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1年英國的林肯戰役，英格蘭國王斯蒂芬帶領他的下馬騎士與敵軍徒步作戰。斯蒂芬揮舞著一把戰斧，不久這把斧子砍斷了，國王換上了他的寶劍，繼續戰鬥，寶劍很快也砍斷了。最後，敵軍的一個騎士俘虜了國王。
1176年，義大利北部的萊尼亞諾附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帝國騎兵正與義大利倫巴第聯盟的步兵浴血奮戰，這時兩隊騎兵從後方突破了帝國軍陣線，殲滅了腓特烈的護衛隊，皇帝本人也摔下馬，身負重傷。
1213年，法國圖盧茲附近的米雷，西班牙阿拉貢王國的國王佩德羅二世縱馬至隊伍前沿，他脫下王室甲冑，穿上了普通士兵的簡樸盔甲。然而敵軍的第一騎兵中隊發起衝鋒時，阿拉貢的騎士不堪一擊，佩德羅摔落馬下，他大喊著”我是國王“，依然被殺死。
上述戰役中的國王、皇帝都身先士卒、英勇戰鬥，或者至少處於軍隊大陣中 ，而非後方安全的指揮地點，但顯而易見，國王、皇帝所在的一方都輸掉了戰役。實際上，西歐中世紀的戰爭中，無論國王還是貴族，都會與手下騎士同仇敵愾、並肩戰鬥，少有例外。
作為最高指揮官，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投入戰鬥值得嗎？領袖身先士卒，固然能激勵士氣，尤其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可一旦投入到戰鬥，他們對所在戰鬥地點以外的己方部隊就難有影響，從而失去了對整場戰役的駕馭。更何況如果國王皇帝被俘、陣亡，將帶來無可彌補的巨大政治損失，本文後面會具體分析 。
萊尼亞諾戰役，神聖羅馬帝國之所以大敗，原因之一就是深陷區域性戰鬥中的腓特烈一世，不能從全域性高度把握戰役，沒有和己方步兵保持聯絡，沒能發現從後方襲來的義大利騎兵。
古典時代的指揮官怎麼做？
不只是中世紀的指揮官才上陣搏殺，古典時代也不乏同類。亞歷山大遠征的歷次戰役中，都親率部隊作戰。戰場上，對變化做出的有效反應主要來自他手下將軍的主動性，而不是靠亞歷山大的全域性指揮。當然，亞歷山大作為歐洲戰爭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在軍事戰術戰略的諸多領域都有卓絕的創造性實踐，本文並不否定這個事實。
亞歷山大之後的另一個天才漢尼拔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經典的坎尼戰役中，漢尼拔沒有直接參戰，他所處的位置能縱覽全域性。漢尼拔還掌握了一支可以隨時支配的預備隊，最終靠這支預備隊完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包圍。戰前建立一支預備隊，會為指揮官影響戰鬥結果提供一種確有保障的資源。此後，打敗了漢尼拔的西庇阿以及凱撒都都使用了預備隊。
在羅馬內戰決定性的法薩盧斯戰役中，龐培左路的騎兵驅趕走了凱撒的右路騎兵之後，轉身攻擊愷撒中軍暴露的翼側。這時，凱撒事先部署在中軍翼側後面的重灌步兵預備隊，極其猛烈地進攻毫無準備的龐培騎兵，後者逃離戰場。預備隊的致命一擊，扭轉了法薩盧斯戰役的戰局，為凱撒最終取勝奠定了基礎。
指揮官不參加戰鬥，位於能指揮戰役的地點以及提前建立預備隊並在關鍵時刻運用之，這兩點是古代軍事戰術史上一次重要的進步。然而中世紀西歐的大多數指揮官沒有繼承這種做法，他們魯莽地發起騎兵衝鋒，親自投入戰鬥，忘記了指揮官最重要的職責，雖然時不時也會有少量預備隊，但並不能有效地運用，更不用說他們往往嚴重忽視步兵的價值。
從純粹的戰術與指揮角度看，中世紀西歐為什麼退化了？這要從中世紀的政治分權角度談起。
地方分權、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
