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有五大王牌軍，但建軍最早、軍史最長、實力最雄厚、影響最大的，當屬國民黨整編十一師，也就是後來的國民黨第十八軍。
1948年的時候，敵十一師的師長是誰？正是黃埔四期畢業的胡璉，此人驍勇善戰，素有“不敗將軍”之稱，我軍軍委主要領導對胡璉的六字評價可謂入骨三分，“狡如狐，猛如虎”。
1947年6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解放軍開始經略中原。國民黨急忙調集敵整編第九師、第十師和第十一師，回援平漢路，集結於河南漯河地區。
當時，在漯河周邊活動的是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第一縱隊，縱隊司令員由楊勇擔任，蘇振華任政委。
敵強我弱，怎麼辦？楊勇考慮再三，決定避敵銳氣，令吳忠率二十旅偽裝縱隊主力，吸引敵軍主力兵團追擊，為主力休整和開闢根據地創造條件。
二十旅是一縱絕對主力，由於二十旅的第六十二團被抽歸工委指揮，吳忠手裡只有五十八、五十九兩個團，而他們面對的敵人，則是號稱“王牌”的國民黨軍整編十一師及整編第十師。
兩個團對兩個師，這種仗只有一張打法——在運動中尋找機會。再說，二十旅的主要任務也不是殲滅敵人，而是迷惑、牽制敵人。所以，運動戰是二十旅的最佳選擇。
但是，二十旅剛剛取得汝南、明港兩個戰鬥勝利，士氣非常高漲，旅長吳忠聽說這次要和國民黨王牌第十一師對陣，頓覺熱血沸騰，他非常痛快地對楊勇說道，“請司令員放心。我們二十旅一定完成任務。保證縱隊主力安全休整。”
用老百姓的話說，當時的二十旅，從上至下都有點“飄”，這就為後來的失敗埋下了重要伏筆。
1948年，敵人進入包信集一帶後，對於部隊的下步行動方略，旅領導產生了較大分歧，副旅長李覺和政委劉振國的意見是，“繼續向西，與敵人拉開距離”，而旅長吳忠的意見則是，“要爭取在這一帶再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頑武裝後再轉移。”
究竟是撤還是留？因為這個問題，二十旅三位領導整整討論了一天一夜。最後，旅長吳忠拍板，“尋找戰機，再打一仗，然後轉移。”
敵整編十一師和整編十師，在包信集一帶發現二十旅的蹤跡後，立即由漯河南下，氣勢洶洶地直撲二十旅。
在項城以北率縱隊主力休整的楊勇看清了敵人的心思，立即向二十旅發電，“二十旅配屬縱隊騎兵團，迅速轉移。”
當商議轉移事宜時，該往哪個方向轉移？吳忠等三位旅領導再次發生爭執。最終，吳忠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以配屬的縱隊騎兵團向西行動。吸引敵軍主力：自己率旅主力向東移動，向縱隊主力靠攏。”
強敵當前，本該避其鋒芒，立即撤退，此時的二十旅旅長吳忠卻做出了一個倉促的決定，終釀成大錯。
1948年1月10日，吳忠率二十旅主力由包信集轉移至小回莊。此時，敵整編十一師突然殺到。
上午十時，雙方正式交火，一場雙方力量對比懸殊，而又本不該發生的戰役就這樣打響了。
二十旅五十八團團長即令部隊就地展開，立即阻擊敵人。在敵將胡璉的指揮下，敵十一師向二十旅陣地發起猛攻。
面對敵王牌軍的強勢進攻，二十旅並未亂了陣腳，旅長吳忠做出這樣的部署，“五十八團、五十九團一左一右，各以三營在一線堅守，另外兩個營在二線作預備隊，並構築陣地。”
戰至黃昏，敵11師並未佔到便宜。胡璉忽然改變進攻態勢，轉為寬正面進攻，多路向二十旅側後迂迴。除了整編十一師之外，整編十師也投入了進攻。
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觀戰的楊勇看到了二十旅的危險，急令二十旅“迅速擺脫敵人”。
旅長吳忠命令五十八團和五十九團立即撤出戰鬥，利用夜色掩護，向西轉移。部隊開始撤出戰鬥，兩個團各以三營作為後衛，其餘2個營交替掩護，逐次後撤。
撤退過程中，由於缺乏嚴密組織，殿後掩護部隊的陣地很快被整編十一師部隊突破，五十八團團長急令所有重火器同時開火，打得敵人亂作一團。
然而，在突圍方向上再次發生問題，擔任殿後掩護的五十八團三營在陣地被突破後，沒有及時組織反擊，而是收攏部隊，撤出了戰鬥。
敵人抓住機會，楔入五十九團的陣地，不斷向縱深推進，致使五十九團一營大部英勇犧牲，傷亡達400多人。
在隨後召開的二十旅營以上幹部會議上，楊勇宣佈了處分決定：給予吳忠、劉振國、李覺嚴重警告處分；
五十九團團長董正洪撤職，政委陰法唐記大過，其他團、營幹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
五十九團一營副教導員李應正臨陣脫逃，致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交付軍法審判，被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