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幾個略跑題的小實驗吧……
首先是視知覺上的文化差異。
人們在觀看相同的圖片時會知覺到不同的東西，很大程度是受到所處文化的影響。
比如這張挺有名的圖片：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鴨子還是兔子?網上的解釋是女人看到兔子男人看到鴨子，
另一種更靠譜的解釋是，這取決於你所在的文化的閱讀方向。
如果你的閱讀習慣是從左往右，就更容易第一眼看到鴨子，
如果是從右往左(比如阿拉伯人和臺灣人)，就容易看到兔子。
嗯其實這些就是認知上的差異，也可以用文化差異來解釋吧……
之前幾個回答裡提到的一個實驗顯示，東方人對背景變化更敏感，而西方人更關注前景中的主體。關於這一點也並不是絕對的。心理學家彭凱平曾經做過一個實驗，調查美國空軍和日本空軍對於雷達上變化的反應差異，結果發現兩國飛行員的反應速度並沒有多少差別。也就是說，這種不同文化下的人對於背景和前景注意的差異是可以透過訓練消除的~
此外，深度知覺和空間知覺也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
心理學家 William Hudson 找了兩群小學生，一群是英國小學生，一群是來自贊比亞農村，沒有受過西方文化教育的小孩子。給他們一堆小棍子和橡皮泥，讓他們照著下圖拼一個“模型”：
結果英國小學生拼出來的大多是一個立體的殘缺正方體，而沒受過西方教育的尚比亞小孩拼出來的是一個平面上的圖形。
接下來他又找了一群尚比亞小學生，給他們看另一幅圖三秒鐘，然後讓他們把這張圖畫出來：
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不可能存在的立體圖形，而實驗結果是，具有深度知覺的小學生花了更長的時間才畫出這個不科學的圖形，而不具有深度知覺和空間知覺的小學生分分鐘就畫出來了!
上面兩個試驗中，由於這兩群小孩子所處的文化，以及所受的教育不同，他們的空間知覺能力也有很大不同。那些沒有學習過平面和立體的概念的尚比亞小學生，被稱為 2D-Viewers，而英國的小學生則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屬於 3D-Viewers。
3D-Viewers 因為懂得立體的概念，能夠在腦補中自由把一些線條的組合轉化成立體圖形，導致他們會把第一個圖知覺為一個立方體;面對第二張圖卻因為總是腦補成立體的而無法畫出來。
在思維方面，也有關於概念歸類方式的文化差異。
給中國被試和美國被試分別看三個事物：牛，草和雞，問他們哪個事物應該和牛歸在一組。
結果顯示中國被試傾向於選擇草，而美國被試傾向於選擇雞。
這是因為事物之間可以有兩種歸類方式：相關關係或者從屬關係。
強調整體性知覺風格的人，通常根據事物之間的相關關係來進行歸類，因此很容易把牛和草歸成一類，因為牛要吃草，屬於從屬關係。強調分析性知覺風格的人，相對而言願意根據事物之間的邏輯從屬關係來進行歸類，而把牛和小雞歸在一類，因為他們都是動物，不同的知覺風格會影響概念形成歸類方式。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知覺風格偏向於整體性，美國人的知覺風格偏向於分析性。
再比如向被試提問：下面三個事物中哪兩個關係更密切：
猴子 - 香蕉 - 熊貓
老師 - 醫生 - 作業
中國被試傾向於把猴子和香蕉，老師和作業歸到一類，
而美國被試傾向於把猴子熊貓，老師醫生歸到一類，也是同樣的道理。
下面這個實驗也可以說明上述的結論：
彭凱平和 Morris 在全球各地用這張圖片詢問被試，詢問的問題是：
最下方的花朵應該屬於 A 組還是 B 組?
調查的結果是，大多數亞洲人認為最下方的花朵屬於 A 組，而歐美人傾向於選擇 B。
觀察一下可以發現，最下方的花和 B 組的所有花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莖都很黑很粗?