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後，歐洲中西部分佈著蠻族建立起來的繼承國。這些王國理論上對其領土擁有“主權”，比如法蘭西王國（前身是西法蘭克王國），神聖羅馬帝國（前身是東法蘭克王國），以及其後的英格蘭等國。然而國王、皇帝的實力與地盤未必比其封臣（公爵、伯爵等）強大，他們對後者缺乏足夠的權威。
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由數百個附屬政治實體組成，包括公國、侯國、宗教及貴族領地、自由城市等，以倫巴第地區為核心的義大利東北部的獨立性尤其突出。與東方中央集權國家的皇帝相比，神羅皇帝對帝國的控制就是小巫見大巫。
上述的萊尼亞諾戰役之前，腓特烈一世向他的封臣薩克森公爵、巴伐利亞公爵“獅子”亨利尋求援兵，慘遭後者拒絕。
卡佩王朝早期，法國國王僅能控制巴黎周邊被稱作“法蘭西島”的地方，國王的封臣諾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等擁有的領地都遠比法王廣大。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後來征服了英格蘭，其繼承者還一度佔有整個法國西部，建立起安茹帝國，法國國王只能自慚形愧，阿基坦公爵更是傲慢到不出席法王的加冕典禮。
中世紀早中期的英格蘭算是歐洲王權比較強大的國家，但英格蘭與威爾士交界的地區也很難控制，而且如果國王性格不強勢，不擅權術，也掌控不了野心勃勃的英國貴族。
更糟糕的是，這些國王的封臣下面還有自己的封臣，比如小貴族、領主或騎士，他們與國王、大貴族一樣，擁有封地、城堡、追隨的騎士或者扈從。整個西歐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領主領地構成，相當大程度上，國王也僅僅是領主中的一個，最終決定這些領主之間關係的是實力（透過聯姻和聯盟加強）。一個貴族、騎士作為封臣，甚至可以向多個宗主效忠，低地地區的伯爵、公爵既是法國國王的封臣，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封臣。
中世紀指揮官能做些什麼？
這種地方分權、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之下，經濟落後的西歐沒有一個王國，能像羅馬帝國那樣建立有效的行政與後勤管理體系，維持一支由職業軍人構成的常備軍。維京人和馬爾扎人的侵襲劫掠基本結束後，中世紀西歐的戰爭主要是領主之間的衝突，他們的軍隊由家族騎士，臨時召集起來的騎士、地位低下並缺乏訓練的農民、城鎮步兵以及僱傭兵組成。作為主力的封臣騎士通常只有四十天的服役期，中世紀早中期不算很普遍的僱傭兵也很少簽訂長期合約。
軍隊最高指揮官，一般由地位最高的貴族或國王、皇帝擔任，但他們不能像羅馬軍團的將軍命令百人隊隊長那樣，對其追隨者如臂使指。按照歐洲史學家的研究，在戰爭中，中世紀指揮官也下達命令，但勸說、鼓勵與其地位相仿的貴族（甚至騎士）似乎更常見。羅馬軍團裡那種上下級分明的指揮鏈並不存在，指揮官的聲望，以及其擁有的貴族騎士都崇尚的勇武與軍功，往往更能發揮作用。
因此，一箇中世紀指揮官想鼓勵追隨者冒死戰鬥，他自己要敢於衝鋒在前，或者至少位於主力軍隊中。1214年的布汶戰役，法國國王菲利普.奧古斯都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四世分別處於中軍的第二陣線，且有親兵保護，但戰鬥中兩者都曾落馬，幾乎被殺。在早年與英格蘭“獅心王”理查的戰鬥中，菲利普就被打得落入河中。
