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被漢武帝打敗，逃到歐洲消滅古羅馬？事實並非如此

作者：李夏恩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在中華輝煌歷史中，最光彩奪目的一頁就是大漢帝國的強盛武功，而最能體現這一強盛武功的，就是大漢軍隊擊潰了北部的匈奴勢力，迫使這一強盛的遊牧部落望風臣服，一半投降歸順，一半倉皇西逃。

有一段頗為令人浮想聯翩的典故。話說大漢帝國擊敗了匈奴，南匈奴內附，北匈奴西逃——北匈奴一路逃到了歐洲——匈奴王阿提拉逼得羅馬帝國不得不求和，被稱為“上帝之鞭”。更有甚者號稱匈奴西遷導致羅馬帝國崩潰，是改變歐洲歷史、人類程序的偉大事件。

為什麼此事總有人心心念念？邏輯很簡單：被大漢打敗的匈奴稱霸歐洲，只要把中間的匈奴去掉，那麼影響世界歷史的大任不就是我煌煌中華了嗎？

或有人會不識時務地試圖紮下一針疫苗，提問這種說法的來由。但很快會等來咄咄逼問：“難道你不承認漢朝打敗了匈奴嗎？難道匈奴西遷沒有這回事嗎？”

就如中國人是北京猿人進化而來的偉大理論一樣，大漢帝國改變歐洲歷史經得起歷史推敲嗎？

匈奴騎兵。

匈奴怎麼被打跑的？

首先，在電視螢幕上熱極一時的漢武帝確實在打擊匈奴的戰爭中給匈奴一連串重擊，這一點無可否認，但他發動的一連串對匈奴戰爭並沒有直接導致匈奴西遷。

武帝死後十五年，夏侯勝上疏稱：“武帝雖有攘四夷，廣邊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就是說大漢窮兵黷武，為了這場仗遭遇嚴重經濟危機，伴隨的大饑荒導致稍遜文采的漢武寫下罪己詔。

但對手匈奴離真正敗亡還早著呢。公元前71年冬，匈奴單于數萬騎遭遇暴雪，人口牲畜十不存一，這是一場毀滅性打擊，而三年後，匈奴再次遭遇大饑荒，饑荒過後，人畜損失巨大的匈奴內部很快出現了爭權奪利的內訌。

漢人打跑匈奴，是東漢之後的事。

儘管如此，“大漢帝國一聲吼，嚇得匈奴往西跑”要一直等到東漢建立之後才實現。

公元48年，也就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南單于比自立為（後）呼韓邪單于，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兩部分，而且匈奸南單于使用引狼入室的手段，借東漢之兵進攻自己同胞，北匈奴只是退居漠北，並沒有西遷。

直到公元89年，已經進入了第四代皇帝漢和帝在位期間，南匈奴又攛掇大漢幫忙，於是忙著洗罪的竇憲將大軍與南匈奴共擊北匈奴。

這時的北匈奴已經疲憊不堪，哪裡是大漢與匈奸聯軍的對手，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歸降。得意洋洋的竇憲還特意在燕然山，也就是現在的杭愛山刻石記功，碑文是班固所寫。這就是“封狼居胥（霍去病），勒石燕然”的典故。

狼居胥，即今蒙古國境內肯特山。封狼居胥指西漢大將霍去病登狼居胥山築壇祭天以告成功之事，後來封狼居胥成為中國古代武將的最高榮譽之一。

兩年後，公元91年，北匈奴遭受最後一擊，它先是被南匈奴擊潰，然後又被趁火打劫的漢軍在金微山，即今阿爾泰山大敗，在短短五年內經歷多次大敗，北匈奴只能採取逃跑主義，“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從公元前133年漢武帝出兵匈奴，到公元91年北匈奴“逃走，不知所在”，漢帝國足足花了224年才勉強算是解決了匈奴的問題。

但問題是，究竟去哪兒了呢？注意史書只說“不知所在”，當年又沒有間諜衛星，人跑哪去了，誰也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剩下的還能腦補。漢朝在東南，匈奴肯定不能掉頭回來自投羅網，那麼肯定是向西逃跑，那麼西面是哪裡呢？當然只能是歐洲，歐洲有羅馬帝國，所以它們的對手只能是羅馬帝國。

匈奴民族有矯健的騎士，彎弓引矢，騎兵皆有堅固的盔甲。

波瀾壯闊的腦補：匈奴改變歐洲歷史

在這個邏輯鏈的另外一端，就是歐洲似乎真的出現了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根據歐洲史家的記載，它的名字聽起來很像匈奴。

這個帝國的首領被中國人譯為“匈奴王”的阿提拉大帝確實迫使西羅馬帝國臣服，難道這個“匈奴王”阿提拉和當年那些被漢朝軍隊趁火打劫後“不知所在”的北匈奴之間沒有血緣上的關係嗎？