而 A 組的花和最下方的花並沒有完全一致的共同點，但在形狀上顯得較為相似。
簡單來說，選擇 A 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很像所以是一種花”，
選擇 B 則是因為“它們有一樣的莖肯定是一種花”。
這也正是東西方文化思維的差異：
東方人喜歡依據關係和相似來歸類，而西方人喜歡按照範疇和邏輯來歸類。
最後，不同文化下人們對社會行為的歸因有所不同。
我老闆的老闆彭凱平的卡通魚群實驗，以魚群為啟動刺激，探討不同文化下人們歸因傾向的變化。
彭凱平和 Morris 製作了魚以各種方式遊動的動畫，每種遊動都是一條魚以一種方式遊動，而一群魚以另一種方式遊動，要求被試對這些魚的行為作出解釋。
結果顯示，中國受試者傾向於認為魚的行為是由外部因素產生的，美國受試者則傾向於認為魚的行為是由內部因素產生的。
比如右上角和左下角這張兩圖，其實是一樣的，但中國被試傾向於認為魚群拋棄了藍色的魚(外部因素)(如右上);而美國被試傾向於認為藍色的魚在加入魚群(內部因素)(如左下)。
左上和右下也是同理，中國人認為是魚群在跟隨藍魚，而美國人認為是藍魚離開了魚群。
結果顯示，美國人更看重個人心理品質，傾向於內部歸因，而中國人看重環境影響，即外部歸因。
這一實驗還有後續的部分，發現文化啟動同樣能夠影響我們的判斷。
華人心理學家趙志裕和康瑩儀夫婦向香港大學的學生呈現與上述卡通魚相似的圖片，但在此之前，先給被試呈現與東方或西方文化強烈相關的圖片。
比如中國文化符號：長城、孫悟空、毛澤東;或者西方文化符號：自由女神像、美元、華爾街。
實驗結果是，如果啟動中國的文化符號，人們的反映更多的傾向於中國式的反應方式，體現出更多的團體主義的歸因傾向，如果啟動了美國的文化符號，被試更多地採用與美國人相似的歸因方式，關注個體魚對其他魚的影響作用。
還有另外一個支援上述結論的實驗：
1991 年發生的一名叫盧剛的中國學生在美國殺人的事件，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同學、導師和副校長。
彭凱平和 Morris 發現中國媒體報道時傾向於強調盧剛的生活環境因素，而美國媒體報道時重點則在盧剛的個人特質上。當然，這有可能是因為盧剛是中國人所以中國媒體為他辯解。
然而在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郵局工作人員 Thomas McIlvane 因為找不到工作射殺了原來的上司同事和路人。心理學家發現在這次事件後，媒體的報道傾向依然和上次事件一樣，美國記者關注於 McIlvane 的個人氣質，從他過去的行為中推斷的態度和特質，而中國記者則強調影響 McIlvane 殺人行為的情境因素。
隨後，彭凱平和 Morris 找了一批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讓他們解釋這兩次殺人事件，並讓被試判斷：如果環境不同，即這兩個兇手生活狀況都有所改善，兇殺案是否還會發生?中國被試認為很可能不會發生，而美國被試認為無論環境如何都必然會發生。
實驗的結果支援了這一說法：不同文化下的人有不同的歸因模式。即不管兇手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中國被試都傾向於背景性的解釋，而美國被試傾向於特質性解釋。
大致就是上面這些了……
說句題外話，跨文化心理學在不同的國家複製實驗確實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結果，但是有一些實驗在沒有操控變數的情況下，把差異全都用文化的因素進行解釋，其實很容易強化人們的偏見。上述的實驗結果也並不能代表每一個人的特質，只能做一種概括性的總結吧。
想起來政治學老師曾經說過自己特別討厭政治文化這個詞，因為用文化這個寬泛的概念來解釋同一政治制度下的結果差異其實等於啥都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