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外研社“紅樓”在北京西三環邊聳立起來，讓當時以平房“灰”為主色調的北京瞬間亮了起來。與百年校園文化內涵相契合的外研紅，讓大家記住了建築師崔愷的名字。
1957年8月13日，崔愷出生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84年，他畢業於天津大學建築系，獲碩士學位，並進入建設部建築設計院工作。
崔愷長期致力於建築創作以及建築學術研究工作，先後主持設計大量國家級和地方重要建築達130餘項，是國內作品最多的建築師之一。首都博物館、北京豐澤園飯店、河南殷墟博物館、奧林匹克公園下沉庭院、拉薩火車站、2019年世園會中國館、外研社大樓……公眾身邊一座座熟悉的建築，是他的職業生涯最生動的註腳。
2000年，崔愷當選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譽院長、總建築師。他曾獲“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梁思成建築獎”等榮譽。並出版《工程報告》《德勝尚城》《本土設計》《中間建築》《本土設計II》等著作。
“本土設計”是崔愷建築設計理念的關鍵詞。
他倡導並推動中國建築本土創作與研究，提出“本土設計”創作理論。“本土設計應該與地方環境、人文和生活以及當地材料、適用技術相結合，尤其要注重綠色節儉的理念，讓建築尊重自然，讓生活迴歸自然，這是保護生態環境，讓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他這樣解讀這一理念。
“我心中有一棵樹，以立足本土的理性主義為主幹，紮根在豐富的自然與人文的沃土上，生髮出可以在城市、在鄉土、在歷史街區出現的有不同特色的建築。”
崔愷說，所有這些建築都是跟特定土地發生了關係的，它們像是這棵大樹的一片綠葉。這樣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是他對中國建築創作未來發展的憧憬。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譽院長、總建築師崔愷。受訪者供圖
崔愷註定會成為一名建築師。
1977年，中斷了十年的中國高考制度恢復，在平谷幹了三年農活的知青崔愷走上考場。由於做錯了一道數學題，他和清華大學失之交臂，卻因緣際會考取了心儀的建築學專業，來到“第二志願”天津大學讀書，為他的建築師生涯打下了根基。
填高考志願之前，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崔愷曾覺得，教師是理想職業。研究生畢業時，清華大學和母校天津大學都向他拋來橄欖枝，希望他在“象牙塔”任教。但此時他已摩拳擦掌，準備在建築師的崗位上“實戰”一番了。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譽院長、總建築師崔愷表示，這些年，他一直沒有離開學校建築教育語境。寄語未來的建築師時，崔愷希望他們向生活學習，“因為未來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你的筆下”。
崔愷對未來建築師的寄語。受訪者供圖
談學習環境：高考前曾下鄉幹了三年農活
新京報：聽說你從小喜歡畫畫，並對建築產生興趣，有什麼緣由嗎？
崔愷：我1957年出生於北京，從小在母親單位的機關院裡長大。那個大院位於景山東街，是京師大學堂舊址，所以我對古都的歷史環境和風貌很有感觸。我母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整個機關大院文化氛圍很好，我小時候喜歡畫畫，也是得益於這種氛圍。
那時候我們有少年之家，放學以後，大孩子組織小孩子畫畫。我自己也很喜歡靜，放學後經常到母親的辦公室找一張書桌畫畫，慢慢養成了習慣。在當時的背景下，我所就讀的景山學校教學環境比較好，從小學的高年級到初中都有繪畫組，美術老師會教有興趣的孩子畫畫，由此，我開始逐漸接觸相對專業的繪畫，比如色彩、素描等。