理查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他懂得步兵和弓弩手的價值，能充分發揮不同兵種間的協同配合。在法國的一次圍城戰中，理查與很多中世紀指揮官一樣勇猛無畏，卻被敵軍一支弩箭射中，幾天後身亡。理查的弟弟、不能打仗的約翰繼位後，疆域遼闊的安茹帝國很快就終結了。
中世紀指揮官都有儘早做出決策的壓力。他們如果謹慎從事而不立即發起正面進攻，騎士文化主導的貴族會認為他們或是膽怯無能，或是誇大困難和敵人的力量，或是為遲緩甚至不採取行動找藉口。
前面提到的米雷戰役開戰前，阿拉貢國王佩德羅被建議採取守勢、用弓弩和投槍遠端打擊削弱敵人，佩德羅認為那不符合騎士精神，拒絕了這個建議。佩德羅之死與這個愚蠢決定有很大關係。指揮官要迅速做決定的原因還包括後勤補給困難，必須趕在騎士服役期滿前，或付給僱傭兵的佣金花完前。
中世紀早中期（公元1300年之前），西歐戰役中最常見的打法是騎兵正面衝鋒，指揮官即使想採取複雜的協同配合戰術，一般也很難做到。最高指揮官往往在開戰前不久，才集結了所有軍隊。他並不瞭解手下軍隊的素質、騎兵與步兵的比例。騎兵裡儘管會有方旗騎士那樣的中層指揮官，但整支軍隊沒有建立起清晰的指揮鏈條。他更沒多少時間訓練隊伍，士兵們完全不如共同生活的羅馬帝國軍人那樣長期訓練、紀律嚴明，缺乏默契和凝聚力。
中世紀當然也有不少例外，比如布汶戰役中，法國騎士就比較守紀律，也有凝聚力，他們或者是法王菲利普忠實封臣手下的忠實騎士，或者是王室的家族騎士。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阿蘇夫戰役中，獅心王理查也能較好地指揮騎士。
菲利普和理查皆以“騎士國王”著稱於史，他們對騎士的成功控制既來自其政治權威，尤其是菲利普；也因為兩人親身投入戰鬥符合中世紀貴族騎士對軍事領袖的期望，尤其是理查。
中世紀西歐雖有很多著名的野戰戰役，但實際上最常見的戰爭形式，是劫掠、突襲和破壞，圍城戰也不是很多，野戰戰役發生的頻率就更低。因此除了比武競技外，中世紀騎士少有直接的戰役交鋒經驗。騎士雖然靠集體衝鋒形成威力，但他們推崇單打獨鬥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屑於、也較少了解集體戰術配合，十字軍東征除外。
1264年英國的劉易斯會戰既是中世紀軍隊組織的典型，也是一個戰役上的特例。戰前，指揮官萊切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發現，他的軍隊沒有統一的編制單位，沒有建立起指揮鏈，沒有任何訓練和共同戰鬥經驗。蒙特福特花了一天一夜時間整編改組，將混亂的軍隊按一定的規則組織成四個列陣，他親自控制一隻預備隊，部署於三個主陣之後。
儘管劉易斯戰役開始時，蒙特福特一方遭遇不利，但在關鍵時刻蒙特福特命令預備隊出擊，徹底打敗了數量佔優的敵軍，最終俘虜了敵方參戰的統帥英格蘭國王亨利三世。蒙德福特成為英格蘭的“無冕之王”，實質性統治英國一年。古典時代名將經常運用的預備隊，在中世紀西歐只有少數指揮官真正理解，蒙特福特是其中成功運用的指揮官之一。
總而言之，由於嚴重的地方政治分權，後勤保障和組織能力低下，軍人服役期較短等因素，中世紀早中期的西歐，不能如羅馬帝國以及同期的拜占庭帝國那樣擁有正規常備軍。騎士文化主導下的西歐野戰戰役，更多地依靠騎兵正面衝鋒；作為最高指揮官的國王、貴族在同儕壓力下，冒著生命危險投入到一線戰鬥，儘管他們落馬、被俘和陣亡經常導致災難性的軍事和政治後果。
古典時代已經發展出來的指揮官掌控全域性、擁有預備隊、多兵種協同作戰等戰術與指揮理念，由於戰爭文化的改變，組織能力、戰術素養和軍隊凝聚力的下滑，只有少數優秀的西歐指揮官才能運用實施。當然，西歐的戰術實踐遠非一無是處，重騎兵衝鋒的高度發展，城堡防禦體系的構建，以及英國長弓和歐陸的十字弩等，都是中世紀早中期對軍事史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