄭璇想要找到那個平衡，但發現往下走很難。雙方的問題她都明白，“用手語的人為什麼會對用口語的人不滿？他們作為語言的少數群體，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即使是手語翻譯有時也不能準確傳遞他們的意圖。表達需求長期被壓抑，他總會爆發。而對於口語使用者來說，說話意味著能靠近主流的聽人世界，會有很多便利。而這種機會是手語使用者即使很有能力也往往無法獲得的。”

即使選擇不說話，這之後的路怎麼搭建，也並不容易。

前幾年，市面上流傳最廣的手語工具書是《中國手語（上下修訂版）》，由中國聾人協會在2003年編寫，俗稱“黃皮書”，兩本書總共只有5600多個詞。鄭璇說，書的實用性不高，聾人群體其實並不認可。“有很多詞，人為設計的痕跡很明顯，離聾人的語言太遠。其實就像小時候學英語，我們學的是ChineseEnglish。”

相較之下，聾人間所通用的手語，語法順序不同，詞彙量也更豐富，而形成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中國第一所聾人學校的創辦。而且各地的手語也有方言，武漢手語、重慶手語、上海手語都有詞彙上的差異。

聾人群體的手語大多是從生活與人際交往中逐漸習得的。鄭璇也是來重慶以後，到聾人群體中做田野調查時，才知道當地的“朝天門”、“校場口”用手語怎麼表達，也第一次發現老人的手語和年輕人有極大的詞彙差異。“有很多地道手語的打法都要一點一點從社會上採集回來，再進一步去研究，其實還沒有被系統的挖掘出來。”

2018年5月，《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釋出。這本書的編制過程中，聾人有了更多的參與，但鄭璇說，許多常用的詞語仍然沒有收錄，書中的某些打法在聾人群眾中也還存在爭議。

另外一些必備的條件也有待解決。在重慶聾校，雷鳴仍然是唯一一位聾人老師，大部分聽人老師都是在來到聾校以後才開始學手語。學校也想招聘更多的聾人老師，但編制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因為編制意味著要有教師資格證，考資格證包括普通話考試，這對於聾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雖然現在政策有所鬆動，以手語測試替代普通話成績，但實際操作依然很難推進，雷鳴在重慶聾校工作十年，該考的試都過了，但幾次申報教師資格證都失敗，至今依然是編制外人員。

2020年，鄭璇有了新的開始。北京師範大學特教系聾教育方向一位老師退休，他們向鄭璇發出了邀請。調任北京後，鄭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手語和聽障教育。過去幾年，鄭璇一直很忙，到北京，讓她有了更多時間專注科研。她也相信這或許是一個可以做出更多改變的機會，為那些“選擇不說話”的聾人和他們的家庭，找到一條更寬闊、更平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