我父親在五機部（第五機械工業部）設計院工作，他本身是暖通空調專業的，但很喜歡建築設計。初中時，我到父親位於蘭州的單位度暑假，他就找來建築師同事沈老師，指導我畫畫。當時我照著全國美展的作品，畫尺寸很大的鉛筆畫掛在家裡。沈老師幫我指導，還提出了意見。我這才知道建築師需要會繪畫，當時也萌生了學建築設計的想法。
新京報：你高中時期的學習環境是什麼樣的？
崔愷：我的高中時代受社會背景影響比較大。景山學校是在“文革”後期開始辦的高中，並選送了一部分優秀的學生就讀。當時景山學校有12個初中班，高中只收兩個班，所以有類似考高中的環節，我學習成績不錯，順利進入高中。上高中後，我們加強了數理化的學習。
唸到高二時，出現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的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大家一門心思下鄉，想紮根農村幹一番事業，我們整個高二幾乎都在農科院開門辦學，半天上課半天勞動種水稻。1975年高中畢業時，我積極爭取到平谷大華山插隊當知青，那時候，對於上大學已經沒有太多奢望了。
1976年是中國不平凡的一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我想回城參加悼念活動。直到1月底春節，我才到了天安門廣場，看著大家為周總理敬獻花圈上的許多詩詞，我久久不願離去，結果被凍感冒了，之後轉成了肝炎，就在城裡住院休養。那年還經歷了唐山大地震和主席逝世，真是難忘的一年。
秋天回鄉時，政治語境不一樣了，“四人幫”已被打倒，但當時是否能上大學仍不明朗，我們繼續幹農活。當時，北京一些單位、工廠到我們公社去招工，有七八個知青選擇了參加工作，後來可能是由於上了班沒有時間複習、也沒有生活壓力等原因，他們沒有上大學，而我們公社留在農村的知青，後來陸續考上了大學。
談高考：做錯一道數學題，考入天大建築系
新京報：得知恢復高考後，你是如何準備的？
崔愷：我從小住的人教社大院的家長大多都是知識分子，大概1977年初時就聽到了可能恢復高考的訊息，家裡問我是不是可以回家複習。
我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34戶人家，知青是重要的勞動力。我在村裡幹活也一直乾得很好，還當了基建民兵的排長，所以不太可能完全放下農活回城複習，我就利用春節時候找了一些複習資料，連同高中課本一起帶回農村，邊幹農活邊複習。
學業已經放下了兩年，需要重新溫習做題。但我們複習那會兒正趕上夏收、秋收。農忙時，知青只能白天出工，晚上覆習。當時村裡電力不是很足，我們晚上在油燈下看書，幾個同學一起背公式，相互幫助。
由於我是得完肝炎回村的，村裡比較照顧我，沒讓我在大田裡幹活，給了我一個“美差”——看青，就是看護山上的果木。我們村的山場很大，早上天沒亮我就上山了，往往等到天黑之後才能下山。雖然辛苦，但好在這個任務比較靈活，我揹著課本和手電筒上山，利用空閒的時間背書。我的複習條件比下大田的同學好一點。
新京報：你還記得參加高考的具體細節嗎？
崔愷：初冬時節，我們在大華山公社參加高考。我們村離公社有8裡多地，一大早，大家就帶著乾糧浩浩蕩蕩奔赴考場了。當時上過中學的農村青年也一起參加，村裡還派了輛拖拉機，拉大家前往考場。
一上午考完，農村青年基本上都走了。很多人以為高考像以前工農兵學員選拔一樣，問一些常識問題，到了考場才知道是髮捲子做題，很多人答不上來。到了下午，考場上剩下的基本都是知青了。當時公社黨委副書記也是我們景山學校高年級的下鄉知青，他在監考時走到我旁邊看了看。考完試後，他跟我說，“你考得不錯”，我當時很興奮。
新京報：你在填報志願時是如何考慮的？
崔愷：當時高考是考前報志願，我想報清華建築系，但當年清華建築學專業沒有招生，我就報了清華物理專業。第二志願報的是天津大學建築系。
考完回家，我和大院裡的孩子們互相對題，發現有一道數學題我套錯了公式。因為這道題，我沒有去成清華。這是挺有意思的一個轉折，因為我內心不是特別喜歡物理專業，只是希望上最好的高校。
但是上了天津大學，由此走到建築師這條路上來，是一種緣分，也是我的幸運。
談大學生活：老師親自畫講義，師生結下深厚友誼