事實上，最早腦補的正是歐洲人自己。不過歐洲人自己的老祖宗卻一如中國漢代史家一樣，實在無法將阿提拉和中國的匈奴之間的聯絡腦補出太多的證據。

那麼阿提拉又是何許人也，這支匈奴又是哪路神仙？首先我們要從語言學知識說起。

拉斐爾作品《偉大的利奧和阿提拉的會面》，畫面中：聖彼得和聖保羅在利奧一世頭上，後者前去會見阿提拉。

羅馬帝國最著名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就是那位提出“地心說”的權威人物，在其大致撰寫於150年的鉅著《地理學》時，提到過一個棲身於今日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部族，稱其為“Xouvol”，不過這可能是個根據發音的衍名，聽起來很像是“匈沃”。

稍晚一些的古代近東和中東史料裡也提到過一些類似的部族名稱，比如於闐文中用“Huna”（音近“忽納”）用來指代西域的遊牧部族，亞美尼亞文用Honk指代一些遊牧部族的居民。

最著名的是一封粟特人的書信，這封信提到了匈奴首領劉聰率兵包圍洛陽，掠走晉懷帝司馬熾的事件（311年），作者似乎當時就在洛陽（在信中，他稱洛陽為Saragh），他將那些包圍洛陽的人稱為“Xwn”，發音“xun”與“匈”相近。

448年至452年，匈人帝國在阿提拉的帶領下，疆土到了盛極的地步：東起自鹹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羅的海。

歷史終於在語音學的發展中開始變味了，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似乎從公元150年左右到公元300年前後，歐亞大陸上有一種被稱為“匈”的部族存在，它的活動範圍從中國洛陽附近一直到今天南俄羅斯的頓河與伏爾加河流域。

而恰好在這個時候，一個被西方後來稱為“Huns”（匈）的人，在公元375年突然在歷史舞臺上大顯身手，在首領拉米爾（或者稱為巴拉姆貝）的帶領下入侵俄羅斯南部，首先戰勝了高加索北部的阿蘭人，然後又擊潰了居住在第聶伯河以西的東哥特人，接著於376年入侵已經衰亡的羅馬帝國，他們大致在405年左右定居在匈牙利平原上。

434年左右，阿提拉崛起，以武力威脅羅馬帝國臣服腳下——這就是文獻記載能給出的確鑿的歷史。

阿提拉帝國的範圍。

這段涉及語源學的記述確實讓人昏昏欲睡，如果不慎，很容易被繞進語言的迷宮中，讓人理出一條這樣的邏輯鏈：匈奴=Xwn=Huna=Honk=Xouvol=Huns=匈人。

但實際情況卻比這條簡單的邏輯鏈複雜得多，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無論是Xwn、Huna還是Honk，其實它們並非指的是某個特定的部族，它們是一種泛指，指的是一類以遊牧為生流動性強的部族的總稱。只不過在粟特人的信裡，它碰巧用來指代匈奴而已。

在印度地區，Huna也用來指嚈噠人，所以，從語音相近的角度來將西方的匈人和中國的匈奴人聯絡在一起，其實沒有過硬的依據。

還有關鍵一點，是顏值。西方人見到的匈人和中國史書中描述的匈奴人長得完全不一樣。

匈牙利阿提拉博物館中的阿提拉像。

公元500年前後的拜占庭史家約達尼斯轉引了生活在公元370年左右，也就是匈人大舉入侵羅馬帝國時代的羅馬史學家阿米安的著作上描述了這些匈人的長相：

“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醜陋面貌，矮小的身軀上長著一個可憎的塊狀物體，看上去根本不像是頭顱，上面甚至連五官都沒有，只有幾個類似眼睛的小洞……因為臉上應該長出鬍鬚的地方都被劃出了疤痕，所以他們一直不長鬍子。”

而根據中國史料記載，匈奴人全都高鼻多須，譬如十六國春秋中記載冉閔屠殺胡羯（系漢代南匈奴別部）時“於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而且留存至今的霍去病墓上馬踏匈奴的石雕上，被馬踏在足下的匈奴也是高鼻多須的，與西方記載的匈人矮鼻無須完全不同。

幻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比起這個赤裸裸令人不快的真相而言，“漢朝擊敗匈奴西逃稱霸歐洲說”的發明過程，更有意思。

匈人與阿蘭人戰鬥。

雞血針的製造過程內外兼修，諸多學者前赴後繼

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為17世紀西方傳教士來華。當時西方興起了一陣“中國熱”，走在熱潮前列的學者也希望自己的學術研究可以和中國搭上邊兒。

一位叫馮秉正（他的法文原名很長：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的法國傳教士將《通鑑綱目》翻譯成了法文，在法國一時成為了暢銷書。

這本書恰好被法國的東方學家德經（Joseph Deguignes）看到，他發現裡面有些關於匈奴人的記載似乎可以和匈人聯絡在一起，至少發音很相像，大家想象一下那些複雜的字母。

