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唯一走完長征的外國人，後來的結局怎麼樣
給紅軍造成巨大損失也走完長征的李德，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共產國際為什麼沒有處罰他？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李德不僅長於“談兵”，而且記憶超強。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出生於德國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瑪寧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建立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1年6月，在上海的牛蘭夫婦被國民黨抓捕。牛蘭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負責人，大名鼎鼎的佐爾格則是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各方極力營救牛蘭夫婦。
潘漢年告訴佐爾格，國民黨辦案人員有收受賄賂的習慣，1929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任弼時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用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再高價請律師辯護，任弼時安然獲釋；惲代英被捕也是同樣，如果不是最後顧順章叛變指認，惲代英已經出獄。
佐爾格得知後，急電莫斯科派專人送兩萬美元到上海，用於打通關節，完成營救。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布勞恩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週後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給佐爾格送錢。選中布勞恩，是因為要穿過東北日軍控制區，且他是德國人，當時德國和日本關西不錯。他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會合後，經大連乘輪船來到上海。
秋天到達上海順利完成任務後，他並未立即返回，因他在這裡遇見了兩個熟人：從蘇聯中山大學畢業的博古，上海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三個老相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既十分興奮，又分外親熱。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準備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
當時王明決定遠走蘇聯，在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選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博古年輕氣盛，熱情奔放，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團中央書記。他說：好，我來就我來！這一年他24歲。
博古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後，因當時中共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示威遊行和集會，也不再是發動城市武裝暴動，而是蘇區軍事鬥爭。但他恰恰不懂軍事。
這時剛好來了個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布勞恩。這一年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
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動身前提出要布勞恩一同去。
布勞恩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並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的艱險。但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
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徵求他意見時，他提出，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覆：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李德到來之時，恰逢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不懂軍事的博古指望這位“洋顧問”能幫助他打贏這場戰爭。
剛來瑞金的李德憑藉超強的記憶力，根據他所看到的有關中央蘇區的材料，在中共高階領導人面前充分展示了能言善辯的本領和善於歸納總結的能力。
當博古準備向他介紹中央蘇區情況時，李德卻反客為主，侃侃而談。他十分詳細地談起中央蘇區和其他幾塊根據地的情況，讓博古、張聞天等人大為吃驚。針對紅軍幾次反圍剿的情況，李德分析道：敵軍幾次圍剿的失敗，並不是其兵力不強，而是他們沒有充分準備，沒有考慮到經濟、政治和地理的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軍事策略不符合有組織的游擊戰的新條件。敵人排成漫長的行列，在大部分是叢山的地區推進，沒有足夠的掩護，更不用說有堡壘了。這樣，就使敵人常常受到突然打擊而找不到反擊目標。又敵人軍事首領之間爭權奪利，缺乏相互支援，從而導致單個乃至整師整團地陷入紅軍包圍之中遭到殲滅。可是，紅軍的這一種戰略，只能是傷敵人的一兩個手指，而不能置其於死地，因此敵人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得以重新對蘇區進行圍剿，而且兵力一次比一次多。
李德說著說著，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他兩手一揮：敵人不是以堡壘戰術來進犯蘇區嗎？那我們就以革命的紅色堡壘對付反革命的白色堡壘，保衛蘇區的每一寸土地！
聽了李德的談話，博古等人連連點頭。在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宣佈：從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紅軍訓練及部隊後勤工作。
在瑞金的“獨立房子”裡掛著幾張地圖，誤差較大，沒有實測過，有的連地名方向都不準。每當李德接到敵我態勢的電報以後，就圍著地圖繞著圈子，一邊不停地吸菸，一邊冥思苦想，拿著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來畫去，用尺子比量著，然後就口述他的意圖，讓伍修權起草電文，轉給負責軍事作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簽發下達執行。李德制定的作戰部署，連哨兵站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一個碉堡配置在什麼地方，他都作了規定。李德的“地圖作業”，使紅軍損失慘重。
黎川和廣昌之戰是李德到蘇區後在博古支援下，指揮紅軍反擊國民黨圍剿的兩次重大戰役。兩戰相繼失敗，使中央蘇區陷入相當不利的境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1935年1月15日，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召開。李德離開了核心領導崗位。
之後李德開始從事文職，擔任其軍事講師和軍校校長，後期之中李德逐漸認識到了自己所犯的錯誤，並堅決支援毛澤東的領導。
李德來蘇區後先後娶了蕭月華和李麗蓮兩任妻子，和蕭月華育有一子“寧寧”。
1939年夏，李德返回蘇聯，結束了他在中國的長達7年的生活。共產國際監委會對李德未進行實質性的處罰，理由是他僅作為顧問。
李德在蘇聯平靜地度過了10餘年。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還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4年8月15日病死。