新京報：你入學時，大學校園的環境和教學條件是什麼樣的？
崔愷：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天津也是重災區，天津大學的操場上搭滿了市民的抗震棚。我們沒有操場，在學校的小馬路上體育課。但是教學樓的條件挺好的，我所在的校區是上世紀50年代建校，是徐中老先生帶著許多青年教師設計的，建築很有特色，一直被保護和使用得很好。
在我們77級學生入校之前，已經有1975年和1976年兩屆工農兵選拔大學生，教學樓一直處於使用狀態。我們77級是考試進來的，老師們對我們給予了更多的期望和關注，授課非常用心。那時，我們能看到的國外資料很少，也沒有影印機，老師用鋼筆畫了很多講義、資料和範圖，編輯成冊，印成油印本給我們看。能遇到這些老師是我們的榮幸，老師們的傾心付出讓我們倍加感動。
在天津大學讀書期間的崔愷。受訪者供圖
我們需要畫大圖，每個人面前不是小書桌，而是大圖桌。我們班有34個學生，教室裡共有五六排大圖桌，上設計課時，每一排有一個老師，每個老師負責6個學生，所以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流互動非常多，他們給學生講設計的道理，畫圖的技巧，還上手改圖，讓我們很欽佩，師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諸如彭一剛先生、童鶴齡先生、張文忠先生等等許多老師，水平都很高，在全國建築教師中都是很優秀的。我們作為學生真幸運！
新京報：學建築專業，你的大學時光是如何度過的？
崔愷：大學期間，我們的學習風氣特別好，大家都很珍惜時間，每天“三點一線”——宿舍、食堂、教室或圖書館，晚上教室裡燈火通明，同學們常常熬夜畫圖，每天的時間都排得滿滿的。
我們班大部分同學是天津人，週末回家。我們幾個外地的同學留在學校，經常出去逛街。因為對建築專業來講，觀察城市是很重要的。天津的五大道、解放橋、海河沿線，我都觀察和學習過，這對理解城市和建築很重要。甚至在今天，那些城市空間的記憶對我們做城市設計都有很大啟發。
我不是“死讀書”的人，週末操場上有露天電影，我很喜歡看。業餘時間，我們還去水上公園寫生。老師說，建築學專業的學生應該多才多藝，我的同學中有畫油畫的、寫書法、搞篆刻的，其中不乏高手。
讀本科的最後一年，《建築師》雜誌組織了第一屆全國大學生設計競賽，我和另外三位同學聯合做方案，獲得一等獎，此外，天津大學還獲得了好幾個獎項，當時老師們也特別高興。後來，天大獲獎似乎成了規律，逢單是設計獎最多，逢雙論文獎最多，好多年都保持著優勢，說明天大老師教得好，學生也努力。
新京報：你研究生畢業後，為何沒有留校任教？而是選擇去設計院？
崔愷：改革開放後，國家建設需要高學歷的人才。臨近研究生畢業時，很多單位非常需要我們。後來聽老師說，清華大學到天津大學攬才，希望我去教書，因為他們尤其想要插過隊、有社會經驗的人。我的母校天津大學也動員我留校充實師資隊伍。
但是我當時一腔熱情想去設計院工作，用所學的知識參與到祖國的建設中去。當時曾經指導過我的沈老師已經調到建設部建築設計院了，我去她的辦公室參觀，看到設計院正在設計北京圖書館新館（現國家圖書館），那些又大又漂亮的效果圖深深吸引了我，我當時還看到了一些援外專案的設計方案，心生羨慕。所以下決心要“實戰”去當建築師，不想呆在校園裡“坐而論道”了。後來，聽說建設部建築設計院的劉世瑾老院長和石學海老總親自到學校來要畢業生，使我如願以償。
新京報：對於即將高考的學子，你對他們有何建議？
崔愷：這些年，我其實一直沒有離開學校建築教育語境。我希望報考建築專業的學生不僅要學好專業，也要向生活學習，因為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他們的筆下。
人物簡介
崔愷，1957年8月13日生於北京。1984年畢業於天津大學建築系，獲碩士學位。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譽院長、總建築師。
新京報記者 張璐
編輯 劉茜賢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