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385年-433年)，原名公義，字靈運，以字行於世，小名客兒，世稱謝客。南北朝時期傑出的詩人、文學家、旅行家。
謝靈運出身陳郡謝氏，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生於會稽始寧(今紹興市嵊州市三界鎮)。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秘書郎謝瑍之子。東晉時世襲為康樂公，世稱謝康樂。曾出任大司馬行軍參軍、撫軍將軍記室參軍、太尉參軍等職。劉宋代晉後，降封康樂侯，歷任永嘉太守、秘書監、臨川內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劉義隆以"叛逆"罪名殺害，年四十九。
一個曾出身高貴而且爵祿在身、名滿天下的詩壇領袖,竟然落了這樣一個可悲的下場,說起來真是令人嘆息。
謝靈運自幼好學,博覽群書,工詩善文,盛名早著。這些都規範和鍛鑄了謝靈運高人一等、傲視萬物的性格。他有與生俱來的爵祿,有前有湖、後有山的田莊,富比王侯,詩譽遠廣,名動京師。
與此相反,後來廢東晉建宋的劉裕,則出身寒微,而且曾經是謝家掌管的“北府兵”的屬員。矛盾和衝突就在這裡產生了。出身高門望族的謝靈運,在東晉劉宋易代之交,竟然戲劇般地成了曾是本族下屬的劉宋皇帝的臣子。對這樣一個新皇帝,謝靈運從骨子裡是瞧不起的。因而他與劉裕的對立和敵視以及他對新政權的鄙視,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公元420年,劉裕踐帝位,拉攏舊士族中的某些人為新政權服務,謝靈運被起用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劉裕此舉,不過是做做樣子,內心卻只把謝靈運視作文學侍臣。
與此同時,卻在登位詔書裡毫不客氣地宣佈:“……康樂公可即封縣侯”,使謝靈運承襲的康樂郡公被削降為縣侯,食邑由二千戶減為五百戶。這對謝靈運來說,無疑是既丟面子又傷實惠的沉重一擊。不難想象,仇恨的種子也從此種下了。
問題很清楚,一方面是劉裕不買謝靈運的賬,又拉又打,殺雞儆猴。另一方面是謝靈運根本看不起劉裕,既順又逆,不甘屈就。因此,謝靈運在時移主易的情況下,做出了一樁又一樁糊塗事兒。
劉裕在位時,他因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轉而投靠劉裕次子劉義真。不料在政治集團鬥爭中慘遭打擊,只好遠離京師,到永嘉(今浙江溫州)去作太守。永嘉一年,荒廢職事,整日以遊山玩水為務。
文帝劉義隆執政時,被徵為秘書監,“令靈運操《晉書》”。謝靈運對文帝交辦的撰史工作,始則敷衍應付,“粗立條流,書竟不就”,終則“稱疾不朝…,,…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同樣以遊山玩水發洩對朝廷的怨恨。後來以患病為由,告假東歸。
閒居期間,謝靈運又役使奴僮門生,鑿山浚湖,擴大耕地,興修水利。不料遭太守孟顗彈劾,以“靈運橫恣,百姓驚擾”為辭,上書朝廷“表其異志”,並調兵遣將,聲稱防備靈運反叛,後雖經謝靈運赴京辨明實情,未曾治罪,卻也不再放歸會稽而滯留京師。
不久,文帝又假作施恩,任命他為臨川內史。臨川任上,靈運不勵精圖治,“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結果很快又被有關當局參奏彈劾。
一次次對抗,一場場較量,謝靈運終於不顧一切地走上了興兵反叛的道路。山陽趙欽行盜被捕,供出靈運“給錢令買弓箭刀盾等物……”至此,一切的一切都了結了,正值英年的謝靈運在廣州被送上了斷頭臺。
謝靈運臨死作詩:"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
趙維寰在《評陶淵明集序》裡嘆道:“靈運浮沉彈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錘,身名並殞,以墮家聲,惜哉!”
《宋書》中關於謝靈運的評價,具有代表性的如“為性褊激,多愆禮度”,“謝靈運志兇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等等。
總括起來看,謝靈運的命運悲劇,既有政治、時代的原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心高氣盛,不懂進退之術,又值江山易主,心靈失衡。兩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他一生團團如磨牛,動輒得咎,進退失據,少乖巧而多乖戾,或以言或因行,在時時處處顯露對新朝不滿的同時,也無時無刻地把自己全部性格的、命運的缺陷和悲劇展露在皇權面前。人家迫害他,他也確實授人以柄,其結局當然可想而知了。
漢魏六朝八百年間,若就詩而論,其中翹楚當非陶淵明、謝靈運莫屬。陶淵明為中國古典詩壇田園詩的鼻祖,而謝靈運則為中國古典詩壇山水詩的先鋒。就整個中古時期而言,陶謝二人可謂雙峰並峙,兩水分流,春蘭秋菊,各有千秋。然陶淵明得善終,而謝靈運英年獲誅。
唐代劉禹錫的一首憑弔興亡的《烏衣巷》詩,大概更令人替靈運感到悲哀吧:“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