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嶔
一：天災該不該背鍋？
說起大明王朝亡國的原因，一個常拉同情的觀點，就是明末天災惹的禍。
梳理下明末的歷史，天災頻發的場面，破壞力確實強大，不但鬧得大批饑民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席捲全國，
內憂外患的明王朝，更陷進了雙線作戰的泥潭，
終於在左支右拙裡悲情亡國。好些歷史愛好者們說起這事，一把鼻涕一把淚：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攤上這糟心的災荒。
那這命苦的天災，該不該為這悲情國運背鍋？
恰恰是明末農民戰爭前後，另一些奇特的現象，卻給出不同了思考。
明朝天啟七年時，《樓山堂集》記載，明朝學者吳應箕路過河南時，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年的河南風調雨順，本該是家家戶戶種田忙的好時節，可河南真陽地區，那些堪稱“膏腴之業”的肥沃土地，竟然清一色都成了荒地。周圍四十里全是“荒茅白草”。再一問更嚇一跳：真陽地區百分之九十的耕地，都是這麼荒著。河南其它地方呢？種地最積極的州縣，也常荒了一半以上的土地——
年景再好，土地再肥，就是不種地！
風調雨順的年景，大明朝的農民，竟然有不肯種糧的事？
如此奇現象，能叫天災背鍋？
事實上，這類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卻恰恰帶出了一樁導致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亦是明朝數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禍：
糧食危機！
二：大明朝的糧食去哪了？
其實，當1368年，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開創大明朝時，對“糧食安全”的意義，這位帝王並不曾馬虎。明朝開國後，幾乎是以國家之力抓農業。三十年不到，就把農業產值拽到了數倍於宋元的高度。還有遍佈全國的“預備倉”等糧倉，糧食儲量到了“宇內富庶”的地步。
發展到十六世紀末“張居正改革”時代，大明朝的府庫依然糧滿倉，單是太倉等部分糧倉，儲量就超過千萬石，足夠支用近十年，“家底”相當厚實。
這雄厚的糧食儲備，正是明朝三個世紀，維護安全的“防火牆”。
但是，就是在張居正去世後三十年，即萬曆皇帝在位晚期起，越來越多的大明官民們，都開始感受到一個恐怖事實：大明朝，越來越缺糧食了。
首先是軍隊，無論是北方的邊軍，甚至東南的水師，缺糧都越發嚴重，一旦糧食供應不上，明朝的做法，就是簡單粗暴的裁撤。以明末名將盧象升的話說，明軍每次列隊，都是“餒而病，僵而僕者紛紛見告矣。”
缺糧到這個地步，談何戰鬥力？
如果說軍隊的缺糧，還有腐敗等因素。那麼民間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且不說北方各省，糧倉早就見底，以萬曆晚期很多官員的奏報說，華北地區昔日儲備雄厚的預備倉，最多也就存幾百石糧食，有的竟都荒廢成了破屋，進屋瞧見的都是耗子。發展到天啟崇禎年間，情況當然更糟。為什麼明末每次饑民起事，動輒就席捲一片？皆因周邊的官倉，基本都沒幾顆糧！
那麼物產豐富，天災相對少的南方呢？比如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糧食價格就瘋狂暴漲：以明末清初學者陸衡估算，明朝萬曆晚期時，蘇州的米價也不過是每石半兩白銀，但到了崇禎年間時，就暴漲到了每石一點五兩白銀。幾年後的崇禎十三年，更瘋漲到每石三點六兩白銀。如此暴漲速度，自然引得民怨沸騰，明朝滅亡前的最後三年裡，江南發生了多次搶米暴動。這個昔日大明朝的“糧倉”，也被糧食問題，折騰到混亂不堪。
而在決定明朝生死的松錦之戰上，為什麼明王朝會在戰場佔有優勢的情況下，貿然下令更改作戰計劃，提前與清軍決戰？如此無腦的決定，
也是因為當時明朝的糧食供應，已經瀕臨極限。
所以才有了轉勝為敗的扼腕結局，以及接下來的悲情淪亡。當作為“防火牆”的糧食儲備，已經土崩瓦解。大明朝的崩盤，也就沒有了懸念！
那麼問題來了：
在明末天災等考驗到來之前，明朝的糧食都上哪去了？
這事，還是回到明朝天啟年間的奇怪現象：為什麼在風調雨順的河南，農民們寧願離鄉背井，遠走他鄉打工討生活，也絕不種地打糧？其直接原因，就要說說明朝十六世紀那場重大改革：
一條鞭法。
三：漠視糧食安全的後果
在張居正啟動“一條鞭法”前，明朝的糧食安全，已經暴露出隱患：土地兼併越演越烈，可以給“預備倉”提供儲糧的“官田”越來越少，國家收取賦稅的土地也更少。以至於嘉靖帝駕崩時，明朝太倉儲糧，竟然到了一個月都維持不下去的地步。所以才有了張居正痛下決心的一條鞭法，一邊清丈土地，一邊摺合銀兩徵稅，同時用各種手段充實糧食儲備。十年苦心改革，終於又換得大明朝糧滿倉。
可是，當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後，名存實亡的一條鞭法，卻給明朝糧食危機挖下大坑：
發達的明朝商品經濟，火熱的城鎮化，給農民提供了更多機會，大批農民扔下土地進城。
那農業賦稅呢？既然摺合銀兩徵收，自然不必種地打糧，到時交白銀不就行了？
而這被萬曆弄成四不像的“一條鞭法”，更藏著大隱患，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谷山筆塵》裡的感嘆：明朝的“條鞭”徵稅，
其實給了地主商賈們更多“甩鍋”賦稅的空子，結果就是“農困而商寬”。
不堪負擔的農民們，必然會扔下土地逃走。天啟七年，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縮影。
此時東南發達的商品經濟，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城鎮，也給離開土地的農民們，提供了賺錢的好去處。於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裡的生動記錄：“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
普通的村子，都見不到幾個種地的，全湧進城裡打工了。
就算農村還有種地的，可明朝火熱的手工業，更令農業生產跑了偏：絲綢瓷器等產業的生產越發擴大，以利瑪竇等傳教士估算，僅蘇州上海地區，紡織產業工人數量就有近八十萬。相關原材料價格暴漲，
昔日魚米之鄉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種了經濟作物。
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糧食，基本也是年年購買。
這樣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間，糧食還可以維持。但到了明末天災爆發，農民起義與清軍叩關等考驗接踵而來時，早已埋下的糧食隱患，就如火藥桶般接連爆炸。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榮的明王朝，卻在嚴重缺糧的困頓裡，蒙受了餓殍遍野的災難，走向了悲情的滅亡。
漠視糧食安全的代價，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晚明的山河變色就已證明，那是何等刻骨銘心的嚴重。“糧食安全”，這個至今全球各國都無比警醒的話題，參考明末變局就可知，無論哪個年代，都有振聾發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