並且這群人“不知所在”的時間也可以和入侵歐洲的那些“不知來由”的匈人聯絡在一起。

正好當時匈牙利正在尋找民族自豪感，費盡氣力想把自己的血緣和曾經威震歐洲的匈人王阿提拉聯絡在一起，看來攀龍附鳳，舉世皆然。

高盧的羅馬別墅被阿提拉的軍隊淹沒。

於是德經便突發奇想，寫出了那篇攪擾後世長達200餘年的《匈奴、突厥和蒙古通史》，在該書的第一卷第二冊，他寫道：

“在陝西、山西和北直隸省的北疆以北，過去曾居住有一個著名的民族，它產生了被我們後來稱為匈奴、突厥、蒙古和韃靼等民族。商代國王稱此地為鬼方，而周代國王則又稱之為獫狁，最後漢代皇帝又稱之為匈奴，這是個被中國人讀訛的名稱，我們至今同樣仍不知其真正發音，但肯定是由它產生了Huns或Hunni等名稱。由於這些民族入侵了歐洲，所以在那裡也變得著名起來。”

德經的這一大發現可以說是震驚了歐洲學術界，之後所有的學者幾乎都圍繞著這段話大做文章，力圖證明這句話是多麼可靠的發現，儘管19世紀以來考古學的盛行和來自中國的文獻其實都不支援這一觀點，但是人人都腦補得十分帶感。

大漢與匈奴戰爭曠日持久，最終贏得兩敗俱傷式的慘勝。

一如20世紀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asenpflug Dubs）提出古羅馬軍隊遠征中國被漢軍打敗後安置在驪靬城的假說後，甘肅永昌縣立馬宣稱自己就是驪靬故地，還建起了一座古羅馬風格的佛寺一樣，觀點越是離奇得天花亂墜，就越有人為之著迷。

就連那些最出色的頭腦，斯坦因、伯希和、白鳥庫吉、衛聚賢等考古學、歷史學前輩，也紛紛拜倒在這一觀點的腳下，成為它忠誠的捍衛者，他們從語源學和文獻學的角度提出很多支援的說法，諸如突厥語、奧斯加特語、科特語、吐火羅語等已經成為殭屍的語言都被拿出來作為證據，即使這些證據紛紛敗在考古和實物證據上也百死不悔。

然而，如果這件事情僅僅被當做是一個學術問題進行探討，倒也有益無害，畢竟作為“匈奴西遷歐洲說”，有其梳理古代歐亞大陸民族遷徙的史學價值。

Mór Than的作品《阿提拉的飲宴》。

當匈奴西遷的假說被中國人發現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身處內憂外患之中，面對西方列強一再欺凌，擁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自然不甘受辱，儘管低頭一時，但反顧老祖宗光輝燦爛的歷史，隨便挑出一件就足以挽回顏面。

這一說法其實來到中國非常湊巧，它不過是在洪鈞，也就是那位娶了賽金花又出使西洋的晚清狀元的考證專著《元史譯文證補》中出現了一次，然後又被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中加以引用。

但沒關係，架不住讀書多的章太炎接過了火種，他在《匈奴始遷歐洲考》中，將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加以對待。

羅馬帝國的勢力分佈及各國攻勢圖。綠色的是匈人。

而最終將其發揚光大的，恰恰是梁啟超，這位讀書種子經過一番窮搜史籍，他終於發現西方列強現在搞的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其實早在漢朝時，中國的老祖宗就已經駕輕就熟了。

在為張騫和班超所寫的傳記文章中，梁啟超將其遠通西域、平定匈奴的壯舉比作哥倫布開闢新大陸、利文斯頓拓殖非洲的豐功偉業：“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為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而這篇傳記最大的誇想，就是梁啟超為今天的愛國熱血青年們構想了漢帝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一場大戰，當然這場戰爭一定是以漢帝國全勝，中華文明徵服歐洲為結果的：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使假（班超）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即羅馬）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宣告、文物於歐土，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梁啟超將遠通西域、平定匈奴的壯舉比作哥倫布開闢新大陸、利文斯頓拓殖非洲的豐功偉業

接著，梁啟超便掏出自德經以來西方流傳的“匈奴西遷歐洲論”，將其渲染成為今天的“漢朝擊敗匈奴西逃稱霸歐洲說”，甚至還要更進一步，公元91年（即漢永元三年）那場趁火打劫迫使北匈奴逃亡的戰爭“實可謂全世界史最要之關鍵”。不僅是匈人王阿提拉迫使羅馬帝國臣服，最終導致西羅馬滅亡這麼簡單，更是1823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漢永元一役）竟以此嫁禍歐洲，開彼中古時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猶以匈奴遺種之兩國（塞爾維亞與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戰之慘劇。”

這段穿越化的假設，發表在他被史學界奉為經典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上。

梁任公絕對想不到自己當年的幻想，竟會在100年後成為今日的一針雞血；更想不到的是，由他偶然之間引進的“匈奴西遷抵達歐洲說”竟會在後來變成一些人堅信不疑用以注射雞血的針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